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1929年2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报告：“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23页）”父亲回上海工作数月，6月又被派往满洲省委任书记。 按说，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容易忘乎所以，而我党却反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革命遭遇逆境，应该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灭敌人，而我党倒过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这在国际共运中，实属罕见。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东北（今东三省及内蒙东三盟等）九省广大地区的工作，本就基础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坏，仅百余名党员。刘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第31页）”。 父亲刚到奉天（沈阳）不久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关押十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身闪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凶险。 插句题外话：这次经历，与1925年（国共合作时）父亲在长沙被军阀扣押、1927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刘少奇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40年后，却被污蔑构陷为“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为颠倒黑白之典型载入青史。 回到当年的东北，张学良没收了中东铁路，为此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并惨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拥护苏联，抗议张学良，不能没收苏联的铁路，要举行大罢工。可是，抗议中国人没收中国境内的铁路,在群众中很难做工作。刘少奇就把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发动工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失业、争得“花红”集体怠工抗议，取得成功并保全自身。当时，无论在满洲还是全国，这都是工运中少见的胜利。恰当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同时，满洲省委“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举起抗日救国旗帜来凝聚民心，感化张学良及其军队。父亲派杨一辰联系，1929年11月9日，我党领导在哈尔滨成功组织了以学生为先锋、各界参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传了群众，得到广泛认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发展了组织（《中共满洲省委史话》，刘秀华、张旭东，沈阳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81页）。这在 “白区”还是空前的。亦可谓，“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旗帜卷起、抓枪没变。刘少奇在满洲省委成立军委并亲自主持，开展兵运、秘密武装（《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1-103页）。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赵尚志是他要来的，杨靖宇是他指派的，并送他们去学习，“效果作用比较大”。杨靖宇任抚顺区委书记，以前在河南搞兵运暴动，没在白区工作过，父亲交代，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兵运”，这你在行。同时还派遣多名中共党员进讲武堂、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中共满洲省委史话》，刘秀华、张旭东，沈阳出版社，2013年12月版，第81页）。 需要强调，以上的成绩是在父亲“光荣脱险”后，我党极其弱小、内外极端复杂、环境极度凶险时取得的。仅仅9个月里，在“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之地“垦荒”，已经收获颇丰了。 然而，正当需要乘势而上力争再展之时，中央接连催促父亲回上海。党中央主要领导一见就劈面斥责：“错得该死，该打五百板子……中东路争斗（指“拥护苏联”罢工）可耻的失败，是……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就撤了刘少奇在满洲的职务（《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41页）。“中东路争斗失败”另有原因（主要领导变节），但刘少奇确实是“拒绝中央的（冒险、关门）路线”，灵活变通利则行、“不合于利而止”：“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45年）。后看，他确实又对了。 父亲走后不久，满洲省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成败判明是非。 令人庆幸的，刘少奇打下的基础没有白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建立，正好杨靖宇、赵尚志都用上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工作卓有成效，为我党领导的抗联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斗争、发展力量，作出可贵的人才储备和战略预置。“十四年抗日战争”，离不开我党早期在顺直与满洲的斗争。刘少奇的远见卓识，突显出难能可贵；他的领导实践，已成为历史贡献。 国破山河在、万里眼中明。父亲的所见所为，正契合时机、切合实际，不亦国防乎？不为军事乎？红区和白区的正确与错误，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体现出来，经实践检验出来的。 刘少奇被调回上海忙碌工作三个月后，又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会工作。因父亲提出利用合法工会（当时贬称“黄色工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下层工人群众”的正确主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帽子（《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106页。——“机会主义”是借列宁词汇，泛指错误的倾向）。 此时的国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要“通过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三个多月后，李立三被批判，但“左”倾路线没有纠正。正是刘少奇坚持反对李立三的“高潮论”与“调和主义”（见上顺直省委段），被斥为“老右”。也恰恰因此，证明刘果然不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时，党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曾称刘为“工作过多年”、“最老的一个同志”）工作，鉴于顺直、满洲两省委的兴衰成败，实际上证明了刘少奇的主张正确，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然而，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牌子大，不放人。父亲就戴着帽子，襟怀坦荡，努力工作，坚持抗争。 刘少奇与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处共事。父亲刚到安源时，同为中共湘区执委，受立三叔叔领导半年左右。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在中央领导，他们多有合作，常有争论，坚持己见，熟悉而又独立。此时，刘当“老右”屡屡挨批，李因“极左”撤职送学。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个明白？我揣摩，或许都心知肚明，“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我只知道，老哥俩还挺融洽。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工会问题有场争论，刘、李两位最老的工人领袖观点一致，是后话了。总之，他们不徇私情、不计私怨，保持友好。“文革”无端、蒙难同归——“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1931年1月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胡乱批判、否定一切，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改组党中央。估计正因为在红区、白区的“右倾”与“反潮流（反对冒险主义主流）”，使没有参会的毛泽东（37岁）和刘少奇（32岁）同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历史却搬演了更“左”的、更惨烈的大悲剧！否极泰来，血腥的炼狱反而造就出更雄壮、更辉煌的大事业！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