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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前面
《丹阳一月》包括“接管与接受”是我父亲赵铮在离休以后为党史资料所提供的回忆。赵铮（1915-2010）离休前是上海市对台工作办公室的副主任，1938年于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情报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经过丹阳整训，5月25日作为上海市军管会工作人员进入上海市区，参加了接收伪社会局等接管工作。值此上海解放70周年纪念日，特将这部分回忆文字在老辰光网上发布，作为对前辈的纪念。（赵大砥记于2019年5月27日）
丹阳一月
1949年4月渡江，华东社会部集中了一二千人员准备接管上海，我是其中的一员。我们华东社会部一室是从扬州渡江的，实际上也可以说社会部都在扬州渡江的，因为虽然稍有先后，如梁、扬是同一批先过去，李副部长是率队从济南出发后过江的，我们扬州站接待头批并随同过了江。后批好像我没有看到，因我已先走了。确切日期我没有书面纪录，但记得当时部队尚未全渡过去，我们乘的是小轮船，上岸后跑步到火车站，因蒋匪飞机不断骚扰。记得车站上看见赵行志同志背一支卡宾枪在指挥行动，我们都站队等待上车，没有任务。不多时到了丹阳，下车就奔往指定的郊区农村住下，村名已忘记（茅家巷？），只记得是在城东面。国民党飞机这时已不大在我们头上骚扰了。 在丹阳约住了一个月，记得这样几件事：1.华东局组织部在城外，市区有个招待所，附近社会部也有个接待处，由何荦同志驻守。有一天我去联系什么事，在那里遇到中开，他说是与桂苍凌（杜宣）二人同行赶到的。何荦马上向组织部提出，把他调来乡下，归到社会部队伍里来。他告诉我从香港乘船与民主人士同到北平，原定留在卫生系统工作，后因南下干部人数不足，组织上突然决定南下。2. 中开在丹阳遇见胡均鹤在街上行走，他大吃一惊，马上打报告给招待所领导转华东局领导。但过一天得到答复说已经知道了。刘晓同志表扬他报告及时。谁知几年后成了“潘扬案件”一大问题呢。3. 在乡下学习入城政策，一天扬帆副部长找我问有没有可给市军管会当办公文的秘书人才和通英文的当翻译的秘书人才？我一想有沈北乐是参加过“高等文官考试”的、武汉同志是上海圣约翰大学出身，可以胜任。在得到周林同志认可后，他们二人马上从我们这里背上背包就去报到了。战时的工作效率真高，一点不拖泥带水。 还有，扬帆同志传达：由我负责一个小组，进上海后去接收国民党市府的伪社会局。这是命令，只许服从，不准还价。因为社会部一室进上海后将全部去接管伪特务系统的所有机构，社会局虽然名义上是市政府的行政机关，其负责人却是CC系统骨干，甚至是中统特务分子，故接收后必须打烂，重建我们的劳动局、工商局及合作总社等等。预定担任合作总社工作的黄大明同志等来我处参加接收小组，我就请黄大明与我共同负责小组工作。扬说其他人不肯来，接收下来交代后我们社会部的干部就回公安局，继续接管伪特务系统的“企业”。这里不同的是有个叫“接收”，有个叫“接管”，社会局接而不管，特务“企业”则接下来还要管起来。 决定一室即情报部干部全部参加接管伪特务机构。因为听起来是蛮吓人的，所以伪上海市政府社会局没有人愿意去接管，事实上是我们的政府机构没有社会局。虽然工商局、合作社、劳动局将要在其废墟上重建，可是许涤新、马纯古他们都不肯去接收，于是领导决定由军管会公安部接收，接收下来交给许、马、黄大明等，分别重建工商、劳动等局、社。扬帆承担下这份工作，他找我交待任务，还说是刘晓同志的意见，命我去接收，接下来随即交给许、马等同志。我唯命是从，因我曾直接和特务打过交道，义不容辞也。 现在回忆在淮阴时，孙量才同志对联络部的工作有过看法，他认为将来要受审查的。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我们没有想到会酿成一个大冤案来。北撤后与孙分手，解放后听说他在徐州工作，但从未通过信息。他是苏北人（涟水、沭阳？），“土包子”，做人事工作，应该承认他比我政治水平高、嗅觉灵敏。 什么时候从丹阳出发走向上海的？这本不成问题，但由于半个世纪以来几乎没想过，所以有不同的说法出现，我也吃不准。现在我回想应是4月21日渡江，5月24日晚间从丹阳乘火车出发，25日早晨在南翔洗脸漱口，25日晚间乘大客车进入市区，在交通大学体育馆蓆地而卧。26日无米下锅，王革非向学生会借粮做饭。27日分别出发，用军管会军代表名义去各自事先决定的目标去接收。当时每人发了一些人民币，但与旧币的兑换率未定，不许在正式公布前使用。交大门口有食品摊，也不许买。 白天要防空，所以习惯晚间行动。 25日晚间，乘人民保安的大客车过曹家渡苏州河时，上到桥头才发现桥断了，有惊无险。当晚奉命陪周林、扬帆去三井花园（今瑞金宾馆），向政治部主任唐亮报到。 27日全面接管，有案可查不赘。 这个日期问题关系不大，但常常看到不同说法，引起我的困惑。现在写下来，除非有错，就不会伤脑筋了。
接收与接管
看了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2月出版的《接管上海》一书第357页“（四）工商处接管国民党社会局经济行政部门及合作社系统所属单位”部分的“工商处关于接管工作的初步总结”（见附件1）一文后，说明其中的几点： 其一，“在伪社会局部分的接管工作上，是以公安局赵铮同志为首，工商、农林、民政、劳工为辅，组成接收小组，由赵负责进行接管。在合作社部分，则由我处派员直接接管”。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接收小组” 在上文中已提到，是在丹阳组成的；财经大队黄大明同志带几位同志来和我们小组一同行动，其中有无工商、农林、民政、劳工的工作人员我不清楚，只知黄是搞合作的，和他同来的人也是搞合作的。我是小组长，所以说“为首”也可以。那是因为他们把伪社会局和特务机构等同起来，不愿沾这个边；大概也设想或许敌人会有潜伏分子，甚至破坏、抵抗等，所以要我“为首”。回忆当时领导怎么对我交代的，但我思想上确也作了充分准备，并与组内准备回公安局工作的同志们研讨过。当然，实际上当时很少发生意外事故，其他市级机关基本也都是顺利接收的。接收，是指接收蒋介石政府的伪上海市社会局，接下来后交给工商局和劳动局、合作社等，带了一点有关资料回市公安局了，就算任务完成。 其二，当时是从交通大学住地出发，真奔该局。按规定在“约法八章”等军管会布告上，接管专员下填上我的名字公开张贴，然后召集全体人员开大会讲话。记得我讲话之后又请黄大明补充讲话。后来我接管的特务企业如京华化工厂、德昌烟厂，都是采用这一形式，不过都宣布一位“联络员”，如沈浩、花国华等同志。在接收后具体由他们负责督促办事。 
赵铮同志解放初期摄于上海
其三，我们着重接收文件，特别是与公安有关的文件，发现后就拿回公安局社会处研究处理。伪社会局的一部分如伪“工福会”等文件，我看过后就请沈浩交给社会处。沈浩后来到政保处工作大概与此有关。 其四，其实伪市社会局有一名副局长李剑华是地下党员，当时未联系上，他在我们“进城前”去了杭州，如联系上就更有利于接管了。 其五，伪社会局接收后，我曾到军管会参加一次汇报会，会上陈毅市长在我发言后问李士英局长，李将我的情况向市长说了。陈老总并未找我谈话，大概对社会局的接收还满意。 其六，文中说我们对“管”的方面“注意得太少”。确实如此，不是“少”而是根本不考虑。接收后交代给他们，我就率同去的原社会部的同志回公安局了。我记得是住在建德路，后来办托儿所的房子里。在那里曾“请”来马正信同志的亲戚、一对老夫妇“军统”分子，命他们提供情报，交代问题后，根据政策命他们回家听候处理。以后由政保处如何处理的，我就不了解了。 其七，文中还说“公安部赵铮同志对于接收下来的车子，借了一部给文教处”，以及“自己拿去两辆和190加仑汽油”云云。大概差不多，文教处负责人是夏衍同志，伪教育局原来也在那栋楼内，车子当时我们分不清，无所谓“借给文教处”，干脆就是给文教处用了。至于“拿去”的车子和汽油，我们用了后就交给社会部，一定统一管理了。都是工作需要。公安局社会处全都住在接收与特务有关的房子里，人都跑了，没有车可用，而工作中没车又不行，例如我们请两个老军统夫妇来写材料，花国华抓古太初中统站长，没车怎么办？后来用完交给市局汽车队统一管理，没有送还原车主伪社会局而已。老三反运动中都查过了。 问题是我们只接不管，写文史资料的人有意见是他们不了解当初任务分配的情况。所以我认为写这些文史资料的人大概是留用人员，负责干部们自己不动手，甚至写出来也不看，敷衍交帐，于是闹了笑话。 其八，黄大明在市政协文史资料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接管社会局经过》的文章（见附件2），说“具体接管工作由赵铮和财经系统的黄大明两人负责，赵主要接管政治方面的档案，黄分管行政业务部门”。他记得是五月二十六日午后，由丹阳出发，晚上到达真如。错了，不是真如而是南翔。当晚由南翔乘地下党派来的大客车到交通大学住下。我记得车开到曹家渡长寿路上桥时，才发现木桥已被破坏中断，幸驾驶员谨慎、车速低，退下另找路过了苏州河。当晚，我又陪扬帆、周林两同志乘大客车到瑞金路“三井花园”去向唐亮同志报到。 
与周林、沈北乐同志合影。周林同志解放初为上海市政府秘书长、军管会副秘书长。
其九，蔡北华、杨延修两同志也在文史资料上发表一篇《一场严重的政治经济斗争》——接管上海市旧社会局的回忆的文章（见附件3），说法大致相同，但接管的日期说是“五月二十八日，市军管会代表赵铮同志接管了上海市旧社会局”。恐怕还是黄说的准，是五月二十七日。他们二位认为“众所周知，旧社会局的前身比较复杂，”复杂是客观存在，事实是复杂也无法回避。 如今人都老了，蔡已去世，黄现在已因“青光眼”疾而失明，有机会当去访问他一次。杨也早不工作了。至于李剑华同志，解放初一直未联系，当整理潘汉年史料时，才到他家去访问过，才知道他夫人是关露的妹妹。李生前1983年自费出过一本《晚晴诗稿》诗集，曾送给我一本，是直排本。 下面谈谈接管。 接管，是指接收下来的特务企业还要管起来。 上海解放初期，在接收伪市社会局的同时，我们要把特务企业管起来。为了统一口径，我曾向刘少文（兼军管会工业处处长）同志请示，他笑笑说，你知道我不是搞工业的，你们自己搞吧（大意）。曾山同志也指示公安局自己用接管并经营的企业来解决特别费的问题。于是党组决定成立一个“生产委员会”，负责经营接管的特务企业，扬帆副局长兼社会处长又增加一条任务，即同时收集有关特务的情报。 为了便于经营，在南京路设亚东公司，由袁信之当总经理，统管企业。亚东公开对外代替内部的生产委员会，高平调来上海后，由高平协同搞“生委会”，但他未在亚东公司兼职。高平是大连工委成员，袁信之是中和公司在日照时派来上海的负责人，我继续用事业科科长名义时，袁、高都是副科长。1950年我担任供给处长时，他们两人仍继续负责“生委会”。“老三反”后所有企业都交给市财委，但以袁为首的干部调到劳改处，高平调到政保处。现在想得起来的企业有：德昌烟厂、京华化工厂、被服厂、印刷厂、汽车修造厂（主要是修理，由于某些零件当时买不到就自己制造，企图今后自己能装配汽车，故名修造厂）、上海灯泡厂、上海旅店（后交给华东局组织部改作招待所，闵行路？）、上海酒店（江宁路）、某虹口餐馆、盐公司、估衣店（即旧服装店）、照相材料行、锦江饭店、大沪饭店（后改作市局招待所）等。这些企事业都在三反后分别交给机关事务管理局、市财委，他们不要的随袁信之一同交给劳改处就算结束了。这项结束工作是杨光池副局长要袁、高办的，我于1954年调到市计划委员会当劳动工资计划处处长。 其实那不是调动工作，而是尚未公开的“潘扬案件的株连措施”。许建国、黄赤波二位局长副局长认为我再留在公安局不适宜而处置的，因为我根据调令找市计委时，计委还未成立。 至此，我终于完全离开了党的社会部系统，前后共计九年。穿制服（军装或警服）带短枪，有时根据情况也穿便衣，如到前方考察交通以及在大连苏军解放的特别行政区只能便衣行动，甚至胡须留了不剃，以致老百姓称我“老太爷”，想来不免可笑。 根据地下党的嘱咐，我从上海到苏北时，带了一点钱，准备做出去到华北或东北的路费。结果留下来未再去白区，这点钱就够我补贴零用的了。 关于钱这个东西，我有钱庄、银行的经验，知道它能够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我自订原则是：在白区时根据工作需要的“量出为入”；在解放后的生活则是“量入为出”。这不用解释谁都理解，重要的是能否坚持罢了。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