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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科技的时代，新玩艺陈出不穷。前两年，网络收音机红火了一阵。比如我在美国，如何能听到上海的“990”广播电台呢？刚来美国时，我买了最好的短波收音机，虽能在美国收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但要收听上海台是不可能的。有了因特网，信息世界四通八达，中国和美国的距离就不是问题了。网络收音机通过无线或有线连接到相应的服务器，而后者集中了世界各国的网络广播台地址，这样收听中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广播就轻而易举了。网络收音机不受天气和地域的影响，很是稳定。它刚开始普及时受网络速度影响较大，今天已不是问题了。 在美国，网络收音机不仅可以收到中国大省市级的广播，还可以听到像无锡“江南之声”这样的吴侬软语， 这与我在无锡当地乘出租车时听到的并无不同。当然我的网络收音机音质比起出租车来，则是两个等级了。这一两年，随着平板电脑及其应用软件的普及和发展，网络收音机已作为应用软件， 可以直接下载并安装在平板电脑上。 借助电脑中央处理器和网络连接的优势，网络收音机的简化和效果又进了一步。 讲起我的收音机故事，还要从 一九六二年说起。那年我外公去世，时在联合国任职的大舅回国奔丧， 带回来一部索尼牌小型半导体收音机， 临走时留给了我们家。当时上海还只有部份人家有电子管收音机， 大家都没有见过如此小巧，高效的半导体收音机，不得不佩服科学技术的发展。惊叹之后，父亲得到了启发。 他那时在上海船厂工作，工人修船时要靠打洞测量钢板的厚度来确定是否需要更换，费时 费力。后来父亲曾研 制了电子管测厚仪，但太笨重，很难在船坞内使用。父亲由半导体收音机得到灵感，从一些国外的文献上寻找资料，从研究这台收音机内部的结构开始， 积极开始新型测厚仪的研制。 一九六四年，他负责研制的晶体管超深波测厚仪成功，投产，获国家一等发明奖。也是由此，我对晶体管收音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中学二年级开始，我所有的零花钱几乎都花在购买收音机零件上。我还在我家的凉台上，装了一条简单的室外天线 （文革后清理档案，才知道这曾成为怀疑我家藏有电台的“证据”。）。家中订阅的“无线电”杂志是每期必读。同学中的几位爱好者，更是经常一起逛虬江路，交流心得。年青的脑海中，充满了对科学的想象和向往。 谁也没有想到，伟大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彻底改变了我们这一代青年的命运。一九六六年，先是学校停课，又是抄家破四旧， 父亲被 隔离审查，工资停发， 接踵而至。家中巨大变故，我们这些年轻学子还是革命热情不减。我和几位同学去北京串连，其中就有几位收音机的发烧友。那天我们分头去看大字报，其中 有两个同学去北大时还特地揣上我带来的那部我心爱的珍惜之物索尼牌半导体收音机，说可以随时收听最高指示。不料晚上我们回借住的中学，一直等到吃完晚饭，还不见那几位归来。我们猜想遇到什么情况了。果不然，他们在北大抄大字报时，却不小心收音机露了出来给别人看到了，也不知被哪路“红卫兵革命小将”牵走了。我们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 我离开上海去江西峡江炎田插队。带去的是我自装的四晶体管再生式收音机。峡江离省城较远，借助天线，只有在晚上才可以勉强收听到微弱的广播。但即使如此，这部收音机还是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和希望。而我弟弟就没有我幸运了。我在十一月下乡时，还期望他能按当时的政策可以留在上海。殊不知随着伟大领袖十二月的最新指示， 他也去了吉林。家中由于父亲工资停发， 我走时又带走了不少物品，已是四壁空空。 父亲那时在五七干校，有时可以回家。他用母亲的一个旧梳妆合做机壳，加上能收集到的所有元器件，替我弟弟装了一部收音机。弟弟很高兴带去了吉林。在偏远的边疆，这可是与外界联系、能听到北京的声音而不可缺少的宝贝啊。可不久他来信说，有一天集体户和老乡们一起收听伟大领袖的最新指示，就用他的收音机。 不料播到一半，收音机突然没有了声音，影响了大家收听重要新闻，学习最新最高指示。这当然和元器件的质量有关， 父亲当时非常着急难过。 七零年五月父亲所在的研究所开始落实政策，父亲得以恢复工作和工资。拿到恢复后工资的当天下午，父母亲就立即去南京路购买了一部当时市场上最新的红色“春雷”牌收音机， 还买了不少食品，当晚就邮寄去吉林。弟弟收到后喜出望外，连续给家里发了几封信告诉收音机的使用情况和高兴心情。但不久来信又中断了。父亲判断，可能又是收音机出了问题。果不然，这一次是收音机在集体户被盗了。弟弟他们的生产队、大队还组织人员查了很久，可惜也未破案。 一九七一年，庙口大队建立大队广播站，站址就设在炎田。当时的口号是“村村通广播，家家有喇叭”。炎田村当时已有发电机，我在管理发电站的同时，又担任了广播站的机务管理，有时还担任播音。广播站每天早晚播音二次，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播送县、公社及大队的新闻和稿件；再有就是重复播送八个样板戏了。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使冷清的山村顿时变得热闹起来， 在插秧双抢季节，广播站每天清晨四时就开播，在繁忙的农作中，亦增添了不少乐趣。我的普通话带有上海口音，可有几次，外队的老乡见到我说，你播送的“庙口大队广播站， 现在开始广播。”很象中央台的声音，我得意了好一阵子。 当时的广播站是土法上马，在短期内建成的通往各村的线路质量大多不是很好。冬天的一场风雪，往往会压垮好几条线路。这时我会带着攀登电线杆的铁鞋，沿线路逐段查找，直至问题解决为止。广播器材不足， 大队书记吴笕仔决定，派知青小施回沪采购。我们又与桐林，长田等邻近大队的广播站合作，相互借用工具， 材料等。 那一年，县广播站突出奇招，要在电话线路上实现载波，这样广播信号和电话信号可以同时传输。为此，刚回到 上海探亲的我，还有长田和流源大队的广播员，接到公社的电报，顾不上在上海休假，马上回公社参加载波学习班。我们立时结伴，返回峡江，糟糕的是，到了峡江，学习班已经结束了。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等人驾机外逃，在蒙古堕机而死。我们这些曾经是那样相信革命的年青学子，无疑是听到一颗惊雷爆炸，也开始对时局产生了思考和怀疑。林彪事件传达不久的一天晚上，广播站刚结束播音，我就和另一位广播员讨论起来， 扩音机却忘了关。好在并未直对话筒，但还是有些老乡听到了喇叭中传来的喃喃语声。林彪事件， 使我们开始看到了文革对中国，对我们这一代人造成的巨大伤害。五年后，四人帮被粉碎，我有机会重返校园，进入大连海运学院，成为了恢复高考后的七七级大学生。还是和广播有缘，我又担任了院广播台的台长。这就是收音机故事的后话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