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现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纪50年代就已发端，但它真正成为大规模运动、具有了全社会影响力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的成因、实际产生的作用和后果十分复杂，它所留下的社会记忆以及个人感受是多样和变化的。它和“文革”显然不能画等号，对它做评价的体系是多维的，这应是我们客观认识知青运动的出发点。

知青运动的成因中，当年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太低，城里物资匮乏且年轻人就业困难，大概是最基础的那一个。那是困难要用政治激情包裹、遮掩的年代，成百上千万年轻人上演了恐怕历史也一言难尽的集体青春史诗，而史诗都充满了英雄主义，也如泣如诉。

　国家对“大跃进”、“文革”等都有正式结论，而且它们深入人心。但关于知青运动，如今上网能查到的最权威阐述大概要算1981年国务院知青上山下乡领导小组办公室的一份“回顾与总结”。它强调知青不是“文革”的产物，但后来从就业问题当成了政治运动去搞，导致“严重失误”。该文件还指出要对知青所做的贡献和受到的锻炼“给予充分的肯定”。

之后中国社会从上到下、从纪实到文学都从不同角度不断谈及知青，但知青问题没有作为政治符号在中国社会凝固，它分化为具体的社会治理后遗症，成为无数人命运的基础因子。对一部分人来说，它不堪回首。对另一部分人来说，它是浪漫主义的源泉。

被上山下乡改造了命运的那代知青大部分已年过六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集体记忆在悄悄嬗变，那段岁月中美好的东西逐渐集合起来。这或许是知青博物馆得以在黑河立住脚，并能在全国各地巡展受到欢迎的原因。

个人励志往往会从逆境中发现积极的元素，一代人也会这样，它还会是一个民族感性的一面。这或许是历史观中宽容的基础。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几年，共和国成立了六十几年，大多数有争议的人和事，由于不再与现实有直接利益相关，我们回首时都会离开当时的激烈态度，想起了那人的“某些好”，怀念那件悲伤事中人性温暖的碎片。

知青博物馆对上山下乡的记述是经过了选择的记忆，这种选择性并非是恶意的，因而或许是值得理解和体谅的。这样的展览并非国家对知青上山下乡的正式定性，它的发起人就是知青，他们要做的不是总结知青运动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经验，而是向世人展示他们留在中华大地上的青春，他们希望以积极的身影走进历史。

　也许每一代人都有这样的权利，尊重知青那代人这一愿望，与他们一起做积极的回顾，还是强调历史的冷峻，坚持以当时上山下乡运动带给社会的问题和痛苦作为谈论知青的出发点，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维度。这两种维度开展尖锐冲突本是不应该的，当然它既然发生了，说明特别宽厚的社会可能很难存在。

　　我们今天纪念很多人和事，都不代表已经修改了对他们和它们在当时维度上的评价。但历史不断提供新的视野和感受，使当时的评价未必永远处于中心位置。除了涉及战争、和平以及人类基本价值等重大原则，历史如果有延伸能力是可贵的，因为那样的世界不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