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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968年8月的一次讲话 如果说，1968年4、5月间的“学习调查”亦即第一次考察在结束后有过一次千人集会，展示和宣传工作的成果；那么，6月中旬开始的“下乡勘察”亦即第二次考察就是轰轰然地开始（正式报纸宣传报道），却悄悄然地结束（无论是正式报纸还是群众组织报纸都只字未提）。 勉强算得上唯一例外的是，7月26日《上海红卫战报》第4版刊载了署名为“赴黑龙江小分队红卫兵代表”的文章《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献身边疆》。但该文并未表白这个小分队的来历与经历，只是说“我们赴黑龙江小分队到黑龙江省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考察工作”。查考当年6月9日在全市千人集会上“赴黑龙江小分队红卫兵代表”的发言，他们是“四月二十六日出发，六月一日返回上海，花了整整一个月零五天的时间。”据此，该文的“二十多天”应该是“第二次考察”，属于6月18日出发的九支“下乡上山勘察小分队”之列。如今未能找到关于那九支小分队活动总体情况的资料信息。即使该文公开了少量情况，也没有透露具体地点等基本信息。它似乎想表明在办农场这一点上黑龙江这一路是“考察成功”了，其实，这种成功不仅是上海放弃了“飞地思路”，更有了最高领袖同意建立黑龙江兵团“6·18批示”。所以，7月26日《上海红卫战报》发表该文，是为行将开始的上海1万多中学生赴黑热潮制造声势，其中的豪言壮语反映了当年革命小将的“初始心态”，是研究上山下乡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一些当年的当事人曾经在回忆那段小分队经历的时候说到，当时感到短时间里建成农场需要的资金很大，很可能影响决策部门作出决定。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是，那九支小分队还没有“凯旋归来”就“全市献忠、誓师”，就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了。三十多年后有少数当事人在个别场合有一丁点儿的说法，即本文伊始列举的线索a、b、c中“中央有个意见出来了”“张春桥说不办了”“上级不同意”云云，如此“一言带过”正好说明其中存在着某种“难言之隐”，为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提供了偌大的空间。 从1968年7月2日全市大会以后的正式报纸、群众组织报纸来看，不再出现6月初的口号“到江西去，到安徽去，到黑龙江去，到上海郊县农村去”。 “到江西去”不见了（直到9月下旬宣传去江西插队），“到安徽去”变成了去原有的“飞地”安徽黄山茶林场（到1969年元旦后开始赴皖插队），“到黑龙江去”也不是去新建的“飞地农场”而是当地原有的 农场（1969年开春后有赴黑插队），唯有“到上海郊县农村去”还继续着，但这个概念的含义一直是市属农场（包括黄山、大丰等）。总之，去外地新建农场已然成为“南柯一梦”。 7、8月间，在舆论、宣传方面也有不少“新气象”。社会上曾经出现“安家不落户”的情绪，引起有关部门的警觉（7月31日《上海红卫战报》），实际上那是前一阶段“飞地农场”留下的后遗症，却归罪于“文革”之前的“陈曹修正主义”。对中学生分配、下乡上山，7月31日《上海红卫战报》明确提出，不能“把毕业工作看成是单纯的劳动就业安排”，“这是极端危险的丧失阶级斗争观念的错误思想”，由此可见上山下乡运动尚未进入高潮的时候就已经走在了政治运动的斜路上，并不像某些人现在所说的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偏离了方向。至于下乡上山的意义，更是一浪高过一浪，诸如“使帝国主义‘预言家’寄托在我们第三代身上的‘和平演变’的黄粱美梦彻底破产”（7月7日《上海红卫战报》），“探索一条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崭新道路”，“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7月31日《上海红卫战报》）等等，不禁令人深感五十年后的今天某些人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与当年的舆论宣传是何其相似。 就组织、发动、落实方面而言，7月2日以后的报纸上陆续留下了这样的痕迹：“头头带头”即红卫兵组织负责人集体表态（7月7日《上海红卫战报》），一些学校同一届毕业生“全体报名”（7月10日和17日解放日报），动员一些积极报名赴黑的改去崇明（7月27日《上海红卫战报》），等等。到7月底，上海地区的下乡上山终于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在市郊农场、外省农场、跨省插队这三大方向上，各自出现了“首发日”，分别为7月27日、8月9日、8月11日（其中跨省插队只是40多人的自发行动获得正式认可，而真正大规模有组织的跨省插队是11月19日“首发”的）。至此，上海的“下乡上山考察小分队”及与之相关的知青农场彻底画上了句号。  时过境迁之后，在我等过来人看来也有大跌眼镜之感。想当初，4月份上海当局还在积极操持筹划建设飞地式农场，想不到，两三个月后出现如此大幅度的变化。当年那次讲话的全文以及发表讲话的场合等信息，如今无处可寻，但那样的细节是值得追踪研究的，因为它增加了隐藏在历史表象背后的变量。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