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5、知青蓄电池木隔板厂 整个公社的上海知青和黎川知青已经为数不多了。为了便于知青们的集中管理和公社发展产业的需要，由县知青办的一位姓曾的干部从广东梅县引进了一个生产蓄电池木隔板的项目，公社出一部分资金扶植，在十里山边上的一个砖瓦窑厂的地址上成立了“黎川县蓄电池木隔板厂”。于是散落在公社各个大队的知青残部相继汇拢到了十里山。涟源大队的高伟民、刘建国，点山大队的王荣根、王秋萍，联盟大队的我和蒋良钰，加上还有四五个黎川知青，李伟忠出任厂长。就这样“七八个人，十几条枪”，在两个广东师傅的指导下开张了。木隔板的作用就是把开有槽的木片把蓄电池内的锌极片隔离开，使锌片和电解水能正常工作。木隔板的生产并不复杂，只需将硕大的松树锯成小段，再切成矩形，然后放到一个大铁锅上的大木桶中，放入烧碱烧煮几个时辰，用专用刨床刨出一定大小和一定厚薄的木片，一块半成品的木隔板就制成了。经过晾晒和拉槽、定型切割，包装，木隔板就可以投入市场了。广东师傅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把木隔板加工的前半部分放在黎川，然后把半成品整车的拉回广东，进行后半部分的高附加值的深加工。 公社指令性的向各大队下达了砍伐松木段的指标，一时间，大量的松木段被运往十里山的木隔板厂。厂方以极其低廉的价格收购松木段。我们几个男生开动着锯板机不停的把松木段锯成加工所需要的矩形，女生就在广东师傅的手下整理着刨出来的松木片。木隔板的生产，产生了大量的木屑和废料；冲洗木片上烧碱的水使大片的清流出现了污染。但是广东师傅和他们的后台-知青办的曾主任却全然不顾这些，因为，从上好的松木段中取出的是他们手中的财富，运到广东再度加工后，他们将得到丰厚的利润。就这样大好的资源和滚滚的财源被曾主任和他的同乡冠冕堂皇的掠夺到了广东，却把污染和废料留在了黎川。 因为是以知青的名义，所以各个大队的书记们，在公社有关干部的淫威下也是敢怒而不敢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管辖的山林中几十年甚至数百年才长成的大树，就这样倒在了知识青年的木隔板厂里，心里又是何等的难受啊！ 一九七六年的五月，全国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在知青厂里同时也掀起了要赶走广东师傅的热潮。在得不到公社领导支持的情况下，李伟忠和我还是坚持独立自主发展生产，赶走了两位广东师傅，带领大家自己干了起来。我们不断完善工艺流程，大大的减少了废料和污染的产生。把产品销售到了江西省内。 九月九日，毛泽东带着一生建立了新中国和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两件丰功伟绩，离开了无限忠于他老人家的全国各族人民。当全国人民沉浸在举国悲恸的日子里，一个十月的春雷一声震动了山河，一个新的时代来到了。我们这些饱经风霜的知青儿女终于又一次看到了希望。 我们在悄悄的等待，悄悄的等待着黎明的曙光。 木隔板厂也在两年后停止了生产，结束了那惨不忍睹的森林大面积砍伐和水资源的大面积污染。 上海的和黎川的知青大部分回城得到安置，我也即将结束这漫长的回归之路。 
右一为顾秀娟，时隔三十年后摄于九源村山顶的隘口
46、小站上的孤独 一九七四年，对知青回城的政策有所松动，一批又一批的知青开始通过各种方式，得到了回城的许可。我们当年下车的小站-光泽也开始热闹了起来，车站行李托运处的库房，堆满了回家的人们托运的铺板，樟木箱和日用行李；回城的知青也从这里等待着登上重又回家的列车。 我没法和他们同行，但作为一个留守者，我义不容辞的要帮回家的姐妹们做一些回家的准备工作，例如打包托运、采购些木料箱子什么的。 顾秀娟作为独生子女的照顾对象也加入了出发的行列中。九源生产队只有我一个男生可以帮助她。这么多年朝夕相处，一旦分手，再要同灶吃饭是不可能的了，我为顾秀娟找到大队的拖拉机司机武根俚，商量帮助顾秀娟搬家的事，武根俚一口答应帮忙从队里到县城的运输；二哥又联系了从县城到光泽的车。 后来我从顾秀娟的谈话中得知，她是独生女，并没有一定要求去插队。但当时她父亲正在接受单位的审查，单位把她父亲让不让女儿去插队，作为鉴别其对党是否忠诚的一种态度，无奈之下顾秀娟的父母只好把自己唯一的女儿交给了黎川；现在女儿终于可以回到父母的怀抱中。 列车徐徐开动，望着远去的列车，心中真不知是对回城的人们羡慕呢，还是对未来前途的迷茫。 送走顾秀娟后不久，又接到竞果要回家的消息。 竞果是母亲的多年老同事的女儿，我们从小一起长大。小时候，每年暑假结束之前，她母亲总会把女儿带来我家和我一起做暑假作业，自己就和母亲一起着手学校的开学工作。一晃我们都成了大人了，没想到插队那年我们会同上一列火车。母亲们都关照，要孩子们到了江西彼此多照顾着。 到了黎川，得知竞果分在离开县城100里的一个叫“西城”的公社，而且在一个叫“长兰山”的高山村里。我们落户在芦家后，竞果和一个叫张源芝的女孩一起来芦家找过我和二哥，希望我们能帮她们从西城的大山里搬到我们芦家来插队。可惜，我们势单力薄，联盟大队没有接纳这两个无助的女孩，只是好心的老乡留竞果她俩在村子里住了一晚，她们还是怏怏的回到了长兰山。后来知道，长兰山地处闽赣交界处，那里原始森林密布，是黎川县最边远的一个村子，也是全县最落后的地方。据说到现在长兰山还是黎川最穷的地方。真不知道这两个弱不经风的女孩在山上是怎么过下来的。 竞果告诉我她的出发日期，要我帮忙送她和她的一些行李到光泽车站。许多年以前我们的无能为力，使我觉得，作为一个男生没有尽到义务，总有点对不起她和她母亲的托付。这次一定要尽力而为了。 公社的卡车司机杨永根与我们多年交往，也满口答应帮忙把行李送到火车站。竞果的行李并不多，装在一辆两吨的卡车上，直接送到火车站行李房的月台上，我也帮着卸车，托运的忙里忙外。等全忙完，我才想起这是我两个月来第二次到光泽送插队的女生了。也许是这几年在长兰山独立生活的磨练，竞果已经没有了当初的柔弱样子，显得那样的老练和果断。在竞果的心中充满着对上海的美好憧憬和生活的希望。 回上海后，竞果出嫁前夕，妈妈让我送去一些贺礼。后来我们就很少联系。偶尔从母亲那里听到一些竞果和她父母的消息。 列车再一次在我面前开动，向着上海，徐徐的驶出了光泽小站。目送着北上的列车，站在那空旷的月台上，黯淡的灯光下，我和我的影子显得那么的孤独，那么的无助。 
告别黎川，回城前在九源村的水口竹林与乡亲们的合影
47、回故乡之路 赴黎川插队的上海知青们，经历了最初的农村生活适应、农活技能的初步掌握，不论落户在县城郊区还是边远山区，绝大部分上海知青们已暂时的安心了眼前与大城市形成极度反差的插队生活。 黎川的当地农民把上海知青们称作“上海佬”。在上海，但凡在称谓后面加上“佬”字总多少带着贬意，其实在黎川人口中的“上海佬”则不然，只是黎川的老乡们对上海知青的一种昵称罢了。 上海佬们跟着老乡们一起下田耕种收割，砍柴挑水，洗衣做饭······。 上海佬们在乡人中间过着无奈与苦涩的田园生活。生产队的农民们在压制上海佬们工分的同时，却给与了千里迢迢来此插队落户的上海佬们其他方面的极大关照和包容。 可是，随着身边插队知青伙伴上调工厂、当兵、入学的相继离开，一种不安的情绪开始不断的在留守知青的心中骚动并蔓延。 一九七一年，毛泽东在南巡途中让全国人民大唱《国际歌》，并指出最高指示: “不仅要唱，而且要向大家讲解。”《国际歌》中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没有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随后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无不对广大上海知青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首原创的《知青之歌》:“我可爱的故乡，何时才能回到你的身旁 ，你身旁。”也恰到好处的在上海知青中流传开来，把大家的情绪推向高潮。 上海佬们聚集在一起，重新审视自己佩戴红袖章，拿起笔做刀枪的红色时光；重新审视废除高考、全面停课上山下乡的“大有作为”。人们开始寻找一条更合理合法而且便捷适用的途径，以让自己脱离黎川的农村，脱离黎川的大山，踏上一条可以回故乡的路。 黎川的山村，云遮雾障；黎川的农田，水深蛭多。对许多上海知青来说，水土不服也造成了周身肿痒以至糜烂发炎，极大的影响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过程中的日常劳动、生活和学习。一部分人不得不回上海就医治疗，上海的医院大多给出了“不适合长期在当地工作生活，建议返回。”的诊断证明。上海方面也以此为据，适当的接受了部分上海知青返回上海并按排在上海就业。继而，上海知青在黎川当地医院就医的诊断证明，在上海也被认可，成为有效的“病退”证明。 人们从中看到了一扇被推开一条缝隙的门。 渐渐的，上海知青们开始通过各种渠道，或托熟人或送财物找到有资格开出证明的医生，加上那枚“黎川县人民医院革命委员会”的红印，回家的路已不再遥远了。 最初，这样的证明仅限于“水土不服”之类。随着上海知青在黎川的生活状况的越来越未能得到改善和国家知青政策的部分调整，“胃炎”、“血压高”、“关节炎”甚至“妇科病”等一系列诊断证明变成了一张张返城的路条。 有一位原洵口公社荷源大队的上海男知青，不惜抛弃一切尊严，装疯卖傻以为获得一纸证明文书。就在等待上海调令函的日子里，加紧就地取材锯木料做家俱，(准备带回上海用）不想，一根木料从电锯片中弹出，正中眼珠致瞎。以弄假成真的悲剧方式完成了“病退”。 一些上海知青经人指点，竟然以酗酒和违规吞服药物的方法，以升高自己的血压。不想在获准“病退”回沪后，血压持高不下，而不得不痛苦的常年服药。更有甚者，有个别上海知青实在无法玩弄开病退证明的高招，只能以自残的方式，忍着剧痛使手指骨折，以换取一张X光片，才获得骨折证明完成病退。试想，为了这张宝贵的证明，其本人需要忍受怎样的肉体的痛苦和精神的创伤啊！ 当然，也有人不用靠皮肉之苦获得病退证明的。一些与医院关系不错的知青也会让医生随意开一张“十二支肠胃溃疡”的证明。但是需要附有X光片，那就更容易，找一张老病人的旧片不就得了。估计，因“胃病”病退回上海的知青大多使用这种“一不吃苦，二不会死”的简单方法。湖坊公社被黎川农民称做“猴(头)子”的沈克延就是其中之一。 上海知青们在玩弄“病退”造假时，除了要忍受身体的折磨，也需要开动脑筋。不过时刻提防上海里弄居委会“小脚侦缉队”的抽查，比在黎川玩把戏要难多了，不得不提心吊胆的度日如年，等待病退的成功。 “病退”对于已经成婚的知青并不适用。唯一可以变通的是假离婚后再病退。一位从原西城公社嫁至华山农场的上海女知青，以假离婚的方式完成了病退回城。不尽如人意的回城生活迫使其带着一双儿女重返黎川，欲与前夫安心度日。不期，一纸真的离婚证书在手的假离婚，早已让前夫堂而皇之的再续新弦。这位心灰意冷的上海女知青只有抛下儿女寻了短见。 这种假“病退”、假离婚，虽说为上海知青们完成了回城之举，但也部分的上演了又一幕人间悲剧。 网开一面的回城方式，却也说明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四不滿意”的上山下乡运动，在黎川县正走向偃旗息鼓。 也有一部分意志坚定的“扎根”志士，从送同伴回上海时目光的鄙视、不舍，转而到引引欲试参与其中。最后，在云南知青全面罢工，状告至中央，取得成功的人浪中，绝大多数完成了返回上海的十年苦旅。 云南知青在回城宣言中字字血、声声泪的写道“不回城，毋宁死”。尽管一条回故乡的路，充满了艰难险阻，充满了泪和血，但零落尘泥饱经风霜的知青们还是义无返顾的踏上了归途。 一时间，从黎川的长途汽车站，到临县的光泽火车站，总能看见一个个兴高釆烈回家的上海佬。 他们都走了。 他们艰难的走了。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抚平创伤。”重新走进课堂、重新走上创业的道路······。回到上海的知青们重新规划了后来的人生路。 但是，回城后的上海知青们，无论身居在高位，还是沉默在底层，总有一番插队的情节、黎川的情节始终萦绕在心头。昔日的上海佬们在告别黎川几十年后，仍心系黎川。大家以不同的方式报效着黎川的父老乡亲，从捐上希望小学到赠送学习用品；从送上帮困红包到买些水泥修建乡路······。毕竟黎川是滋养了上海佬们的第二故乡啊！ 很多年了，上海佬们在千方百计的离开黎川后，又陆陆续续的重新回访黎川-这个对于他们来说，不是故乡的故乡。有些上海佬宁愿舍弃高铁的便利，搭乘绿皮火车，经光泽过洵口到黎川，只为了寻找当年下乡的小站和土路，再次感受一下到插队到黎川的初心。人们穿过山间小路，在昔日的旧居久久停留；在曾经劳作的田头久久停留；在牛栏，在井头，在老樟树下，在翠竹林间······久久的停留。只为了寻找当年劳作的艰辛和与命运抗爭的卓绝。 不论再走在光泽到黎川的路上，还是再走在乡间的小路，重回故乡黎川的路，其意义非同寻常。 不远千里的重走回故乡之路。 不远千里的重走回黎川之路。 人们追寻可亲可敬的黎川人，也是在追寻曾经的青春岁月；人们追寻断壁残垣的知青屋，也是在追寻失去的大好时光。 回故乡的路还在， 覆辙将永不会重蹈！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