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3月5日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纪念日。周总理一生勇肩重任，呕心沥血，任劳任怨，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不愧是我们党勤政为民的杰出典范。 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作为，关键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敢于担当、踏实做事，做到对党忠诚、为党分忧、为党尽职、为民造福。周总理是全党学习的榜样。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选取了周总理日常工作生活中的一组故事，与读者共同从小节中感悟总理的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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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普通党员 红军长征期间，周恩来是党和中央红军主要负责人之一，身兼数职。尽管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仍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参加组织生活。 1935年6月底，红军到达两河口地区。在部队休息期间，根据上级指示，党组织进行了改选，警卫员魏国禄当选周恩来所在党小组的组长。有一次，他问魏国禄为什么很长时间不开党小组会议。魏国禄回答说，小组会议开过了，看到首长忙，就没有通知。没想到，周恩来用平常少见的严肃态度，批评魏国禄道：那怎么能行？我是个党员，应当过组织生活。如果确实有事不能参加，我自己可以向你请假，你不通知我可就是你的不对呀！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谁都要过组织生活，这是个党性问题。以后开会可一定要通知我啊。 红军到达陕北后，有一次周恩来问魏国禄：“小组长，这个月党费我还没交吧？”魏国禄回答，已经代首长交过5分钱党费了。首长集中精力忙大事，我们代交还不是一样的。周恩来严肃地说：党费怎么可以让别人代交呢？国家大事重要，交党费也重要，因为这是每个党员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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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 1958年的6月，北京十三陵水库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烈日当空，热风炙人，脚下的砂砾都被晒得发烫。奋战在水库工地的千军万马中，有一支由中央国家机关和中共中央直属机关领导干部三百多人组成的劳动队伍。 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到了施工现场，水库指挥部的负责人刚刚说出“我们热烈欢迎首长……”站在队伍里的周总理立即纠正他说：这里没有首长，没有总理、部长、司局长的职务。在这里，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 第一批领导干部义务劳动完成后，周总理又一次亲自带队，带领第二批领导干部230多人来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周总理亲切地对大家说：我们来参加劳动，是为了改变一种风气，造成一种风气。就是要创造出一种热爱劳动，上下之间完全平等，大家互相协作和毫无隔阂的新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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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夜三点多的灯光 1966年5月，周总理第三次到大庆视察。5月3日，他到各处视察工作，忙了一整天。夜幕降临，在大庆简朴的会议室，周总理又听取了有关同志的汇报，对大庆职工队伍的革命化，对油田建设，作了很多指示。汇报结束，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周总理毫无倦意，又精神抖擞地来到大庆展览馆，观看了油田模型和技术革新展品。当回到办公室，已经是凌晨两点十分了。大家看到总理劳累了一天，都劝他休息。周总理说：我都快七十岁了，多给我点时间，多为人民干些工作不好吗？ 这一夜，办公室的灯光一直亮到三点多。而五点多钟，当服务员走进办公室时，发现床铺上被子已经叠好，在晨曦中，周总理又开始了新的一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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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群众背风坐 1966年3月8日凌晨5时29分14秒，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发生6.8级大地震。10日下午，周恩来亲自前往受灾最严重的白家寨村。他一边走一边不时停下来跟群众握手，说着：“乡亲们，你们受苦了、受惊了、遭灾了，我来迟了。”村民自发围成了一个扇面，周恩来叮嘱不要挤着孩子。他踮着脚尖，可还是看不到最外围的一些人，便让身边的人找来一个木箱，站在上面讲话。当天刮着很大的西北风，可周恩来发现群众都是面对西北风而坐，原来县委专门搭了一个坐北朝南的背风讲台让总理避风。周恩来不同意，坚持改变布置，让群众背风坐，他自己迎着风讲话。 周恩来满怀深情地安慰村民们，面对灾难，不能低头，要团结起来，重建家园，这样才对得起遇难的那些人。在场所有人都被他恳切且充满信心的语言鼓舞，自发的掌声多次打断他的讲话。最后，周恩来请大家一起呼喊口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重建家园、发展生产！”这发自肺腑的呐喊一扫突发灾难带来的的阴霾，灾区人民的信心为之坚定，精神为之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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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把钱花在我这里 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出入院子有十几个台阶，每次上下车都需要走很远的一段路。1952年4月底，秘书何谦想要把这十几个台阶拆掉修平，方便周总理直接在院子里上下车。正当在研究工人出入规定、路线、制度时，遇到周恩来从外面回来。问清楚情况后，周恩来果断制止了：不准修。有这台阶，我上上也是一个锻炼嘛。国家经济还很困难，不能把钱花在我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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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枕巾 1958年1月，周恩来到杭州考察。随身带着自己的铺盖：枕巾、棉褥子、床单和旧被子。旧被子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在梅园新村用的那一床，洗得已经泛白。枕巾也是用了又用，中间已经破损。他就把中间破了的地方剪掉、两端重新缝上继续用。浙江省警卫处副处长王长索同志实在看不下去，就趁他去开会的机会，领了一条新枕巾给换上了。 周恩来开会回来后，发现换了新枕巾，就询问换枕巾的来龙去脉和原因。王长索觉得那条枕巾已经很旧，而且换一条枕巾也花不了多少钱，就一五一十地向他报告了情况。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要保持艰苦奋斗的传统。他还强调，即使以后富裕了，也不能丢了这个光荣传统。 在其他场合，周恩来也讲过不少类似的话，他很坦率地说，六七亿人口的中国，就一个总理，再穷也不缺那几身新衣服。但问题不是缺不缺衣服。他这样做，不光是一个人的事，是提倡节俭，不要追求享受，提倡大家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共产党员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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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付饭费
周恩来在外面饭店请客，也是自费，而且不是象征性地付点钱，是按标准交。1973年9月，他陪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杭州。蓬皮杜走后，周恩来特地请随行人员到楼外楼饭店吃便饭。饭后，省里的同志要付钱报销，他坚决不同意，饭店只得收了10元钱。在他的一再要求下，又增加了两次，共收了20元钱。到机场后，他还担心付的钱不够，又留下10元钱请机场转交饭店。这种公私分明、一丝不苟的精神，使饭店的同志们十分感动。他们核算这顿饭菜钱，共计19元多，并把饭菜清单、核算报告连同多余的钱，一起寄给了总理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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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条修养要则
1943年3月18日，周恩来在整风学习中写出《我的修养要则》：
一、加紧学习，抓住中心，宁精勿杂，宁专勿多。 二、努力工作，要有计划，有重点，有条理。 三、习作合一，要注意时间、空间和条件，使之配合适当，要注意检讨和整理，要有发现和创造。 四、要与自己的他人的一切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作原则上坚决的斗争。 五、适当的发扬自己的长处，具体的纠正自己的短处。 六、永远不与群众隔离，向群众学习，并帮助他们。过集体生活，注意调研，遵守纪律。 七、健全自己身体，保持合理的规律生活，这是自我修养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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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范夫妻的“八互”原则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恋爱与婚姻，一直成为世人传颂的佳话。周恩来对邓颖超十分关心。尽管他日理万机，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但是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邓颖超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才回到办公室继续工作。 1988年4月，正值中南海西花厅海棠花盛开之际，84岁高龄的邓颖超观花之后，满怀深情地向身边工作人员讲述了她与周总理的爱情经历，表达了她对周总理的无限思念和对他们高尚、美好爱情生活的深切怀念。她说：“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以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中，周恩来和邓颖超始终奉行“互爱、互敬、互勉、互助、互信、互谅、互让、互慰”的“八互”原则，堪称恩爱的模范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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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家规 作为国家总理，周恩来对晚辈十分爱护和关心，视如己出，发自真心地付出爱心爱意。而这份亲情更多地表现在他以身作则严格要求他的侄儿、侄女等晚辈上。 周恩来曾多次谆谆教导晚辈：“要否定封建的亲属关系，要有自信力和自信心，要不靠关系自奋起，做人生之路的开拓者。”他还特别叮嘱晚辈：“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我的关系，都不许扛总理亲属的牌子，不要炫耀自己，以谋私利。”所以，在周恩来的侄子辈以及第三代的登记表里，都找不到与周恩来的“关系”。周恩来还吩咐晚辈要将“不靠关系自奋起”这个准则代代相传下去。 1964年8月，周恩来在外地的一些亲属恰巧都因公停留在北京。周恩来抓住这次难得聚在一起的机会，抽空给大家开了两次家庭会议。周恩来语重心长地教育晚辈要过好“五关”——思想关、政治关、亲属关、社会关和生活关。谈话是在严肃和活泼相协调的气氛中进行的。既有严肃的说理和批判，也不时夹杂着生动的对话或“插曲”。 周恩来对晚辈们的严格要求，使晚辈们受益匪浅。他们深切地感到“严”就是周恩来对他们的最真切的“爱”。于是，他们总结归纳出了十条家规： 一、不准晚辈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是公差顺路看看。 二、亲人来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三、一律到食堂排队打饭，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由周恩来付伙食费。 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 五、不准请客送礼。 六、不准动用公家汽车。 七、生活要艰苦朴素。 八、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让别人代办。 九、任何场合不能说自己和周恩来是亲属关系，不能炫耀自己。 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这些家规内容虽然涉及的都是一些生活小事，但却体现了鲜明的原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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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自我改造 1951年9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天津高等学校教师学习会上向1700多位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以亲切感人的态度，阐释了中国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方针政策，并且以自己思想改造的亲身经历，回答了知识分子为什么需要改造和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他说：“就拿我来说，几十年前就参加了共产党，是不是进了共产党之后工人阶级立场就那么清楚了呢？也许看书学习、写文章的时候是那样，但是到实践的时候，是不是办每一件事情都合乎工人阶级的立场呢？认真检查起来，还是差得很远的。工人阶级立场不是从空中掉下来的，也不是自封的，决定的关键是实践，只有实践才能证明是否合乎这样一个立场。”“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受过资产阶级教育，恐怕很难改造了。这种悲观的想法是不必要的。我们都是同时代的人，都受过资产阶级的教育。”“只要决心改造自己，不论你是怎么样从旧社会过来的，都可以改造好。” 周恩来的报告持续了五个小时。他以自我批评的精神坦白地剖析自己过去的经历，听者莫不感动。不少与会者反映：“周总理是革命前辈，为人民立了大功，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且如此谦虚，当着我们的面解剖自己，我们还有什么不能向党交心的呢！” 马寅初说：“以这样的办法来领导知识分子改造思想，在我看来是最有效的。这不仅启发了知识分子学习的要求，而且巩固了学习者的信心，提高了学习者的情绪，推进了思想改造的进程。” 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说：总觉得周总理的报告“是针对我的思想讲的，他说的是那么真挚，那么中肯啊！” 著名哲学家金岳霖教授晚年回忆说：“对我这一年龄层的知识分子来说，交往最多、对我们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早在1949年，我们就经常在北京饭店看见他，听他讲话。头一个印象就是共产党员也仍然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谈吐又斯斯文文，总的印象是非常之特别，又非常之平常。”他讲到关于知识分子改造问题这次报告：“听众好些都是五十过头的人，我就是。我从来没有听见过周总理这样地位高的人在大庭广众中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对我们这些人来说这是了不起的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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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致周恩来的一封信 今天距你出访的日子只有4天了。我恳切地希望你能认真地注意考虑并采纳我以下的几点意见： 一、为了能够完成访问的任务，你务必争取在你行前和访问期间，掌握好你的身体不要出现波动和变化，这是完成任务的首要的关键保证。为此，你无论如何要下决心在繁忙工作中，要有稍事喘息的安排，要做最低标准的一点精力储备。否则，可能引起极不利的影响。 二、必须大破你的习惯势力。由于你的身体变化，年龄增长，不可能仍像过去出访时那样忙劳不堪地走上旅途，到后又接着紧张地工作。故在行前要狠舍一些事物，凡能回来办的就留着回来办，也可使繁从简。 三、你这次出访时间虽短，但都是很紧张的，脑力精神活动重多的，需有点储备精神，才能工作得好。否则，给人家看到一副疲劳相，也很不好。 没有机会和你面谈，只好用书面提出。希谅我是从全局和对敌斗争的需要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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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时间赛跑 在周恩来纪念室的展柜里，陈列着一本周恩来同志1974年的工作日历。在3月26日这一页上记载着： 下午三时 起床 下午四时 与尼雷尔会谈（五楼） 晚七时 陪餐 晚十时 政治局会议 晨二时半 约民航同志开会 晨七时 在七号办公 中午十二时 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和王后 下午二时 休息 整整连续工作了23个小时！人民可曾想到，是76岁高龄的老人，而且已经是癌症缠身，病情愈来愈重！ ……从1月1日到6月的5个月中，他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病重休息外，总共抱病工作了139天。在这139天中，他一天工作不足14个小时的只有9天，工作14个小时到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18个小时到24个小时的共44天。其中不少天是连续工作，没有间断。 2月9日，他工作了整整20个小时。10日起床后，又一直工作到12日凌晨四点三刻。 3月6日，他在工作长达12小时之后，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又躺在床上继续工作，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 5月6日，他连续工作了18个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而后，只休息了3个小时，又工作了10多个小时，一直到8日凌晨4时半。 这期间，周恩来同志抱病为党为民操劳，曾4次发生缺氧病状。有一次他连续工作了3个昼夜，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他累得犯了病，就站着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工作汇报。同志们请他坐下，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他的病情太严重了，6月1日才同意进医院动手术。 住进医院，周恩来同志也没有能够静心治疗。他顶着江青一伙的干扰，继续工作。从1974年6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逝世，他在医院动过6次大手术、8次小手术，平均每40天就要动一次手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忍受着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巨大痛苦，找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处理日常工作。 翻开这一页页工作日历，我们看不到一分一秒光阴的虚度，看到的是周恩来同志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的耿耿忠心。在这一年半的住院岁月里，他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161次，与中央部门及其他有关方面负责同志谈话55次，接见外宾63次，与陪同人员谈话17次，在医院召开会议20次，离开医院外出参加会议20次，找人谈话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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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是第一需要
平日里，周恩来怕身边工作人员为了照顾他的休息而耽搁事情，不止一次地告诫他们：“不论我在吃饭、开会、接待外宾，有急事要找我，不要回避。就是我休息了，也要叫醒我。”“争取一分钟的时间，就多做一分钟的工作。”几十年来，周恩来就是这样夙夜匪懈、分秒必争、废寝忘食地工作。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如此忘我地工作？他在一次接见日本朋友时，说过这么一段话：“在漫长的中国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同志都牺牲了，为了把牺牲了的同志的工作承担起来，我们活着的人更要加倍的工作。我每天都以此激励自己。”工作对他来说是生活的第一需要，忙和累已习以为常，并不构成对他的压力和负担。因为这种忙是自觉的、主动的、有序的、忙而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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