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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

时间:2019-05-09来源:原创 作者: 钱虹: 点击:
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今年恰逢五四运动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回顾历史,继往开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月19日,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100年前,中国大地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这是20世纪中国现代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今年恰逢五四运动10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刻,回顾历史,继往开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4月19日,习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对五四精神时代价值的研究,深入揭示新时代发扬五四精神的意义和要求。要加强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的研究,深刻揭示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深远影响。
我今天发言的题目是:《五四精神与中国现代文学》,讲讲五四新文学对于开启民智的启蒙作用。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以1915年9月在上海创刊的《青年杂志》(从第2期开始更名为《新青年》)为开端的。可以说,没有五四新文化、新思想的传播就不会有1919年的五四运动。《青年杂志》发刊词叫《敬告青年》。主编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曰: “予涕泣陈词者,惟嘱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勾勒出有关“新文化”的憧憬,提出“六大原则” ,成为号召思想革新的宣言书。”尤其是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后迁京,并从1918年起改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轮流编辑,形成了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思想文化战线,使得《新青年》成为当时知识青年必读的“圣经”,它有力地启发了中国青年和民众的思想觉悟,这才有了1919年因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而引发的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五四爱国运动。



再说说五四文学革命和现代小说等对于五四运动的启蒙作用。1917年1月,留美博士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从“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的进化论角度出发,认为文言文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已经丧失活力,中国文学要适应现代社会,就必须进行语体革新,废文言而倡白话,他针对古诗文的陈腐俗套提出了“八不主义”,如不用典故、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等等。文学变革进化常常是以语言和形式的变革为突破口,因此,文白之争在当时已成为新旧文学之争的焦点之一。胡适的文章适逢其时。紧接着,在同年2月号《新青年》上,陈独秀发表了措辞强烈的《文学革命论》,他在文中提出“三大主义”作为“文学革命”的征战目标,他从启蒙的角度抨击旧文学与“阿谀夸张、虚伪迂阔之国民性”互为因果,主张以“革新文学”作为革新政治、改造社会之途。
胡、陈关于 “文学革命”的主张提出后,得到钱玄同、刘半农的响应。钱玄同是著名语言学家、文字学家,科学家钱三强之父,他在写给《新青年》的信中从语言文字进化的角度说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并且,作为《新青年》编委之一的钱玄同,他有着绍兴人的执着和坚韧,几次三番亲自到宣武门外绍兴会馆约请同乡周树人为《新青年》赐稿。周树人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交给他,这篇小说发表在1918年《新青年》5月号上,署名“鲁迅”。从此,才有了中国文学史上的鲁迅。这篇小说被称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之作”,不仅在形式上是典型的白话小说,而且“以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鲁迅语)。为什么会“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因为《狂人日记》以日记体小说的文学形式,形象而又深刻地揭露了千百年来一向被中国人视为行为准则和规范的封建礼教和仁义道德所掩盖的社会本质和历史真相——“吃人”。“吃人”无疑是一种象征和隐喻,即封建家族制度及其礼教道德对人不仅从肉体上加以迫害,更在于精神上的蹂躏、心理上的戕害。尤其是《狂人日记》的结尾,鲁迅通过狂人之口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呐喊,令人震撼。很快,1919年就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鲁迅用现代小说、用文学之笔对中国青年和民众进行了思想启蒙,启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经过鲁迅等五四文学巨匠们的共同努力,五四新文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实绩”,一大批新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1920年,当时的北洋政府教育部通令全国的中小学采用白话文教学,白话文学终于取代文言文,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语言。五四文学革命的巨大成功,使得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一代代中国青年在文字书写、思想表达等方面获得了解放。



在《狂人日记》问世60年后,1977年10月,作家刘心武在小说《班主任》的结尾,又一次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孩子!”的呐喊,1978年8月,青年作家卢新华发表了小说《伤痕》,一扫“瞒骗欺”和“假大空”的文风,开启了控诉“文革”烙在人们肉体上、心灵上和精神上种种“伤痕”的文学思潮,他们继承了鲁迅先生“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的社会责任感,对于恢复中国文学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传统,立下了汗马功劳。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继承自“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关注社会、反映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和启蒙主义传统,这也是发扬五四精神的应有之义。                                  
      2019/5/4于上海。



(编者说明:本文作者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 ,此文乃钱虹教授在颐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与东方文化促进会共同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

附:作者钱虹简介:笔名金巩。女。南京市人。民盟成员。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后在该校获文学硕士、文学博士学位。1969年赴江苏生产建设兵团务农,1970年返城当工人。大学毕业后留校,历任图书馆助理馆员、中文系助教、讲师、副教授,2002年调同济大学任文法学院副教授、教授。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200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女人·女权·女性文学——中华女性的文学世界》、《缪斯的魅力》,与他人合著《香港文学史》、《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自学辅导》、《台港文学名家名作鉴赏》,编著《庐隐选集》(上、下)、《庐隐集外集》、《庐隐散文选集》、《香港女作家婚恋小说选》等。作品曾获1999、2005年首届和第三届龙文化金奖,1991年全国妇女儿童优秀读物奖,另有多部作品获省市级奖项。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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