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力量：上海文化人，铮铮铁骨奏响壮烈之歌

永嘉路371号，是当年南国戏剧学院和南国社的旧址

　　上海市永嘉路371号至381号，是1928年田汉建立南国戏剧社的旧址。这些连续单号，是假三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建筑，形成一个独立院落。现在，沿街的一溜已经统统改成了小餐馆，院里还住着人家。

　　这是一个炎热的中午，服务生穿过门廊，把盘子堆放在露天水池里。几米开外，就是田汉当年居住的371号底楼。偶能听见里面传出老人的咳嗽声，隔壁的邻居看见寻访来客，就指指371号，要他再多说些，也就只能摇摇手了。80多年前，田汉和他的“南国社”，就在这几栋楼里，逐渐将“优雅而精致的抒情”，转为“粗野而壮烈的蹄声”。

　　20世纪30年代初粉碎苟安希望的愤怒吼声

　　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文化界，各种思潮、流派争相辉映。但自“九一八”、“一二八”起，反抗侵略、民族救亡已成为其中重要一笔。

　　1932年1月28日，巴金搭沪宁快车从南京返回上海。火车行驶到丹阳站不能再前行了，日本军队在上海发起了进攻。返回南京后，巴金听别人讲述上海遭到日寇蹂躏的情景，使他热血沸腾，但又深深感到自己的软弱和无力。

　　当时巴金还不知道，位于上海宝光里14号的寓所已被炸成废墟，一条马路的商务印书馆被彻底炸毁，他的《新生》稿本荡然无存。　

　　1933年，巴金在上海写作

　　上海战事尚在进行的时候，巴金就把一腔爱国热情融化在写作中，他改变了原来的构思，把《海的梦》写成抗日题材。

　　对于田汉来说，1930年至1937年，是他创作力最旺盛、高产的时期。这一时期，他的作品几乎全是“社会剧”。告别“南国”，投身左翼的田汉，尝试用戏剧为武器宣传革命，鼓舞民族斗志。若用戏曲反映现实斗争生活不便，他就写历史兴亡之事。　　

　　田汉

　　《新雁门关》是13场的京剧，写胡军向中华大地进攻，攻雁门关不下，汉奸张国华献计，让两名守将自相残杀，趁乱夺关。田汉写这出剧的题旨，即是“大敌当前，团结为重，谨防汉奸生事”。

　　1933年的《民族生存》写一群逃难避灾者无处逃循，在“一二八”炮火粉碎了苟安希望后的愤怒吼声。

　　1935年在南京推出的话剧《械斗》，其主题仍是号召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械斗之歌》唱到：同胞们，快停止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快停止一切的私斗，来雪我们中华民族的公仇！

　　1934年的《风云儿女》，是田汉这一时期表现民众抗日热情的电影剧本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了。塑造出抗日画家梁质夫、诗人辛白华等鲜明形象。影片中，由聂耳谱曲、田汉作词的歌曲，便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田汉后来回忆说：“这支歌是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故事里，而是另一张纸包香烟的锡纸上……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

　　抗战爆发！上海文人搁置争论共同对外

　　1936年起，随着抗日斗争局势紧迫、人民斗争情绪强烈，上海文化界的动向正式朝着抗日统一战线的方向发展。在鲁迅发表《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等公开信后，左联作家之间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也一时沉寂，注意力转移到抵御外辱的实质内容上来了。

　　1936年6月7日，上海成立的“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在全民族一致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同月15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协会”也表示:“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上的一切争取民主自由的斗士热烈地握手。”

　　1936年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郑伯奇、巴金、傅东华、王统照等21人联合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也指出：“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大敌当前，上海文化人团结起来了。曾自嘲“横站”的鲁迅，与鲁迅打过笔仗，被讽为“四条汉子”的田汉、夏衍等文人，共同转身，对抗外敌。　　

　　茅盾、冯雪峰、巴金等人创办的《呐喊》，第三期更名为《烽火》

　　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许多文人感受到原有的文化团体和刊物已不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纷纷开始筹划新的组织和刊物。巴金说：“现在许多文学刊物决定停刊，可能出现一种反常现象，抗战开始了，但文艺阵地却反而变成一片空白。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不能让他出现，否则我们这些人一定会被后人唾骂的。”

　　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了《救亡日报》，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主编，巴金是编委之一。邹韬奋创办了《抗战》三日刊。茅盾、冯雪峰、巴金等人办了刊物《呐喊》，第三期改名为《烽火》。

　　茅盾作为《呐喊》主编，在创刊献词《站上各自的岗位》中写道：“中华民族开始怒吼了！中华民族的每一个儿女赶快从容不迫地站上各自的岗位罢！向前看！这有炮火，有血，有苦痛，有人类毁灭人类的悲剧；但在这炮火，这血，这苦痛，这悲剧之中，就有光明和快乐产生，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

　　陆诒等新闻记者专程赶到卢沟桥进行采访，钱杏邨、楼适夷、丁玲等，在炮火纷飞的战地写出了一篇篇通讯报道和战地速写，一些电影工作者也到前线，冒着生命危险进行实地拍摄，真实地记录下中国军民抗战的场面。　　

　　左联发起人之一郁达夫也挺身而出，以自己的一支笔，号召民众抗战。他提出只要“持久抗战”，则“区区倭寇何难一鼓荡平”。在47天内，发表作品达20篇。7月27日，郁达夫去上海迎接自日本回国抗战的郭沫若，恰逢“八·一三”事变，目睹日本侵略者暴行，并由此撰写了报告文学作品《全面抗战的线后》发表在《闽政公余合刊》“战地写真”专栏。

　　文中写道：“自七月七日夜，卢沟桥日军来袭，八月十三晨，上海日水兵炮击我保安队后，数十年来之宿怨，四万万人之积愤，一旦爆发，立时演成了我中华民族全面抗战之悲壮剧。我们虽是弱国，但我们绝不是甘为奴隶的劣等民族……”　　

　　张乐平和叶浅予

　　上海作为中国漫画大本营，也率先行动起来，组成抗日漫画宣传队，誓言要进行一场“殊死的漫画战”。在叶浅予、张乐平带领下，漫画家们先后到南京、镇江、武汉、长沙、上饶、台儿庄、桂林、重庆和东南战区广大地域。所到之处，画大牌、办展览，常常冒着敌机的疯狂轰炸，从事宣传。他们还通过国际组织，把漫画送到国外，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战壮举。漫画宣传队到武汉后，创办了《抗战漫画》半月刊。发表了大量极富战斗力的作品。刊物及时担负起领导全国抗战漫画运动的历史责任。由于该刊是当时唯一的全国性美术刊物，在整个美术界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田汉的《卢沟桥》，也在七七事变后迅速写就了。这是一部“活报式”的宣传鼓动剧，是纯粹“粗野而壮烈的蹄声”。从“七七”事变到“八一三”这段时间，是上海文化人最为亢奋的时期，虽然时间短暂，但他们誓死抗战的决心和踊跃参战的热情则表现得淋漓尽致。沦陷之后，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文化人们，大部分离开上海，辗转内地，也有小部分隐居孤岛之内，他们流汗流血，继续同侵略者抗争，还有人献出了宝贵生命。

　　沦陷初，巴金离开上海，后又隐居回上海租界。他回忆：“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

　　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居然在孤岛上强为欢笑地度过了这些苦闷的日子，我想不到我还有勇气压下一切阴郁的思想续写我这部小说。我好几次烦躁地丢开笔，想马上到别处去……然而我还有眼泪，还有愤怒，还有希望，还有信仰，我还能够看，我还能够听，我还能够说话，我还能够跟这里的三百万人同样地感受一切。”

　　再次被迫离开上海时，巴金感叹：“本来我想在上海把《火》第一部写出来，可是那个时期在上海租界里敌伪的魔爪正在四处伸展，外面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之一就是日军要进租界进行大搜查……我不能错过时机，不能延期动身，只好带着刚写成的《火》的残稿离开孤岛，在驶向南方的海轮上，我还暗暗地吟诵着诗人海涅《夜思》中的诗句：祖国永不会灭亡。”　　

　　梅兰芳回到上海，蓄须明志

　　田汉则辗转于长沙、昆明、重庆等地，他几乎彻底化身为宣传鼓动家，为宣传抗战、送戏入伍鼓与呼。创作了一批戏曲剧本和话剧本。戏曲剧本有《岳飞》、《武松》、《新儿女英雄传》等，话剧则有《再会吧，香港》、《黄金时代》，还有一部《长沙大捷》的电影剧本。1937年底在武汉，他起草了《中华戏剧界抗敌协会成立宣言》，在长沙，他20天就办起一张报纸——《抗战日报》。

　　上海全面沦陷后，日本宪兵先后逮捕过鲁迅夫人许广平，著名文化人夏丏尊、朱维基、柯灵，倍受残害。但他们都以威武不屈的浩然正气，表现出与民族共存亡的坚定信念。

　　日伪曾试图逼历史学家吕思勉为他们服务，被吕思勉坚决抵制。京剧大师梅兰芳于1942年7月从香港回到上海后，闭门谢客，息隐家园，而且蓄须明志，罢歌罢舞。汉奸亲至梅宅，软硬兼施，逼他出来登台为日伪军演出，梅兰芳丝毫不为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