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广西知青文化研究会、中国知青网主办，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兴安县委员会承办的2017中国知青文化高峰论坛于2017年8月20日至21日在广西兴安县举办。出席论坛的有中共广西兴安县委县政府领导和主办、承办单位领导，有来自北京、上海、天津、山东、江苏、浙江、江西、安徽、云南、贵州、广西、香港等地的知青研究会、促进会、知青网站、知青馆等知青文化组织代表、知青研究专家学者、知青研究爱好者约80人，收到会议论文62篇。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阮显忠在总结时指出，“2017中国知青文化兴安高峰论坛”研讨会取得了预期效果，主要有五点收获：第一，对拟定的议题开展了认真的研讨。在主题发言和分组讨论中，我们就如何认识知青上山下乡，如何加强知青文化建设，如何参与农村脱贫攻坚，如何做好知青养老，如何实现知青梦与中国梦等开展了观点交流和深入研讨，大家对一些基本的历史事实和现状、看问题的思路方法、解决问题的对策措施、发挥知青作用的途径方法等都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第二，对农村扶贫工作作出了贡献。大家不仅对知青回报第二故乡参与脱贫攻坚发出了倡议，进行了研讨，提出了有价值的意见建议。还向兴安的贫困地区和人员捐了书籍和钱款，表达了爱心。共捐书籍等723册（件），捐款14100元。第三，领略了兴安的历史文化、秀丽的风光和社会发展。第四，展示了知青良好的形象。第五，加强了交流联系和增进了友谊。通过报告、研讨、交流、演出和参观等活动，大家结交了新朋友，进一步加深了老朋友之间的感情，为今后加强联系、交流情况、研究问题、增进友谊提供了新的基础。现将研讨中的有关观点综述如下。

一、关于对知青梦与中国梦的关系及参与脱贫攻坚等的探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中国当代史上一件重大历史事件，广大知识青年在农村非常艰苦的环境下生活和劳动，每个知青都曾以激情和梦想为改变自身境遇与农村落后的现状而努力奋斗过，以后大多数知青离开了农村，也续写着构筑新的梦想和努力实现梦想的过程，知青梦已成为伟大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次论坛就知青梦和中国梦的关系及参与脱贫攻坚等进行了探讨。

中共兴安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副县长庄慧琼在致辞中说，兴安是一座有着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文化名城，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的交汇之地，有着2200多年的文化历史。兴安是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与珠江水系在这里牵手；湘水与漓水从这里发源；秦始皇从这里统一岭南；中国工农红军在这里转危为安，两次见证改写中华民族发展历史的重大历程。兴安是承载希望、放飞梦想的地方。1969年2月，广西师大附中的800多名学生响应国家号召，成为桂林首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而兴安也成为了众多知青的“第二故乡”。遥想当年，各位知青朋友胸怀壮志，辞别亲人，远离繁华都市，只身前往农村，迈出踏入社会的第一步，为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奉献着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在农村那片广袤的土地上，在火热的劳动生活中，各位知青朋友和当地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就像一条穿越时空的纽带，将知青和群众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就像家乡珍藏的一坛老酒，清冽而醇厚，历久而弥香。虽然大家的境遇不尽相同，但那段难忘的知青岁月，以及那浓浓的知青情结，已成为各自人生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广西知青文化研究会会长阳国亮在《中国梦、知青梦与脱贫攻坚》文中认为，“知青梦”是中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之梦，是“中国梦”的历史脉流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的展开，是知识青年践行“中国梦”伟大精神的结晶，是贯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始终的一条主线，而当前的脱贫攻坚则是实现“知青梦”的一个重要机遇。

广西知青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黄少雄在《中国梦与知青梦的命运交响》一文中说，老三届知青的上山下乡历史，实际上也从一个侧面折射了党和国家的历史，表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探索道路的艰难历程。触摸这一历史，不仅因为它始终以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和历史智慧为底蕴，也不仅是出于怀旧和追忆逝水年华，更多的是因为对“知青梦”的信念和希望，是对老三届知青曾经拥有而又失落的许多珍贵东西的呼唤和探究。这一代人经受磨砺而奋起，从亲身体验中更加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及发展规律，充分认识“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这是广西知青文化研究的基础和条件，需要我们在上好党史、国史必修课中求得共识。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王卫法、蔡建明在《知青梦，特殊年代的中国梦》中认为，知青在国家困难时期敢于担当、勇于奉献，在大敌当前的关头冲锋向前、毫无顾忌。知青为中国的建设和安全受过苦、出过力，做出了贡献，在祖国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进程中奉献了青春。由此可见，知青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息息相关、紧密相连的。属于中国梦的一部分，是特殊年代特殊人群的中国梦。

广西知青文化研究会范翔宇、陈清海在《略论知青情怀在实现“中国梦”中的行为实践》中，论述了知青情怀作为中国社会特有一种精神风尚，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广泛存在的。尤其在参与社会活动方面，知青情怀在其中所发挥作用是积极广泛的，正能量，特别是在实现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有着基础性的导向推动作用。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吉静在《知识青年和中国梦》中认为，一代知青在参与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培养了勤劳刻苦，吃苦耐劳的知青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动力。上海曹钊俊、马凤花在《知青筑梦、追梦的解析》中认为，知青梦有时代的烙印，并在演变中，没有牺牲，不付出代价，是不能实现的。

实现共同富裕是知青心目中的中国梦，广西大学教授吴学东在《知青与精准扶贫》中，从知青有可能参与精准扶贫、参与精准扶贫的方式以及参与精准扶贫的实践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她认为，知青具有不同凡响的精神和品质，作为一种驱动力，知青中的一部分或大部分人有可能参与到精准扶贫中来。尽管返城多年，许多知青仍同农民保持割不断的情谊和联系。他们中的许多人，仍与插队时的农友保持着来往，常常给予他们支持和帮助。每每社会上有什么关于农民的动态，中央文件有了哪些有利于农民的新政策，对三农问题的争论，对城乡二元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对精准扶贫，知青都比一般人更关注，更能理解其中的意义。精准扶贫方式可以是助学、助医、助劳、助困、出主意助策划。不但要输血，更要造血，让有条件的贫困户广开视野，了解商品经济的一些知识，补足他们缺市场信息，缺市场经济的理念和行为方式，参与到经济活动中去。

广西职业技术学院高级政工师李午玲在《知青梦就是中国梦——从广西职业技术学院扶贫工作得到的启示》中认为，知青在扶贫攻坚战中应发挥以下作用：一是关注扶贫攻坚，心系扶贫攻坚；二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扶贫攻坚工作；三是通过组织各种活动，宣传扶贫攻坚，支持扶贫攻坚，为夺取战斗的全胜发挥作用。

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知青李丽华在《知青文化正能量的实践范式——永远的垦荒精神》中，讲述了温州227名青年垦荒队1956年去大陈岛垦荒艰苦创业的事迹，得到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肯定。2017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大陈岛垦荒队员后代的回信中说：“60年前，你们的爷爷、奶奶远离家乡登上大陈岛垦荒创业，用青春和汗水培养了‘艰苦奋斗、奋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的垦荒精神，正是你们所说，他们是可敬的人。”

上海知青钱品石在《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再思考》中认为，在新形势下鼓励知识青年到农村去不能走老路，不能靠政治上强制的方式，而是要靠各种政策的引导。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主要对象已经转到了大学生以及更高层次的研究生。由于中国农村广袤且人口众多，其发展速度又相对缓慢，所以鼓励知识青年走向农村是社会变革的必由之路。这不是一项权宜之计，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

浙江台州椒江知青文化研究会赵建华在《“新知青”职业现状及对策研究》中认为，我国“西部计划”、“三支一扶”、“村官计划”等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众多大学生毕业后主动放弃城市投身农村，从而出现了“新知青”。并以浙江省“新知青”所在地的乡、村干部、村民及“新知青”本人为调查对象，对“新知青”职业现状展开了调查，分析了“新知青”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及队伍的稳定性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加强“新知青”队伍稳定性建设的意见。

广西玉林知青周燕、陈伟林在《论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传承知青精神，促进城乡人员互动建设，开拓“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路径》的文章，从城镇青年创业和就业基本现状进行分析，提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用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让城镇待业青年“上山下乡”去实现全民就业，运用“合同制农民”的方式实现“有去有返”，是符合我国国情加速农业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需要是建立新型的城乡（村）合作企业，实行农村耕地新的集体化、集约化、企业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认为实行“企村合作”具有深远的政治、经济意义。

二、关于对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探讨

如何看待知青上山下乡历史，是知青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本次论坛对此进行了探讨。

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孙成民在《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经济社会背景考略》中指出，任何政策都有一个产生、发展和结束的过程，都与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密切联系，并受其影响和制约。知青上山下乡政策亦是这样。它在新中国的特殊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国家“一穷二白”面貌需要改变的条件下产生，在加强农业基础、充实农业第一线的状况下兴起，在“文革”期间的特殊背景和环境中发展，在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结束。这一运行轨迹，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策要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而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也反映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实践的客观进程。同样，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仍然成为一大批有志青年的自觉行动，这也必然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进程中谱写出新的篇章。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葛元仁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中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上山下乡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知青在上山下乡中与工农相结合做出的成绩，群众和基层政府有目共睹；要正确客观地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人生价值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中才能体现，革命事业接班人只有在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中才能培养。

北京雨霖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林小仲在《评价知青上山下乡要客观真实》中认为，只有历史地、辩证地评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才能还原客观真实的历史。任何以偏盖全的结论，或依据个人当今政治立场点评历史都是站不住脚的。大时代与个人命运紧密相关，信仰纠葛产生社会多元，这本不是坏事，但曲解“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历史，从片面或绝对的立场视角出发，这是某些知青历史讨论者的评判逻辑。孤立、静止的看待问题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令人堪忧。

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刘晓航在《知青上山下乡实现城乡互动，推动了当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中认为，知青的上山下乡，整体移民也牵动了各地政府和国民经济许多部门的工作步骤和政策的调整。从这个宏观的视角而言，文革期间的知青上山下乡，一代人的整体移民是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的真正的城乡互动。知青大返城形成逆向的城乡互动，推动了当代中国社会变革与转型。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宁志超、毛美芳在《试论知青上山下乡在城乡互动和建设中的作用》中，从知青上山下乡以城市的先进文化带动和促进了农村的发展，艰苦磨练铸就的特殊品格和精神风貌影响了这代人的一生，“后知青时代“谱写这代人在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不朽篇章等角度阐述了上山下乡在城乡互动和建设中的作用。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王宗仁在《浅议上海地区跨省插队起步阶段的社会心态》中，就“文革”时期上海地区的知识青年跨省插队，在起步阶段有自己的特点。搜集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并作了梳理与解析。贵州省知青顾里、何宗东、刘亚光在《浅谈插队知青与农民的相互影响》中，对插队知青和农场知青的区别，插队知青与农民的主要矛盾，知青的生活习惯和生活品质对农村生活的巨大影响，知青下乡的深远影响等几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述。上海宇红、唐怡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不朽篇章》中，对上海为什么是输出知青最多的城市的历史依据进行了考证和分析。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朱盛镭在《知青叙事中被湮没的“科技”记忆采撷》中，对知青文献中有关“科学实验”的叙事较少或较零碎的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指出，即使在上山下乡的艰苦劳作中，仍有一些有理想信念的知青在探索“科技”文明的曙光。他对插队知青和农场知青叙事中被湮没的“科技”记忆进行了挖掘和梳理。

上海市知识青年历史文化研究会施大光和翁仕贤在《从瞿林仙事件真相谈知青历史研究的唯真唯实态度》和《请勿误传瞿林仙当年的真相》中，对云南知青瞿林仙生产亡故的史实进行了澄清，强调对知青历史事件应当查明事实，实事求是，不要以讹传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