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挺身而出 拼死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9-110页）。 几乎同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政府和执委会主席。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泽东，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楷为反革命。刘少奇持异议：“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8页）”，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参见刘少奇《关于过去白区工作给中央的一封信》（1937年3月4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 长飙风中自往来，父亲领导发动工人上战场阵地，成为支持十九路军的主力，又组织起“上海义勇军（义勇军刚在满洲出现。正是此时，田汉参加上海义勇军，加入共产党；《义勇军进行曲》是他在1934年为电影《风云儿女》作的词，1935年聂耳谱曲）”、抵制日货、搞得有声有色，各方声援。为救济日本企业罢工的工人和家属，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团结群众，扩大影响，宋庆龄首捐2000银圆带动各界支持。临时中央却“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7页）”，严厉斥责“米袋子主义”、太没有工人阶级骨气，命令撤摊退款，决不能吃嗟来之食。刘少奇愤然顶住，坦荡处之。 显然，这本为“十四年抗战”早期国难当头时，我党对民族、对国家的重大贡献，更是“低潮”中，我党肩负起责任，发动起社会各界参与救亡，并发展了自己的空前大运动（以上多处可查：《刘少奇军事画传》，贵州出版集团2009年10月第1版，第24-27页）。马克思就曾高呼：“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打纲领”！ 然而，3月14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康生、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却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全国总工会）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领导方式”，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职务”，就此撤了刘少奇的职工部长，并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父亲被迫检讨，不停抗争。因无人会搞工运，中央也“不敢开除”刘（刘少奇：《同朱理治的谈话》，1964年10月4日），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职工部”，并入全国总工会（《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62-167页）。 从1928年初到此时，刘少奇几乎动辄得咎。他后来尖锐地激辩：“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我们党的组织“弄到塌台的”，不把“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是不止的”（《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24页）。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主观武断，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错误”，也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职务，回家“养病”（毛泽东语）。 情与貌、略相似，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白区”与“红区”的路线分歧，都直接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 由于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保卫和情报工作）、向忠发（中央政治局主席）、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运的全总党团书记）相继被捕叛变，组织遭到巨损，血雨腥风扑面，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陆续分散转移苏区，对“白区”的领导几乎全断了。连续五年的“左”倾路线，最终闹到全国白区党组织瘫痪殆尽。呜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