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维金纳琴边的少女》 约翰内斯·维米尔（1632-1675）
《眼部蒙上阴影的自画像》 伦勃朗·凡·莱因(1606-1669)
近几个月，17世纪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大师作品展来到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展出了伦勃朗、维米尔、哈尔斯以及同时代其他艺术家的优秀作品。 一幅幅传世作品背后，有着怎样动人的故事？作品的细节之中，又透露着哪些时代烙印？记者专访了上海龙美术馆副馆长杜京徽，请她谈谈画作内外那些富有趣味的时代秘语。 一场“自找的麻烦” 说起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就绕不开伦勃朗的名字。 伦勃朗160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的磨坊主家庭，一生留下了600多幅油画、300多幅蚀版画和2000多幅素描，勤奋而高产。他14岁进入大学，17岁独自前往阿姆斯特丹向历史画家拉斯特曼学习绘画，21岁时已经基本掌握了油画、素描和蚀刻画的技巧并发展了自己的风格，回家乡后他自己开画室招徒作画。4年后，他又来到了阿姆斯特丹，一举成为当地炙手可热的肖像画家。 杜京徽告诉记者，伦勃朗在阿姆斯特丹的意气风发，背后是整个荷兰对艺术的狂热。当时，上至总督、下至农民，收藏艺术作品可以说是各个阶层的共同兴趣。据一位作家记述，彼时不仅只有富商和外国大使才拥有自己的艺术品陈列室，就连工匠和体力劳动者都能侃侃而谈自己的一众收藏。 巨大的需求意味着画家的春天来了。数年来，伦勃朗的画室一直很热闹，向他定制肖像画用于装饰住宅、办公室和店铺的人络绎不绝。直到1642年，他接了一单，给自己引来一场“自找的麻烦”。 那一年，民兵队的柯克连长与手下的民兵共16人，每人出资100荷兰盾请伦勃朗画一幅集体像，想要挂在新加盖的聚会所大厅内。若是按照当时市面上流行的方式，16个人应该出现在一张宴会桌前，每人占据差不多大小的画面以确保公平。但是伦勃朗没有这么做。他自己构思了一个场景，描绘了16个民兵接到了出巡的命令后的瞬间。人们望向画作，就好像目睹了队长一声令下、少尉高举旗帜、鼓手开始击鼓、男孩奔跑起来的场景……这就是著名的《夜巡》。 对伦勃朗来说，运用明暗对比画法是他大胆的艺术尝试，后世更是称其为欧洲艺术史的一个突破。他认为，艺术创作首要考虑的是如何用光线塑造形体、丰富画面层次，而不是按部就班地将人物一一罗列在画布上。可是，出了钱的民兵队员不这么想，他们不满意有的人非常明显而自己却要隐身在后面，强烈要求画家重新画一幅。 由于伦勃朗坚持自己的主张，双方僵持不下，整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对伦勃朗的声誉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身处变化莫测的市场之中，当时的画家若是作品滞销，生活便会陷入困顿，有时连维持生计都很艰难。 不幸的是，在那个艰苦的阶段，伦勃朗的妻子为他诞下一子后去世，人们又因为伦勃朗而后的私生活对他发起了新一轮“进攻”。至此，上门定制画作的客人不再前来，只有各种债主时时上门骚扰。伦勃朗的生活彻底陷入困顿。 但是，画家没有就此一蹶不振。他一如既往，忠于手中的画笔。杜京徽说，全世界的观众包括中国观众在内，之所以如此推崇伦勃朗，很大程度上也是为艺术家的人格所震撼。“伦勃朗的艺术吸引人们走近他，而画作背后的故事让人们读懂他。” 一面映照社会风俗的镜子 展出的78幅作品中，有一种类型的肖像画格外引人关注——自画像。比如伦勃朗28岁时所作的《眼部蒙上阴影的自画像》和他的朋友兼对手扬·列文斯所作的《自画像》。伦勃朗作为公认的自画像“狂人”，一生画了100多幅，涵盖了各个年龄阶段和精神状态的变化。 画家们的自画像为何而作？杜京徽表示，对于这个问题，业内众说纷纭。国内有学者提出了“自恋说”，把自画像多产与喜欢画自己联系起来。有专家对此表示疑问，认为按照这个结论，“自恋”的画家不免太多了。还有学者提出，肖像画家们以自己为模特来研究人物的表情变化和细微特征是最为方便的做法，大家为了精进技艺纷纷效仿。更有人认为，画家是想借此将自己每个时期的精神都留存下来。 而在拥有众多荷兰黄金时代大师绘画的莱顿收藏创办人托马斯·卡普兰口中，自画像之谜有了更为生动的解释。 就拿伦勃朗来说，他画很多自画像不但不是因为“自大”，反而是因为他已经出名了。卡普兰解释道，“伦勃朗在自己的工作室里总会摆一幅自己的自画像，原因有两个。一来他可以拿给客户看，让他们了解如果自己请他来画肖像，最终的效果将是怎么样的，相当于一个宣传样本。二来是如果有人正好看中这幅作品想要购买，就可以方便地买下。”杜京徽对此表示认同，“当时的画家要在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一定程度上都要学会用自画像‘为自己代言’。” 相较于伦勃朗的高产，黄金时代中的另一位大师维米尔的作品却“少得可怜”。这位1632年出生于荷兰小镇代尔夫特的画家一生不曾离乡，不写日记，也不画自画像，就连画作上也鲜有日期签注。甚至有人说，他就像隐士一样活着，坚守着“慢工出细活”的主张。 不同于阿姆斯特丹的定制画家们，维米尔的作品更贴近荷兰人民的日常生活，好似一面映照出社会风俗的镜子。 家庭生活是维米尔作品中常见的题材，画中人物并不多，或是埋头于家务工作，或是参加娱乐活动。杜京徽介绍说，本次展出的《坐在维金纳琴旁的少女》就是典型的代表。画中身披黄色斗篷的少女安静地坐在维金纳琴旁边，手指温柔地触摸键盘，头微微侧着看过来。通过静态的构图和匀净的光线，维米尔把今天的人们带回了往日荷兰人静谧而温情的生活之中。虽然只是世界一隅的景致，但在经过仔细观察与忠实记录后，亦能在观者心中引起共鸣。 维米尔的其他画作中出现的倒牛奶的女工、持秤的女子、正在写信的女子等，也都真实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的女性形象。而画家35岁时创作的《戴珍珠耳环的少女》，更是为世界绘画史贡献了最为著名的女性形象之一，得到了文学、电影的改编，感染着一代代艺术爱好者。 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业内关于《坐在维金纳琴旁的少女》 是否是维米尔真作一直有争议。2011年，康奈尔大学的C·理查德·约翰逊和莱斯大学的唐·H·约翰逊对该画做了帆布织法分析。结果表明，这幅作品所用的帆布和维米尔《织花边的女工》（目前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所用的是同一匹。 一次次东西方文化的交融 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在这些17世纪荷兰画家的作品中，时常会出现一些令人欣喜的东方元素。中国的青花瓷便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艺术的繁荣多样离不开经济和贸易的发展。瓷器进入欧洲的故事，要从“大航海”时代讲起。 当时，欧洲各国兴起海上冒险，探寻世界地理，发展海外的商机，滨海的荷兰也抓住了这个机遇。1602年，荷兰率先成立了东印度公司，专门负责转运售买包括丝绸、漆器、茶叶在内的深受欧洲各阶层追捧的中国货物。同年，逐渐强大的荷兰在海上劫获了“克拉克号”等葡萄牙商船，将船上的青花瓷分别运到荷兰米德尔堡和阿姆斯特丹进行拍卖，引起轰动。这些中国青花瓷随之被冠以“克拉克”的名称，指的是以多个开光为边饰、具有装饰样式的中国瓷器总称。 据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记录，1602年至1657年，公司共订购中国瓷器达300万件，其中主要产品是景德镇瓷器。1635年后，欧洲人更是像当年印度洋国家那样，自带样模送到景德镇定制欧洲贵族用瓷。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瓷器在画家作品中“出镜”也就不足为奇。杜京徽介绍说，伦勃朗曾收藏过青花瓷，故而能在他此次展览的画作中找到青花瓷的踪影。而在维米尔的家乡代尔夫特，因生产陶器而出名的小镇作坊都在那个年代仿制青花瓷并且大量销往欧洲各地，将中国陶瓷纹饰传遍欧洲大陆。 “当时的中国和荷兰乃至其他国家的文化艺术借着全球贸易的东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彼此的生活，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维米尔作品中出现的瓷器或许正是来自遥远的中国景德镇。”杜京徽说。 正如此次展览的导言所说，“那时的世界是贸易的交流，亦是文化的交流，中国一直在参与，过去是将来亦是。一幅幅尺寸并不大的作品，画中宁静的风景，活动的人物，背后却是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历史和时代风云。”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