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亲林诗仲出生在海南文昌会文镇沙港村。文昌曾是广东省的名县，广东曾有：＂没有文昌人不成衙门＂的传说。文昌更是著名的侨乡，在世界各地的文昌人甚至多过文昌现有居民。文昌是宋氏三姐妹的故乡，宋庆龄、宋美龄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有很大影响。我父亲的祖居地文昌会文镇沙港村，依山临海，村庄四周椰树挺拔葱翠，村里房舍井然有序。村中以陈、林两姓居多，这里是在海南有＂琼崖第一人＂之誉的原民国海军上将陈策的故乡。陈策年少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是孙中山的爱将，抗日战争中，陈策将军领导著名香港保卫战，为国家民族浴血沙场。沙港村涌现出许多在美国、新加坡等世界各地的名人、学者、教授，一个不大的渔村在侨乡文昌堪称经典。 父亲告诉我，沙港村的林氏祠堂中记载，海南林氏一族分两支，都是在明朝初年，做官从福建福州、泉州迁徒至此。如同山东人闯关东，山西走西口，广东、福建人为生计下南洋，海南人去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等国的人很多，华人对所在囯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一些人富甲一方。 我的爷爷林召生在沙港村家境贫寒，他与许多海南文昌男人一样，年轻时下南洋去了新加坡赚钱养家。文昌的许多家庭靠留守的女人辛勤打理，她们既要操持家务，又要田间劳作，独自支撑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父亲每当提起他的母亲、我的奶奶，总是充滿深情。他告诉我，奶奶是一位贤淑勤劳、通达世理的人，在村中邻里关系人缘很好，乐于助人，受人敬重。父亲十几岁的时候，也告别母亲，随船漂洋过海到新加坡去投奔他的父亲。那时我爷爷在新加坡靠开一家小糖果铺为生，又在新加坡娶妻生子。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紧邻，在马六甲海峡的南口，华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七十四。我父亲的少年时代既要打工求学，又要与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们相处。他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对他很好，八十年代时，还专程从新加坡到北京来看望他，他的弟兄中有一人多年后成为新加坡政府的部长。在新加坡的岁月，他很怀念海南文昌，怀念在海浪椰林畔沙港村的母亲。英国统治下的新加坡，也曾经济繁荣，尽管家中子女多，爷爷还是努力让父亲接受学校良好教育，新加坡为父亲打下良好坚实的英语功底。2002年4月，我带领公司部门经理一行出游新马泰，在新加坡亲戚们热情陪同下，专门参观爷爷林召生曾经营店铺旧址，那里现在已是繁华都市中的一个停车场，物是人非，但从穿流不息的人群当中，我似乎还能看到爷爷和父亲当年在这里的身影。 1942年2月15日，日军侵占新加坡，大英帝国皇冠上的宝石新加坡沦陷。我的父亲跟随爷爷一家，度过占领区苦难的三年，自家糖果铺倒闭，经常为衣食奔波，他目睹日军血腥统治的状况。父亲告诉我，那些艰难的日子他和家人也咬牙从容面对，他深情回忆，华侨领袖陈嘉庚动员东南亚各国八百万华人，倾尽所有大力援助中国的抗日战争那段悲壮的历史，讲述海外华人与祖国血浓于水的感情。这些都对他一生产生深刻影响，在抗战胜利后，他毅然决然告别新加坡回国求学，寻找报国之路。 二、南京古城 南京是六朝古都，长江从城下奔流东去，钟山巍峨矗立，秦淮河河畔风情浓郁。 抗战胜利后的民国首都南京，滿目战争留下的创伤。父亲在新加坡主攻英语，他到南京求学需䃼习数学，由此结识了我的妈妈。 当时我妈从重庆南开中学考入南京金陵女子大学，学费和生活费主要靠她的大姐、大姐夫资助。1948年之后，南京政府摇摇欲坠，在交通部供职的大姐、大姐夫由于政府欠薪，自顾不暇。妈妈靠寻找家教聊补生活，其中一次，她为国府大员陈诚的远方亲戚家的一位中学生补了几周功课，文革中竟然演义成她为国军上将、行政院院长陈诚当家庭教师，让人错锷，好在组织上早就了解清楚此事，否则在劫难逃。 我妈在报纸上看到我爸登在报纸广告上求教的启示，䃼课让我的父母相识、相爱。他们的恋情最初遭到我妈妈家人和同学朋友坚决反对，他们认为，父亲与漂亮出众的母亲不般配。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在南京的梧桐树下，在秦淮河月下，在金陵女大繁花盛开的校园，他们还是走到一起。有一次两位年轻人在校园教学楼旁低语相谈甚欢，不巧被吴贻芳校长撞到，妈妈受到吴校长毫不客气的批评。吴贻芳校长是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金陵女大的校长，解放后曾任江苏省副省长。她终生未嫁，她将蜚声海内外的金陵女大的学生们都视做自己的女儿，关怀备至，爱得深要求也严。金陵女大毕业生，有999朵玫瑰之称的学生们，都将吴贻芳校长视做自己的母亲。 南京是父母度过甜蜜时光的地方，父亲在那里受到广东藉同乡关照，边工作边学习。广东人乡情很重，孙中山的同盟会中有很多广东人，故民国政府中有许多行走庙堂之上的同乡，父亲与他们多是隔辈人，但依然能感受同乡的亲情，但是毕竟当时的南京政府已经四面楚歌。民国政府许多人撤往台湾，父母曾在上海登上去台湾的轮船，由于对执政者的深深失望，他们毅然选择放弃，留了下来。 1949年6月，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京解放。父母与许多热血青年一样，积极投身北京的华北革命大学，他们一起参加了革命，然后一同转入北京外语学院继续深造，当时北外校址在颐和园后面。父亲入校便被编入最高班，妈妈很快成为该校学生会主席。那段时间父亲身体不是很好，或许是南北水土不服，妈妈给他许多照料，甚至在火车到达北京时，她将患病的父亲背出火车站，足见四川妹子的干练。 1949年11月下旬，我出生在新中国诞生后北京的第一个冬天。这可忙坏了两个尚在大学读书的父母，父亲依旧大大咧咧，而吃穿家用，抚养婴儿却需要妈妈操心。有一次为了度日，妈妈忍痛将姐姐送给她的呢子大衣送进当铺，而父亲却要在外面吃顿饭再回家，对此，妈妈一直耿耿于怀。不过父母在一起的日子里，四川妹子性格突出的妈妈相比要强势得多，每次发生矛盾爭执，多以父亲认输让步宣告结束。年轻时，妈妈聪颖美丽、好强勤奋。父亲随性通达，恃才傲物。那段他们风华正茂的时光，参加开国大典游行庆祝活动，参加城市军管会工作组，他们将自己理想都投入新中国的激情岁月。  三、赴朝参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10月，彭德怀司令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部队跨过鸭绿江。我的父亲母亲先后从北京外语学院报名参军，我父亲先期赴朝。妈妈将未滿周岁的我，千里迢迢送回四川老家，我在自贡外公外婆家度过没有父母陪伴的童年。 我妈妈返回北京后，也在同学们热烈欢呼声中参军赴朝。部队在鸭碌江畔朝鲜一则的碧潼，那里是志愿军的美军俘管处，妈妈在俘管处宣传科，她负责筹备给俘虏阅读的图书和杂志，她几乎读遍了各国共产党出版的英文刊物。她也常替首长做口译，向美军俘虏做宣传教育工作。 父亲谈及朝鲜战争，讲得更多的是战争的残酷，以志愿军为主的中朝联军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狹长的朝鲜半岛，双方投入三百多万军队殊死较量，短短三年上百万人伤亡，多少中国人民的英雄儿女血染朝鲜战场。父亲一次随部队夜行军，在漆黑的山路上，为了前后照应，每人脖子围了一条白毛巾。突然遭到美军轰炸机奔袭，照明弹霎间将山谷照得通亮，倾刻间炸弹扑向行军的部队，待敌机飞走，清点人数时发现，有的战友被炸牺牲，踪迹全无，仅剩下挂在树杈上的白色毛巾。 经过中国人民志愿军浴血奋战，朝鲜南北双方管辖区域重归三八线。父亲做为志愿军优秀英文翻译，有幸参加了板门店停战协定谈判的相关工作。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父亲和他的战友们目睹了和平到来的那一天，大家都激动得热泪盈眶，战友们拥抱在一起欢呼雀跃，事后他们在记录历史的地方合影留念。经历过战争的人方知战爭的残酷和胜利的来之不易。父亲在朝鲜战场五年，因参加板门店停战协定谈判的相关英文翻译工作荣立战功，朝鲜是父亲深受组织器重的年代。 父母在1954年，1955年先后从部队转业，由于西方封锁，英文干部许多人转行。原总政联络部部长杨思德将军曾评价我的父亲是志愿军中最优秀的英文干部之一。但由于父亲有海外关系，由于特殊年代的偏见和歧视，总政送给新华社我父亲转业档案，半天就被退回。组织上也曾安排我父母去黑龙江大学任教，但我父亲坚持不离开北京。还是父亲所在部队的首长们关照，他们才得以解决转业安排。父亲在朝鲜的部队领导、总政王央公、杨思德和总参二部席一等首长多方协调，父亲被安排到文化部中国电影放映发行公司工作，我妈妈被安排到北京中学任教，这种安排留下大才小用的遗憾，但在阶级斗争年代也是无奈。我妈妈北外的校友们，不是分在外交部，就是留校当教授，多年之后妈妈在外语学院同期同学还为他们抱不平。到是我的父母回忆往事时想得开，或许他们想，比起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数以十万计的战友们，他们能平安凯旋归来，都算幸运者。我的父母都是离休干部，而今妈妈已经91岁，依然健康快乐。 父亲曾经是志愿军在板门店参加停战协定做文字工作优秀英文翻译，他们的一位战友，曾是参加这一工作中文文字水平优秀者，但凯旋班师归来之时，部队列车经过沈阳，这位战友却被部队保卫部门以莫须有扣押逮捕，虽然几经审查未找到任何罪名证据，却被冤屈处理遣返还乡务农，这位战友贫病交加和郁闷含恨离世。多年后，父母与战友们相聚，谈及那位战友的悲惨遭遇仍伤心不已。 我曾经戏言，当年父母从解放军总政所属部队转业，未去黑龙江大学供职，留在了北京。若干年后，他们的儿子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插队，并且一呆就是九年，或许这就是我们与黑土地难以割舍的缘分。  四、西交民巷 在部队首长帮助下，我的父亲1956年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文化部中国电影发行公司工作。中影公司是中国电影最高管理经营机构，在北京的西郊民巷。西郊民巷曾是清朝未年银行业兴起年代的金融街，解放前夕，仍有15家银行和2个街庄。中影公司的办公楼是其中一家银行的建筑。儿时进城去找父亲，被那座古香古色的西洋建筑和室内悠雅格局吸引。我们三兄妹随妈妈住在北京西郊八里庄师院附中家属院，父亲的中影公司所在地西交民巷，在现在人民大会堂西侧，长安街的南面。我们在城里草帽胡同曾经也有个家，因建人大会堂拆迁搬到建国门外永安里，父亲本来分了一个两居室，却将房子让给一位老少三代的同事，自己住进了楼房顶层的一居室的房子，我和妈妈去永安里，我只好在厨房搭个行军床过夜。 那时父亲会每周六下午骑车回师院附中与我们团聚，每次回家，他会带前门几家餐厅美食与我们分享，前门大栅栏那家著名川菜馆的芽菜肉沬包子尤其好吃。一段时间，上小学的我期待父亲早些回来，我惦记用他那辆28自行车学骑车。父亲在附中足球场跑道上手把手教会我骑自行车。当然，学习过程也沒少𨄮碰他的宝贝飞鸽车，他也曾心疼不己，父亲脾气很好，很少与我们发脾气。我的第一副红双喜乒乓球拍、第一本集邮册都是他送给我的，父亲在那本集邮册上用正楷写下：＂先学习，后集邮＂的赠言，足见其用心良苦。但我儿时的学习很少让他们滿意，英语专家的儿子英语居然考试不及格，让他们很伤脑筋。 小学四年级，我与脾气急的妈妈发生爭执，负气离家出走，竟然想扒火车回四川去找外公外婆。徒步走到丰台火车站，向火车司机探寻回四川途径时，被铁路人员将我送交派出所。父亲深夜到派出所将我领回家，他安慰妈妈，照顾我吃饭，居然一句责备的话都没有说。我爸对我们兄妹最大期望是：好好读书，做一个对社会有做为的人。 在与西方国家断绝往来的年代，英语专业坐上冷板櫈。中影公司进口的外语片绝大多数来自苏联。英语口译翻译成为我父亲的重要工作，在外事活动中，他曾经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人会见外宾做过英文翻译，近距离与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有过工作接触，周恩来总理勤勉敬业精神，待人谦和儒雅风范，留给他很深的印象。他也常为文化部的部长们做英文翻译。同为英语专业的妈妈，对父亲的中英文翻译能力赞口不绝。父亲有自己很好的朋友圈，他的的乒乓球水平，在业余选手中脱颖而出，他横握球拍，正反手攻势凶猛，弧旋球颇有水准，父亲等三个人组队代表中影公司参加文化部直属单位乒乓球赛，获得季军的好成绩。这也得益于他在中国乒乓球界的朋友们，他与容国团、姜永宁、林慧卿等享誉中外的乒乓球国手曾是亲密的朋友，他们都是为报效祖国，从海外归来的赤子，先农坛体育场常有他们在一起的快乐身影。文革中，世界冠军容国团和著名乒乓球教练姜永宁被迫害致死，每每提及此事，父亲总会愤愤不平。父亲多次提到他们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和文革中的悲惨命运，功勋卓著的彭总因为说真话尚且如此，更何况其他的人。新中国建国最初的十七年中，父亲在朝鲜志愿军中工作五年，其它十二年在文化部中影公司度过，工作风平浪静，闲时自娛自乐。我的父母由于性格差异，加之那个年代政治运动频繁，知识分子精神压抑，他们于1964年和平分手。母亲坚持三个孩子归她抚养，她一边工作，一边独自扛起了这个家，经历很多辛劳。父亲也承担了他的经济责任，从此，我每月要到师院邮政所去取父亲寄来的存款汇单。 我也有过私自带着小我五岁的弟弟、小我七岁的妹妹进城去看父亲的经历，一般会瞒着妈妈，怕她不高兴。父亲一直关心着妈妈，每次会细心打听寻问，他们毕竟一起有过青春最美好的幸福生活时光，更共同经历过抗美援朝的战争风云。 五、咸宁干校 1966年文革爆发，十年浩劫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一场深重的灾难。叶剑英元帅曾经说过，文革中亿万人受到迫害和株连。 文革中北京的中学是被领导者挑动红卫兵的发源地，在血统论猖獗的年代，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出身，父母1945年之后参加革命出身的人，被打入另册，成为既不算所谓红五类出身，也不算所谓黑五类出身的的另类。其实当时知识分子，已成为地富反坏右后面的臭老九，以此划分人群和敌我，任意剥夺他人基本生存权利，留下人类文明史上黑暗的一页。北京中学生中有一大批我们这样的人，被红卫兵们推到对立面，直到他们中许多人父母文革中也蒙冤被打倒，才也体验到被迫害求生存的味道。 1966年10月，我去永安里寓所看望父亲，他对眼前发生的天翻地覆一头雾水，对与他平素关系很好的中影公司领导们遭遇揪斗批判很不理解。他反感红卫兵在红八月中，将北京西郊民巷改为反帝路，认为这是拿外交政策开玩笑。他对志愿军时老首长们在总政、总参遭到冲击深感担心。谈到他自己到很坦然，他既不是单位的领导，土改时家里不过也就划了个中农，又是从部队转业，故运动的荒火暂时烧不到他。我能看出他思想上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无奈之下只有逃避。 这是我们父子文革中唯一一次见面，他也关心我妈妈和年幼尚在读小学的弟弟、妹妹。他说，我妈妈历史清白，解放前就是一个大学生。1949年6月参加革命，当兵赴朝参战，转业后一直在附中教书，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多少年后，回想起我们父子这次谈话，那时候我们政治上都很幼稚，十年浩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数以千万计被迫害的人，何须正当理由。我的父母文革中未遭受大的冲击、躲过一劫，实属幸运。 分别时，父亲拿出一件参加邢台四清工作队时，部队战友送给他很新的军上衣给我。文革中，许多中学生都穿起父母的旧军装，或是用来展示自己革命。为了滿足这种招牌式的虚荣心，我也穿过妈妈扔在家门口竹筐中的那套军装，可惜那身衣服质量太差，很快磨破了。接着我又去找在空军的舅舅要军装，多少年后，每次聚会时，大都是我买单，我曾开玩笑说，那是对舅舅当年送我军装的答谢。父亲在文革中送我的军服，虽然大得不合身，但却伴随了我和同伙们呼啸长安街的岁月，伴随我1968年去东北上山下乡，军装似乎成为特殊年代我的精神护身服。 父亲的文革岁月中许多年是在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度过。这座著名的五七干校留下了中国文化界许多名人文革中的足迹。 有人说，十年浩劫中，全国各地1600多所＂五七干校＂中，最有名的，毫无疑义是＂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这里曾汇集了十多家部委、民主党派和中国文联、作协的下放干部。云集了费孝通、经叔平、黄火星、周巍峙、冰心、沈从文、臧克家、张光年、冯雪峰、郭小川、周汝昌、牛汉、陈白尘等一批领导和文化界知名人士，而那时他们都被做为改造教育对象集中在这里。 从1969年4月到1974年，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先后编为5个大队26个连，容纳干部家属达6000多人，一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文化界和各部委领导在这里接受所谓劳动锻炼，很多人在这里受批斗，甚至折磨。 父亲的干校所在的向阳湖是一个年代久远的荒湖，茅草丛生，干沽面积广阔。这片沼泽地被荒野环绕，南端有湖汊，环境极其艰苦。干校从垦荒盖房起步。父亲做为一名普通高级知识分子，领教了干校军宣队肆无忌弹、横行霸道，专案组穷凶极恶、罗织罪名，整516等冤假错案骇人听闻，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专政欺凌。父亲在干校除艰苦劳作外，烧过开水炉，用扁担往工地送水，也下过稻田耕种。他曾在烈日炎炎的田埂上驻足远眺，也曾在阴雨绵绵的集体宿舍陋室读书，他与许多多干部一样无耐，只能正视现实，用积极乐观面对苦闷。使他开心的是撑船下湖捕鱼，他会从船上跃入水中劈波斩浪，看到父亲游泳自如，许多北方人赞叹不已，岂知父亲是在文昌大海边长大。提及那段经历，父亲说，很多人，特别是那些文化界的领导干部和知名人士，在干校蒙受更大的迫害，比较他们，他不过只是经受体力辛劳和精神折磨，他可惜正值精力旺盛的年华，中国知识分子的精英们只能在向阳湖畔虚度时光、学无所用。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用一首《忆向阳湖》回顾咸宁五七干校生活：＂六千人的汗水、泪水、苦恼和忧虑，还有一点希望，汇成向阳湖＂。 父亲在干校劳动后期，经历了他的第二次婚姻，那位陈阿姨的先生也曾是父亲在中影公司的同事，一位内向与世无争的法文翻译，文革初期因被强加罪名惊吓过度自杀，抛下陈阿姨和三个孩子。不知是因为同情，还是相互安慰，他们在向阳湖干校将要结束时走到一起，在这之后，父亲帮助陈阿姨将她家三个孩子养大，将两个姐姐送去加拿大和美国，弟弟留在北京。陈阿姨退休前一直供职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她为人亲和善良。上世纪八十年代，父亲与陈阿姨分道扬镳，我与陈阿姨一家至今保持很好关系，我们记得女儿小时候，也受到过陈阿姨一家的许多关照和帮助。 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的经历，给许多中国著名学者、著名作家留下深刻印象，他们有许多关于干校的传世之作的诗歌、回忆录，应该会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记取沉痛历史教训和反思的宝贵财富。更值得庆幸的是，它成为全国屹今保留完整的一座五七干校旧址，它用详尽的史实向后人昭示十年浩劫时的原貌。 2013年3月5日，国务院批准将其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全国第一家被列为国家级文保的＂五七干校＂。 六、语言学院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文革浩劫结束，春回大地，万物复苏。 父亲被组织分配到新组建的北京语言学院（现北京语言大学）仼教。这所大学接收外国留学生学习中文，中国出国学生学习外文，校址在北京五道口原北京矿业学院。父亲的工作角色转换成林诗仲教授，他担负了北京语言学院编辑《现代汉英词典》一书，他是英文部分的定稿人，为了这部词典父亲付出了很多心血，从编撰到逐条逐句反复推敲，查阅了大量英文资料，直至出版发行。 除工作之外，父亲急着要将在东北阿荣旗插队下乡九年的我调回北京。父亲善于与人交流相处，他的好友有北京语言学院副院长邱及，父亲视他为敬重的前辈。邱伯伯是1927年入党的资深老革命，年轻时曾是泰国华人学生运动领袖，邱伯伯与父亲有很深的友情，他们一家人文革中也历经磨难。很巧学校组织处、宣传处的两位处长都是父亲的海南同乡，他们相识恨晚，很快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 如何帮助我返回北京，有人建议父亲与我妈妈协商，以当年他们离婚时，曾经有口头协议，我归父亲，这样可以按照父亲身边无亲生子女为由，将我困退办回北京。语言学院两位处长多次去北京师院附中找我妈商量，妈妈却以不能欺骗组织为由断然拒绝，哭笑不得的他们只好另僻溪径，在市民政局领导帮助下，父亲绕开我妈，以家庭特困父亲身边需要子女照顾为理由，于1977年7月将我调回北京，我搭乘大规模知青返城的未班车回到魂牵梦绕的北京。离开九年的北京对我来说，既熟悉，也漠生。弟妹已经长大，师院附中家属院那间小屋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处。在我进退两难之时，又是父亲伸出援手，他为我在北京语言学院教师宿舍借了一间与人合住的单元房，又为我在学院行政处建材仓库为我找了一份临时工工作，吃饭在教师食堂，父亲尽心竭力帮助我在北京有了站住脚的立足之地。 在我返城后无家可归的日子里，也感谢弟弟、妹妹在那段时间倾情相助。我1977年7月从北大荒返城、8月帮妈妈盖了一间十几米的平房，9月、10月、11月在语言学院当临时工，1977年12月招工进北京市纺织局羊绒衫厂，从此揭开我的后知青时代。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父亲的命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他陆续被选为北京市七届人大代表，被致公党主席黄鼎臣邀请参加全国政协华侨组工作。各种会议和社会活动日渐增多，他与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很熟，这位老红军热情洋溢，勉励父亲要多为国家做贡献。刘少奇的前夫人谢飞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而且是父亲的文昌老乡，他们也多次在一起协商如何为海南经济发展出力。父亲交友广泛，他对人友善，邻家有事，不问出处，即便普通工人朋友，他也能与人平等相处，能帮则帮。 我的弟弟和妹妹都是国家恢复高考后，相继考入大学。弟弟林佟是70届学生，那是留城不下乡幸运的一届人，他15岁到北京第二通用机械厂炼钢车间当天车工，那是一个三班倒的辛苦工作。由于表现突出，多次被工厂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均因父亲有海外关系被拒之门外。文革后，林佟凭自已刻苦自学和附中老师辅导，考上人民大学统计专业，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商业学院（现工商大学）任教，后全家定居加拿大。 妹妹林倩72届，也曾下乡北京清河插队，文革后，她考上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凭借天资聪颖，他们中文系的学生读书并不努力。妹妹毕业后先在甘家口中学任教，后供职首汽公司和北京市第一服务局教育处，现在是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终身教师。 他们都因父亲是从海外归来的华侨，而受到不公正对待，但他们在逆境中成长、不甘居人后，这些都让父亲感到欣慰和自豪。 我供职的北京羊绒衫厂是一家有上千人的中型国有企业，企业有一批从铁道兵转业干部，分管挡案的是一位颇有正义感的转业干部山元章，他耿直疾恶如仇，那时正值按中央部署，各单位都在清理个人档案文革中被塞进的不实之辞。他知道我的父母都是抗美援朝的老兵，颇有感慨的说，文化部军代表往你档案中塞进许多有关你父亲海外关系的传闻，其中多是憶断推测和道听途说，可能、也许、据说词汇居然笔笔皆是。他愤怒的说，那些人太不负责任了，难怪你背负着父辈冤屈下乡九年。事后我将这些事告诉父亲，他苦笑后沉默不语。其实这在那个年代见怪不怪，多少人被诬陷，叛徒、内奸、特务、里通外国的帽子滿天飞，。株连九族这个骇人听闻的用语原本发生在封建社会，在特殊年代横行，冤案如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尽管如此，回想我下乡时，我插队阿荣旗图布新公社党委，还是不管我档案中关于我父亲那些危言耸听的不实之辞，1976年3月20月，图布新公社党委全票吸收我入党，他们评判一个知青现实的表现，不理睬档案中那厚厚的一摞关于我父亲的黑材料，这在当时需要多大的政治勇气，我由衷感激公社党委和阿荣旗为我们遮风挡雨、主持公道。 我和父亲都知道，阶级斗争暴风骤雨年代是非巅倒，但正直善良的人还是多数，并且我有幸在人生关键时刻遇到他们，下乡时的大队书记邱真、公社党委书记胡福元、工厂管档案的人事干部山元章、劳动科长陆士娟等都是我人生道路上遇到的好人。我1977年12月进国企北京羊绒衫厂，1981年7月调团中央青工部，既有我的努力，更有许多贵人相助。父亲常说，他只是普通知识分子，无权无势，子女们的人生之路要靠自己去努力奋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经组织安排，父亲以北京语言学院教授个人名义赴香港定居。 这段时间，他努力为中国改革开放工作。在北京组建了飞机零配件釆购供应公司，获得民航总局的批准和支持，他反聘民航多位专家加盟，公司设在北京兆龙饭店写字楼。公司也曾经营得有声有色，随着国家对外贸易全方位开放，这家商贸公司也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父亲也为中国和以色列建交和贸易往来，做了大量民间工作。林教授访问以色列，受到以色列著名政治家沙龙将军的热情款待，被邀请到沙龙自家的庄园做客，还陪他参观以色列相关设备企业。父亲也在北京接待过多批以色列重要客人，这在中国和以色列尚未建交的年代也非易事。父亲终于高兴看到中以两国建交，两国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交流，有力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父亲曾用他的国际沟通渠道为此默默奉献。 父亲与曾与许多央企集团公司负责人有过良好的合作关系，他们尽力为国家引进先进设备，也协助将这些企业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地。商业中介代理并非易事，事违人愿的事也时有发生，不得不承认，成功需要付出努力，有时候也要靠机遇和运气。他很努力，但他毕竟是读书人，不是商人。但他却很投入，那时他常在世界各地穿梭奔波。 林教授更多充分发挥他文昌同乡、广东同乡的深厚人脉资源，与对岸高层交往，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祖国统一尽心竭力。一位部门负责人曾对我说，你父亲为国家做了大量工作。贾春旺部长曾单独宴请我的父亲，并请我做陪，贾部长尊称我父亲为前辈，这大概是指父亲在部队工作那五年。贾部长曾任北京团市委书记，那时我在团中央青工部，有过同事的经历，故也不觉得拘束，那天他们聊了许久。 1990年，我离开团中央系统后，曾经在招商局集团旗下公司供职十余年，集团副总裁王再兴等人也曾有意调我去集团香港总部工作，但因据说父子不能同时公派香港，请示上级单位后，此事失之交臂。 我去香港拜访招商局集团总部，也顺便去荃湾寓所看望父亲，香港夜景迷人，高楼林立、万家灯火。那天他兴致很好，我们在一家粤菜馆吃饭，父亲点了我俩爱吃的菜，海南文昌的白切鸡是我们父子最爱。这种鸡一般都是在文昌椰子树下散养而成，肉嫩鲜美，是海南几大名菜之一。父亲也曾是做这道菜的高手，这道美味也有浓郁的乡情，中国人将这道菜带到新加坡，带到海外各国。 我们在一起海阔天空闲聊。父亲喜欢谈《史记》中的名篇，他为汉朝名将韩信报不平，认为韩信早些听谋士荐言，不会落个：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良狗烹，敌国破，谋臣亡的悲惨下场。我也关心询问父亲私人生活，我知道喜欢他的大有人在，根据香港法律，离婚要财产一分为二，我提醒林教授，若不注意，蛋糕会越分越小。父亲笑着挥挥手，不做正面回答，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追求，有些事不过人性使然，人生如戏。 父亲曾经在亚运村公寓住过多年，迎来送往的事太多。来访者也参差不齐，有曾居庙堂之上的高官，也有故交旧友。交往目的也各不相同，有洽谈生意，有探访叙旧，朋友众多，功利小人也有，但父亲总是以礼相待，我却觉得和有些人交往沒有意义，甚至是在浪费时间。但毕竟这都是父亲的私事，我们各忙各的，见面相聚不多，有时为不打扰，去时，甚至要电话邀时间，现在想来，这也是必要的尊重。 父亲很关爱我们的妹妹，那年我妹妹在清河插队，拉着一同下乡的女生好友，骑一辆自行车，到语言学院找我父亲吃饭，父亲正在开会，将她们俩安置在办公室，俩人竞将房门反锁，然后倒头便睡，房门居然因锁坏打不开，父亲最后请来学校后勤，才将门打开，与妹妹一同前往的那位女同学，多少年后，还记得父亲请她们那顿饭如何丰盛，那段时间是他们父女交往的快乐时光。 有一年，父亲到访美国首都华盛顿，弟弟林佟从加拿大蒙特利尔长途坐火车来与他相聚。他们父子去参观白宫，恰好那天是非参观接待日，父亲用他流利的英语，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居然说服了严格照章办事的白宫卫兵，卫兵请示后破例请他们进去参观。 父亲关心海南家乡建设，与几任省领导都有很好关系，他一度还为海口新国际机场奔走融资。项南任福建省委书记时，父亲被聘为福州市政府顾问。父亲住白家庄时，他们多有交往，一次中午，项书记与他在青印厂宿舍招待所用餐，那是一个简易的食堂，父亲有些不过意，项南笑着说，他当年在团中央任书记兼宣传部长时，中国青年出版社和青印厂就由他分管，故地重游，他觉得很亲切，他们边吃边聊，还不时与熟人打招呼。项南是改革开放年代的功臣，他平生坎坷，却待人亲和，项伯伯受我之请，还曾经为我在厦门的企业家朋友吴国荣挥毫题词。我曾与他家小儿子很熟，他后来去海外读书，己多年未联系。 父亲去香港定居那十几年，是他最快乐和倾心国尽力的岁月。 八、耶路撒冷 父亲很疼爱他的小女儿，他们曾有一年，在落日的余辉中，父女坐在在耶路撒冷老城对面的石阶上，望着这座有三千年历史的古城，这里曾被视为世界的中心，这里是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圣地。 父亲告诉我，那次他们父女聊了许久，从三次中东战争到难解难分的巴以冲突，从圣殿山上的阿克萨清真寺到犹太教的哭墙，从中华文明到耶路撒冷的历史。他们还谈到父女两人各自生活，聊到各自对人生的看法，妹妹更直言不讳问父亲当初与妈妈离婚的原由。  父亲与我们谈起妈妈总会情深意重，他了解妈妈的做事风格，甚至熟悉妈妈老家四川自贡，那是川南重镇，享有＂千年盐都＂、＂恐龙之乡＂之美誉，妈妈的故乡自贡富顺县更有＂才子之乡＂的盛名。在父亲心目中，妈妈漂亮聪颖出众，但川妹子火爆脾气让人望而生畏。父亲曾对我说，在朝鲜部队时，也不乏有年轻的领导干部动过追求妈妈的心思，最后被组织上处理调回国内。父亲常说，我妈妈一个人带大我们三个孩子不容易。他也会打听我的姨和舅舅们的情况，当初他们关系很好。他说，婚姻由于性格不同仍捆绑在一起，未必就一定是好事，既便分手也要多念及对方长处，大家仍然可以做朋友，听得出来，当初父母分道扬镳，父亲并非主动。但我知道，话虽然这样说，现实生活中，做到这些并不容易。 我弟弟林佟的夫人宁静八十年代初，公派到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攻读医学博士学位，最终拿下博士后，宁静学业和事业都是优秀的皎皎者。为了他们夫妻团聚，父亲动用社会关系，在1984年10月，将弟弟送去加拿大，林佟一家从蒙特利尔到渥太华，然后到多伦多，也经历了许多辛苦。林佟从小受妈妈宠爱，他善良憨厚、勤勉好学，从北京的大学教师，到加拿大为生活打拼，坦然面对社会角色转变的落差。他是我们兄妹三人中唯一没有下乡插过队的，却在遥远的北美有过一段洋插队的艰辛。他们夫妇都乐观积极干练，生活上构成互补，将儿女教育得优秀懂事，女儿林达现在工作在德国，儿子杰森还在大学就读。父亲见到林达、杰森这两个孙女、孙子时，他们尚且年幼，如今弟弟一家幸福生活在多伦多安大略湖畔。 我妹妹林倩的婚姻曾让家人担心，父亲倾尽全力，将她送去以色列，先住在父亲一位犹太商人朋友家中，她不愿意麻烦人搬出去独闯天下，林倩悟性很高、大智若愚，她将亲情看得很重。对身无分文的妹妹靠自己努力，在以色列边打工边求学，困难时寄信买邮票的钱都没有，却执意将二哥、二嫂寄去的资助退回。她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攻克英语和希伯来语，考进世界著名学府希伯来大学东语系任教，并被学校聘为终身教师，这种待遇在犹太人中也不多。林倩现在和他的先生库玛教授快乐生活在耶路撒冷，她对妈妈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年都会回北京陪伴。库玛教授是学识修养丰富的专家，在他撰写出版的多本专著中，其中一本特别在书的扉页页上印有：＂此书献给林诗仲教授＂，以示对我们的父亲、他的岳父的敬意。 父亲为自己的子女尽到了责任，在孙辈人中，他与我们的女儿、他的孙女林楠相处最久，给了许多照顾。爷孙俩有一年在北京团结湖公园，皚皚白雪中追逐打雪战，留下愉快的美好回忆。父亲在林楠儿时见面，临别总要塞个红包给她，林楠转身会如数交给妈妈李梅，随着她长大，她会要求和妈妈分帐，李梅在国家司法部律师公证司处长岗位退休，林楠现在生活工作在新西兰奥克兰。父亲有时也会回忆，他童年时的无助，青年时的艰难。他是一个见过大世面豪爽乐观的人，更是一个性情中人，他也有情绪波动，有时会象大孩子一样任性，他的经历又验证了那句话，不经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但说到底，他还是一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从政经商都不乏书生意气。有时我劝他做事要留有余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劝他经营目标要稳中求进，不要四面出击，但是我们都是有很强个性的人，他未必肯听我的，况且世间之事，点评易，运作难。可贵的是我们能够心平气和的交流，很少发生爭执，相互尊重默契，一些议题点到为止。我也在企业领军几十年，虽然只不过是个打工的职业经理人，但对于产品、市场、效益、资金运作、员工管理，都是我在企业管理中常遇到的问题，而父亲经商之路并不顺畅，也有众星捧月被忽悠的时候，多少留下壮志未末酬的遗憾。但细想来无非是一段许多人不可能偿试的经历，他在丰富多彩的风云变幻中会有许多传奇享受。 1997年秋季，正当父亲为他手中几个大项目往返穿梭北京和欧洲，正当他几天前还身着短䄂红色T恤衫，在亚运村兴致勃勃长跑煅炼时，年近八旬父亲突然因急性肺炎住院，各方努力抢救，却因并发症悄然离世。如同林教授一生的行事风格，来去匆匆。以往他每次从香港或国外回到北京，总会热情给我打个简短的电话：＂我回来了＂，这句亲切暖心的告知从此消失。 这是我们家人经历的一次天塌地陷，父亲在部队的首长、原国台办主任杨思德将军等众多友人为他送行。在父亲去世一年后，我填了一首词追念他，其中上阙是：＂豪放一书生，风雨八十年，文昌家园，星岛壮怀，金陵曾月圆，朝鲜征战，文革垂钓，直声酬中原。喜得香港暖日，正青春未老，却随秋风去，都说教授远行迟归来＂。 本文讲述我了解父亲的生活片断，一位知识分子与新中国风雨同舟的经历。借尊敬的邓拓先生的诗句：＂人间长此记深情＂，做标题，聊表对我远去父亲林诗仲教授的思念之情。 林小仲 2018年12月于新西兰奥克兰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