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面对死神(下)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着一帮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区别。” 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著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总是要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问题。我们口里心里相信的东西和准则，在人生中却并不如此去做。我们的书生气非但不能改造别人，而且使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和知青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人的苦恼和忧虑。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我最近心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力求达到的是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现在报纸宣传又要知青扎根边疆农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泽，翁永曦当做典型。凭我这个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基本知识的人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流产，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努力地去实践的人生准则却不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辛勤劳动最终不过是无用功，为某些政治骗子的蛊惑人心宣传作点缀，岂不可悲。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推荐上大学要轮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么意思。” 
阿安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语调越来越尖锐，1976年四·五清明节TANM事件后，他因为传播谣言，散布反动言论，收听敌台，几次被来我队视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长在队里的学习大会上点名批判，甚至于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单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无可忍时还要据理力争，那刻薄的讽刺幽默，弄得全场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长憋得满脸红一阵青一阵。舒还指挥知青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县的大小领导都知道我们队知青谁都不怕，连唱歌都会变着法子骂人。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大学入学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革委会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我不是贱民，不需要这种特别照顾。我需要的是我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价值的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真是没希望了。听听美国之音居然还会影响我上大学，这种罪名还不是秦始皇那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咱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这时他父亲的问题虽说还没有结论，但因为有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前，向中国方面提出要见老朋友——阿安的父亲，某领导一个批示，文革时住进舒家祖传的那栋小洋房里两层楼面的两户人家立即搬出，看来平反落实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开了有严重哮喘病的假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还指责他父母弄虚做假的行为不能为人师表，声称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伤心。  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迎考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还幽默地说，他要过完儿童节恢复童心后才走，并托胖子给他买张6月2日去大连的三等舱船票。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 6月2日下午我们在公平路码头上，左等右等还不见阿安的身影，让送行的朋友给他家挂电话，他大哥说他早上11点就离开家了。离3点开船还有20分钟，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赶来，小柏大声向我们喊着，“阿安这个家伙，都快开船了，他还笃悠悠地坐在候船室里抽烟，要不是我看到，他准误点不可。你们看，回黑龙江参加考试，他的旅行袋里除了一条烟，几件衣服，一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本《中国地图》外，什么复习材料也没有，真是把书都藏到脑子里去了，就准备回上海读大学。哪像你们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东西和家里的所有复习材料都带回黑龙江，准备在农村长期作战。你们在考场上一定要学学他这种镇静的本领，祝你们六个人都凯旋归来。” 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记录。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  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我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胖子马上打断他的话，“阿安，老提你那走麦城干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考场又不是刑场，今天是你请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种悲观论调来影响大家情绪。一会儿我们还要一齐复习历史和政治，不能痛饮三百杯，还是乾杯吧，与尔同销万古愁，预祝我们六人个个考上大学，回到上海。”于是我们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声背诵李太白的将进酒的长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乾杯。”引得周围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这付摇头晃脑的得意劲，以为餐厅里跑进了一群疯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我们就请阿安出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虫已经袭来，他这一说我也犯困了，阿安看我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那时候我们队里许多知青都喜欢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不仅抄在笔记本上，还能一字不差的从头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飘翔着一只海燕－－－－”，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在阿安请求下，我们背了三回。“我来了，我来了”，我也逐渐进入了梦乡。 6月3日早上六点半，我睁开眼睛，对过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没有法子只好起床去刷牙洗脸。等我从洗脸间回来后，胖子他们也出去了，舱里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铺的小陈那个女孩了。过了一会儿，胖子他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进舱时都问我看见阿安没有，快吃早饭了，怎么还不回来，不知他上哪儿看书去了，还是掉到哪个臭毛坑(厕所)里了。于是我们四个男的又分头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五个人坐在舱里正纳闷时，胖子说他六点起来时，就没看见阿安在铺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懒觉，今天怎么会起哪么早？奇怪！”小陈有点胆颤心惊地接着说：“我昨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铺上看书，他也一个晚上都在看书写东西，后来他下铺看见我还在看书，就对我说，都两点了，还用功呢，快休息，你这个小病鬼，要注意身体，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说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厕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清楚。” 这时，我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我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他……？？？”，我和胖子实在不愿这样想。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着：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 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 别了。祝你们幸运！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这封信在我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聚着的空气。“你们还坐在这里干吗？快叫船停下来，回头去找”，她便哭便催我们赶快去找船长。船当然是不会开回去找的。船长告诉我们，文革时，跳海自杀的人很多，即使看见有人跳海马上停船，也几乎连尸体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后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当然会游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实那更痛苦，在海里挣扎一番后，不是被鲨鱼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边上的乘警也说，跳海自杀的人被过路船只发现救起死里逃生的事我只听到过一次，清晨两三点时，周围也没有其他船只通过那块海区，你们还是赶快通知他家人吧，人死不能复活，你们也不要太悲伤，好好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前途无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象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象，能够在黄埔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暗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  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胖子哽咽地对我说：“我实在没有想到阿安会走上这条路。昨天他上船的时候跟我说，只要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存在，他这种反动分子今生今世就进不了大学，而呆在农村苟活一辈子，也实在忍受不住，我劝他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太悲观，现在邓小平上台了，一切都在变，右派都平反了，那个悼念周总理的四五事件也迟早会平反，到时候你说不定就是英雄，让那个狗所长向你陪礼道歉。他说，其实那所长人也不坏，从没向下面的生产队要过东西，他也是为他所坚信的真理而奋斗，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而且忠心耿耿，过去父亲被打成美国特务时，我也不是说过要和他划清楚界限吗？后来才明白自己做错了，后悔莫及。阿安说文革时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后悔地说：“后来他把话题扯开了，大谈关于大海的哲学和美学，又吟了文天祥的过零仃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注意些，说不定就能阻挡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我们都太迟钝了或者说是太现实主义了，所以无法理解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阿安他自己选择了不苟活偷生的庄严的死，马上就要面对死神，他还无所畏惧，象英雄那样平静地要我们朗诵海燕为他送行，这样的勇气是谁也拦不住的。我们只有鼓起生的勇气，继续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才会有出路，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象两边挂着一付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种欲哭无泪的悲伤样子，还在黑龙江农村里复习迎考的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当了国际海员的小柏，每次随船经过东海黄海相连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烟和罐头，奠祭我们的好朋友阿安。 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倒把所长训了一顿。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达了关于插队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沪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学，小贺考进了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上海。小鲁和小陈虽然接到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们都没去，而是办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续，成为离开生产队的最后两名知青。回到上海，他们俩参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进了大学念书。小鲁后来对我说，接到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时，他曾犹豫不决，看到大家都走了，极其悲观失望，甚至于想拉颗手榴弹自杀，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给父母朋友带来的痛苦悲哀，还是选择了生的道路。 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  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金山大队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没的墓牌上的字迹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来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笔把墓牌重写了一遍，把两盒牡丹牌香烟和两瓶松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两口，然后放在墓牌前，隐约中我仿佛感觉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别，再见，再见，永远别忘记在黑龙江边，还有你少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今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我想你们，我太寂寞了。 （全文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