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识苏智良教授的时间不算长，但神交已久。三年多前，在市政协文史委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他刚巧坐在我的身边，言谈间明白我们还是校友，于是彼此相识了。苏智良儒雅而自信，他告诉我“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亚洲战争中推行的军事性奴隶制度，惨不忍睹。一些良家女子在遭受日军长期蹂躏后，丧失了生育功能；受传统女性贞操观念影响，还被人歧视。她们大多生活在乡村，没有后代，又丧失了劳动力，生活境遇极其凄凉。“作为一个男人，听到她们的情形我都会流眼泪。”他的这句话一直回响在我的心里。

我曾询问苏智良怎么会研究起“慰安妇”这一让人感到压抑而沉重的课题，他说，1992年在东京霞关，他亲眼目睹韩国“慰安妇”幸存者抗议游行，要求日本政府道歉和赔偿，这让他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也有“慰安妇”，但很少有人研究——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其真相应让世人知道。热血喷涌的苏教授立志要为我国的“慰安妇”讨个说法。

作为严谨的学者，苏智良非常重视证据收集，他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调查工作。从东瀛到上海，从白山黑水到黄土高原，从冰封北国到炎热海南，他像苦行僧一样，跑遍了大半个中国；遍阅相关日伪档案、日军老兵回忆、战时报刊等资料；采集证人证言、搜集资料、寻找幸存者。

苏教授说，他在与日本学者交流时得知，上海是日军最早设立慰安所的城市。他辗转于东京各大图书馆查找有关“慰安妇”的第一手资料，最终在战时文献中发现了一张注明为“上海杨家宅慰安所，1938年1月建立，日

本上海派遣军东兵站司令部管理”的照片。回沪后，他骑着自行车奔走于上海市区的大街小巷，寻觅日军慰安所遗迹。酷暑，柏油路被晒得滚烫，有些地方柏油都熔化了，他的鞋底、自行车轮胎都粘着柏油。一个暑假下来，人晒得黝黑黝黑的，几经周折，他终于发现了上海166个日军慰安所的分布图。

不久前，我到苏教授府上拜访，与他探讨“慰安妇”问题，有幸见到其夫人陈丽菲教授，没想到她竟然是我诸暨老乡。她开始并不太支持苏教授选择的这个研究课题，后来翻译一份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调查，内容正是“慰安妇”问题。她的态度开始转变。她常跟苏智良一起去探寻采访，搜集资料乃至研究，在帮先生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知道了自己生活的上海，曾经有这么多的慰安所。她与那些战争受害者一同哭过，还尽力资助她们。苏智良教授不无感激地说，他的那些书浸润着夫人的心血。

随着日本修宪的非和平主义思潮兴起，否认战争罪责的国家路线显露，能否正确认识并彻底批判“慰安妇”制度，已成为亚洲甚至世界各国与日本在战争责任问题上角力的焦点。以苏智良为代表的中国学者与韩国学者提出，联合把“慰安妇”文献与调查资料共同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以期抢救史料、反思历史。“慰安妇”是世界妇女史上空前的、最为惨痛的被奴役历史记录，铁证如山，绕不开，抹不掉，全面调查剖析“慰安妇”问题，对人类文明史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而苏智良教授义不容辞地选择此课题进行研究，就是要让世界记住这段不堪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