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知青在江西，这是和我的人生历史紧密相联的一个话题，研究上海知青在江西的历史，对于我自己来说就是研究我的人生经历。回想我的青春岁月，大量上海知识青年插队落户在江西，和我们一起成为工厂的工人，然后一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走向新的生活轨迹。我们没有办法忘记在这段青春岁月里，上海知识青年给我们留下的许许多多极为宝贵的、极为重要的记忆。我到现在都常想起大白兔奶糖、飞马牌香烟。在那个物质短缺的年代，这些东西给我们带来了许许多多温暖的记忆。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上海知青在江西档案资料选编》这项工作，参与这项研究。 从学术的角度讲，研究上海知青的历史，研究中国知青的历史，它的意义究竟在哪里？我以为，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它是文化大革命史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1966年距离高考还有5天的时候，一些高中生宣布拒绝走进考场，要与修正主义道路决裂，紧跟毛泽东——我们的红司令，炮打司令部，反对修正主义路线，于是开始了红卫兵运动。由红卫兵运动转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两场运动，都是文化大革命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研究这段历史，对于我们认识文化大革命，对于我们整个民族如何使自己冷静下来，走向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次习近平同志在新进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提出，要认真学习两个决议，一个是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个是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的决议》，我以为重提这两个决议意义非常深远。我们党、我们民族要永远记住历史的教训，防止文化大革命这一悲剧再次发生。而研究知识青年对我们了解这段历史非常有意义。我记得我当时是和一群知青青年，在一个水电站工地上听工程指挥部传达“九一三事件”的中央文件精神。对于我们那个年代的知识青年来说，简直是五雷轰顶，我们所有的思想、所有的认识，怎么顷刻间就毁灭了呢？ 第二、是中国青年运动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青年运动的轨迹，最重要的一段，是从文化大革命1966年炮打司令部，到1976四五运动在天安门广场喊出“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这十年历史，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历史。我有一个说法，就是在中国各阶层中，没有一个阶层像中国知青这样，对我们民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的背景下，所遭受的苦难、所出现的曲折有这么深刻的理解。改革开放后，也没有哪一个阶层，哪一代青年，像知识青年那样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表示出这么热烈的追求和拥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得这一代知识青年完成上了自己人生历史上的高考。由于这一代知识青年对贫穷的理解，对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的政治责任意识，使我们可以说，在拥戴改革开放、支持中华民族复兴方面，这一代人是中坚力量，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三、它是计划经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了解中国计划经济，必须要了解知识青年。我理解，毛泽东为什么要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这里面经济原因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是中国积累了六届高中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计划经济实行的按照计划安排就业的体制已经走到绝路了，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已经下降到最低，农产品供给已经没办法支撑城市居民的生活需要。所以当时上海出现了0.5两的粮票，整个农产品供给体系非常脆弱。在这种情况下，把千百万知识青年疏散到乡村，就是要缓解当时的就业压力，缓解当时的农产品供给压力。研究这段历史，对研究计划经济很有价值。 第四、这也是农村社会变迁的历史。知识青年给乡村带来了都市文化，他们为乡村带来了一支有文化的新生力量。不管当时文化大革命有多么紊乱，知识青年下乡都自觉不自觉对乡村的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当时几乎所有的江西民办教师，都是由知识青年担任的，他们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的年代里，城市文明和现代文化的传播者。他们的存在，对江西农村的社会变迁，产生了各种各样自觉或不自觉的影响。 我现在还想特别提出，研究上海知青在江西，还有特别的意义和价值，上海知青在江西还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历史印记。上海知青到江西，要上溯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海青年当时满怀着建设祖国的热情来到江西，98个上海青年创造了今天的共青城。在中国版图上有座城市叫共青城市，是上海知青用自己垦荒的历史所形成的。我们不管如何评价这段历史，但那代青年以强烈的理想主义，在荒土上拓荒，形成了这座城市。当时苏联在西伯利亚有个共青城，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我们中国共青团也要创造一座城市，这个城市选择了江西，选择了上海知青。第二、在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初期，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战略方针。由此，上海有大批的军工企业迁到江西，由民用企业转为军工生产企业。一大批内迁的上海职工，在江西这片土地上，形成了上海知青的另一个支脉，就是随父母一起内迁到江西。因为江西与云南、新疆相比，生活条件要好一些，所以一大批内迁江西的职工也把子女送到了江西。因此，在江西研究上海知青，有自己的特色，有着更强烈的时代特点和历史色彩，内涵更丰富。 最后，我想说一点，我是江西当地知青，我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岁月；即使上海在被四人帮所操纵和控制的时候，上海人民、上海的各级党委、政府，也没有忘记上海知青，上海城市的公共管理能力没有因为文化大革命被颠覆，在江西的上海知识青年始终得到他的家乡各种各样的保护。这种保护延续到新世纪孟建柱同志出任江西省委书记，甚至延续到知青第二代。 总之言之，上海知青在江西这个问题的研究大有文章可做，可以发现大量的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课题。上海和江西的关系，在孟建柱同志任上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一个新的境界。在建柱同志的推动下，江西的发展战略是“对接长珠闽，连接港澳台，融入全中国”；而且非常有意思的是，建柱同志提出江西要建设成承接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基地，要把江西建设成优质农产品的供给基地，劳动力输出基地和沿海地区旅游休闲的后花园。这种定位又是由当年插队江西新干、时任上海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王战同志受建柱邀请到江西考察，向建柱同志提出并被建柱同志采纳的。所以我跟王战同志说，你们从战略高度上帮助了江西。 我也表个态，我们一定尽全力支持这本书。这本书要把历史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结合起来。我提议，如果可以的话，江西省社会科学院愿意参与，在这本书编到一定的时候或者出版的时候，在江西召开一个小范围的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研究上海知青在江西的重大问题。江西省社科院愿意作为这次会议的主办方之一、承办方之一。最后祝这本书圆满成功、顺利出版。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