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慢慢的到来,坝子里村村寨寨都开始栽秧了。说起栽秧我就害怕,社里的男劳力都去使牛犁田耙田,妇女小孩就被派去拔秧插秧。我们知青只能跟妇女小孩一起干。天还不亮社长就在小喇叭里喊开了,“知识青年起来啦,跟妇女组去插秧、知识青年起来啦,跟妇女组去插秧”。天蒙蒙亮我们就跟着妇女大军蹲在秧田里拔秧了,拔到天大亮,又要挑到犁好、耙好的田里。挑秧还有讲究,这里挑秧不用畚箕绳索,一棵竹竿摆在地上,把秧苗一边一把、一边一把的交叉摆好,最上面的两把打个结,两头这么摆好后一抬起来,秧苗就挂在竹竿上了。如果摆搭不好挑到半路就散落下来,有时我们要重新摆搭几次才把秧挑得到目的地。挑着秧还要走那窄窄的田埂,过搭在水沟上的一棵棵竹子独木桥。最要命的就是这个独木桥,抖临磕颤的一不小心就掉下沟去。傣族姑娘一闪一闪的,轻轻松松的就走过去,我们半步半步的挪,半天才过去,那真叫丢人。 太阳出来后男人们才骑着牛慢慢的出村来,牛要太阳出来后才劳动,犁田是技术活,谁的牛只听谁的口令,犁一阵牛还要休息休息,男人们借此聚在一起抽袋烟,一只只白鹭站在牛背上,看他们好轻松嘛,男人们就有这个特权。 我们插秧的就苦惨了,弯着腰站在泥水里,干一阵腰杆就像断了一样,直都直不起来,那个酸疼啊太难忘。你还不能停,要不然傣族姑娘们就会把你围在里面,能把你围在里面的姑娘们很得意,笑得前仰后合,你成她们开心的料。中午吃完饭稍事休息,接着又干。一直要干到太阳落山。在农村不是靠钟表来计时,就是看太阳。我们干一阵又量量太阳还有几巴掌才落山。干一阵又量量。老傣是关心着急还有多少田地没有栽完,我们是巴望着太阳赶紧下去,收工回家。傍晚最要命还是蚊虫的叮咬,露在外面的肉都被叮的红肿,奇痒难耐。还有蚂蝗,叮上你不疼不痒的没有一点感觉,等他吸饱了血什么时间走了你都不知道,它走后叮过的地方还要流好多血,这时你才发现。刚开始看到流那么多血,心里很是害怕,特别是女生吓得哇哇大哭,日子久了也习以为常了。 天黑了社长才下令收工。我们几个知青拖着仿佛不是自己的身体跌跌碰碰的回家。不像傣族老乡们一路歌声,一路欢声笑语,相互开着玩笑,离不开男男女女那点事。劳动是他们的享受,是他们的生活。这样的栽插要进行两个多月,才能把社里的地种完,紧接着又是薅秧,同样苦不堪言。插秧薅秧时节天一阵晴一阵雨的,整天泡在泥水里,脚丫都泡烂了,钻心的疼,农忙时节大家都在苦干都在忙,我们也不好意思偷懒,天天咬牙坚持着,这下算是知道小锅是铁打的了,农民没得那么好当啊! 这段时间也是水果成熟的季节,菠萝、芒果、香瓜、牛肚子果开始成熟了。菠萝是社里栽的,收来主要卖给食品厂做菠萝干。自己也吃,要多少就去称,记账不用付现钱。一次称几箩筐回来,我一次最多吃了八九个,吃的舌头都流血,被刺戳的。到吃饭时,肚子是饿的,可嘴巴疼的吃不进,特别菜里都放辣椒,疼的想哭。芒果、香瓜、牛肚子果在昆明时都没得吃过,想想那阵真过瘾啊。年轻,牙好胃好,吃水果都讲究个够,讲究个饱。 国营农场有几个分场在遮放坝子里,在农场种地的叫工人,不叫农民。农场里也有知青,他们每个月拿工资,(那时农场工人的工资就28块钱)吃食堂,住瓦房。每天8小时工作,到时间就下班,还有星期天。只要下班的号声一响,哪怕手里还有半把秧,丢下就走。把我们羡慕死了。他们犁田都用拖拉机,插秧用插秧机,快得很。农场的蔬菜都施化肥,长得比傣族种的好。傣族种的蔬菜不兴施肥料,说肥料脏。西红柿、茄子、莲花白都长得都瘦瘦小小的。现在看来我们的虽然瘦小,但是绿色有机食品。 农场还经常放露天电影,不要钱。那个时侯的电影就是八个《样板戏》,《列宁在1918》几部片子反反复复的放,台词都已经记得烂熟了。只要农场一放电影,傣族小朴少、小仆冒都去。收工回来一丢下饭碗,小朴少梳妆打扮一番,洒上一身的花露水,头上还戴着鲜花,小伙子等在寨子外面,找到自己相好的,用自行车就带走啦。他们不是为了看什么样板戏,就是借此机会约会。一男一女裹在一床毯子里,只露着四只脚,呢呢喃喃、蘑菇擦痒的。他们叫“列少”,翻成汉话应该叫玩小姑娘,或者找小姑娘玩。傣族小仆冒还笑话我们知青不会列少,白白做人。现在想想那个时侯我们真的很憨,太老实,受孔孟之道的教育影响深厚,青春年华的人性受到压抑,见到女人都不敢正眼看看,更别说往其他方面想了。要不然说不定我们现在要有大帮大帮的“孽债”啦。又可以讲出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来。不用像我现在写的干巴巴的,没什么能打动人的内容。 那一年镇上放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电影,芭蕾舞我们可没有真正看过,只听说过什么《天鹅湖》啦,《睡美人》啦,也不知红色娘子军怎么整成的芭蕾舞,不管多远肯定要去,我们下午就出发。12公里的路,没有车就步行脚走到遮放镇的部队驻地去看这部电影。天还没有黑就去占地方,电影胶片要等芒市那边放了再送过来,等看完都夜里一两点了。看完电影又十来公里走回来,为看《红色娘子军》这部样板剧这样,拿给现在的人看来不可思议吧!那时没得什么文化生活,我们可是真的慕名而去以解精神的饥渴。可不是和傣族小仆冒、小朴少一样为了去“列少”啊。那个年代的文化生活就剩这点样板戏了。 农场后来来了大批四川知青,他们年纪比我们还小,离家又比我们远,蛮可怜的。农场的知青经常打群架,四川的跟上海的打,上海的跟北京的打。但他们不敢跟我们插队落户的昆明知青打,也不惹我们。四川知青讲点哥们义气,有几个小头目还跟我们交成朋友,见了面杨哥、王哥的叫不停。我们把从陇川买回来的户撒刀送他们,他们经常把农场的菜用床单包了大包大包的偷来给我们。他们农场有军代表管着,很不自由,经常要开批判会。批修正主义,批判资本主义,随便批斗不听话或是闹事的知青。批斗知青还闹出过人命。我们插队落户的就没有这些政治运动,我们自己常说“手握锄头把、犯法也不大”。不想出工就不去,无非是没有工分,捞不到“印象”(大家都想表现好点,将来调回昆明)罢了。农场可不行,有军代表,农场老工人管着,不能偷懒,连说话都要小心,我们还有个接受完再教育回城工作的盼头;他们在当时已经算是拿工资吃饭参加工作了,没了回城的希望,其实日子比我们难熬。 坝子里雨季最难熬了,有时一连几天雨下不停,牛群踩去踩来,寨子里的道路都成了烂泥潭。天天在泥水里劳动,我的脚杆开始长了一个一个红红的水泡,过几天就开始溃烂流黄水,黄水流到之处又开始溃烂。流出的黄水干了以后结成像松香一样的晶体。几天整个脚杆就变得疮痍满目,肿得上下一般粗,下不得床,沾不得水。同学们有好几个都得了这个病,说是中了水毒。也有的说是水土不服而长的脓疱疮。我的房东大妈去给我采来草药煮水洗,同学们家里带来的消炎药粉,乡卫生所的赤脚医生也给拿来些药膏都用上了。治了好久才慢慢的好了起来。据说每个内地来的人都要经历这么一关,以后就不会再发了。我还算好,没有去医院就这么治好的,农村人没有现在城里人金贵,一般病了都是自己找点草药吃,要进医院的病差不多也完蛋了。我们寨子有两个同学脚烂的厉害了,不得不去区上的卫生所住了个把月的院,我们去看她们时开玩笑说可能要把腿锯掉,吓得两个女生大哭不止。还不单是这个病,疟疾也非常厉害,民间叫打摆子。主要是带疟原虫的蚊子叮咬传播。染上了低烧不止,忽冷忽热,冷起来大热天冷的直发抖,热起来用冷水冲还满身冒大汗。发过了一头又跟好人似的,每天都要发作一两次,发作一次人就衰弱一截,几天就能把人折磨的不成样子。得了一次这个病后,疟原虫在身体里很难消除。以后每年都要发病。 水毒、疟疾、霍乱、这个就是这里有名的热带病,当地人叫它瘴气。解放前内地的人都不敢轻易的下到这些地方来。有这么句民谣:“要下芒市坝,先把婆娘嫁”,往往是有去无回的。解放后政府一到这个季节就来免费发放奎宁这些预防药,有效的控制住了疫情的传播,疫情往往是从缅甸传过来的,还是经常有人得病。我们有两个同学就得了疟疾。把家里的人吓的不轻。确实让家人揪心,那个时候又不通电话,只有靠电报书信跟家里联络,一来一去半个月。去插队落户的知青差不多都得过这一关,我算是闯过来了。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