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2、黎川县广播站的上海小姑娘 曾经在黎川插队和生活的人们，还记得那一个又一个的黎川的早晨吗？还记得黎滩河那伴随着《东方红》乐曲升起的太阳吗？ 在我黎川插队的十年中，每一个清晨和夜晚，耳边都会环绕着二首熟悉的乐曲而挥之不去。 我与县广播站的播音员-一个从上海来的知青女孩的认知，几乎全部都来自于生产队房梁上的扩音喇叭。直到回城几十年后的一天，才在知青的聚会上与这个叫郝明珠的黎川县广播站的播音女孩，有了一次关于黎川的交谈。 一九六九年三月，郝明珠跟随大队人马来到了黎川县城，又辗转几十公里到达黎川县最边远的西城公社，与所有的上海知青一起，开始了插队生活。在众多上海知青人群中，公社干部无意间发现并抽调了郝明珠到公社广播站当广播员。 郝明珠告诉说，不知是自己的努力还是好运的眷顾，在公社广播站主持播音不久，又被县广播站调用。从此，走出了西城的大山，来到日峰山下的县城，与黎滩河结下了近二十年的情缘。 一把竹椅，四尺桌台，小小话筒，千里银线，就这样，郝明珠开始了她的播音生涯。黎川的冬天，寒风刺骨。清晨五点就要钻出暖和的被窝，进机房开机预热，准备一天的工作；黎川的夏天，酷暑难耐。直到播音结束，才可汗流夹背的脱离扩音设备的炙烤。当年工作条件的简陋，也是如今的人们难以想见的。而无论大山深处的田园村庄，还是小城内外的木楼街巷，每天都会准时的听到黎川广播站发出的声音。 “当年，我的每一天都和我们国家的大事小情，黎川的大事小情连在一起的”。看似一句普通的回忆，却也概括了郝明珠黎川生活的全部。 在黎川插队的日子，上海知青们虽然被下放到了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远离运动的中心。但我们国家发生的每一个震动，都影响着与世隔离的上海知青们。广播里传来“农业学大寨”的号召，知青们跟随农民开始无休止的上山毁林烧荒“向山林要田”；广播里传来“要准备打仗”，知青们开始跟随大队民工开山放炮，挥汗洒血，修筑“黎泰公路”······。通过郝明珠那四尺播音讲台，人们会不断从扩音喇叭里收听到各公社传来的“捷报”。 七一年秋季的某一天，郝明珠被请进黎川县电影院，在戒备森严的黎川县三级干部会议上，用一个播音员的标准音，向“三级干部”们宣读了《中共中央57号文件》的内容，向这些党的干部揭开了一个惊天的秘密。郝明珠与广大上海知青一起，知道了“天才”与“伟大”即将从此走下神坛。 那个冰雪严寒的清晨，郝明珠是第一个饱含泪水，向全黎川播放哀乐，转播了人民心中爱戴的总理去世的噩耗。也间接的开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向黎川人民报道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的斗争。同年九月的一天下午，县广播站被要求提前向全县广播，并重复播报着“请注意准时收听”的重要通知。郝明珠那小小的播音室和黎川的山水一样，立刻变得凝重了起来。在一片哀乐声中，上海知青们也因此而更加忧心忡忡，“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时过不久，天地间一声十月的春雷，响彻中国大地，云开日出，一样照耀着黎明山川。人们从四面八方涌向黎川县城的东方红大道，用真心的笑容庆祝这十月的胜利。郝明珠告诉说，望着窗外狂欢的人群，心中一样无限感慨，多难的十年就要结束了。结束了全天的播音，郝明珠还是迫不及待的投入了上海知青与黎川人民欢庆的人群里。 “下面全文播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岁末，郝明珠照例向黎川全县转播了党中央一次会议的新闻。谁又会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会议的公报，改变了中国国家的命运；改变了中国农民的命运；改变了中国知青的命运。上海知青因为有一个老人的过问，开始重新踏上回家的路。于是，郝明珠在黎川县广播站的宿舍开始成了上海知青堆放行李的仓库和食堂。那段时间里，郝明珠只能在广播站的窗户里，默默的目送上海知青们从门前的东方红大道上远去，挥手之间，心头掠过几分淡淡的乡愁。 “那么多上海知青回上海了，难道你不曾想过离开吗？”我还是忍不住问道。 “当然想过，但我在黎川已经有了自己的工作，播音也成了我的事业，离开黎川总是有点不舍啊！”郝明珠平静的回答。平静中没有一点造作，平静得发自内心。 二十多年间，郝明珠珍惜与热爱着黎川交给的这份看似平平淡淡，却又连着千家万户的播音工作。一个上海小囡跟男同志一样，会挑上沙石、水泥，登上日峰山顶，为黎川县城的微波插转站(210工程)的建成添砖加瓦；会在烈日下为木电杆刷上柏油；会穿上脚扣攀上高高的电线杆接线······，郝明珠虽然与上海知青们同龄，却倒是少了许多历经沧桑的容颜。说起自己的工作，更是眉飞色舞的讲起了黎川的故事来。 郝明珠郑重其事的把一张由江西省广播电视厅颁发的奖状展开，上面写着“获得全省广播员评比优秀奖”的评语。这是江西，也是黎川，对一个上海知青的褒奖。 尽管已经五十年过去，眼前这位已过花甲的“知青奶奶”，跟当年握着搪瓷饭碗去县委食堂打饭的上海小姑娘依然很相似。 难以想像郝明珠攀在电杆上的样子。 突然想起那个年代的一幅著名的油画《我是海燕！》: 女通讯兵登着脚扣攀在电线杆上，头戴耳麦在暴风雨中，向战友大声呼叫着口令“我是海燕！我是海燕！” 当年上海知青不论在田间辛劳，还是在县城工作，都曾经如海燕一般，用青春的生命和年轻的心经历了暴风雨的洗礼，也曾被迫着发出内心最后的呐喊“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暴风雨过去后，天空多晴朗；多么辉煌，那灿烂的阳光。 与郝明珠分手前，不竟又让我想起那熟悉的声音:“刚才最后一响，北京时间二十一点整。黎川县广播站，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五十年过去了，《国际歌》仍然余音绕梁，声声在耳。 啊，朋友。 请记住一个曾在黎川广播站的上海小姑娘的声音； 请记住一代曾在黎川插队生话的上海知青的声音。  43、露天电影《列宁在十月》 在农村，晚上是没什么娱乐活动的，除了打扑克、喝酒划拳、现洋盘（吹牛）外，最大型的娱乐活动，莫过于放电影了。公社有一个电影放映队，叫是放映队，其实就两人。拖着一台35毫米的放映机和一架小型的发电机从这个村到那个村的循环放映电影，当时也为普及农村文化建设作出了不少贡献。 一个生产队大概一个月可以轮到一次看电影，一般相邻的生产队的社员都会从四面八方汇来看。人们早早的吃罢晚饭，扛着条凳或提着小竹椅到晒谷坪上坐下，等着电影开演。邻村的人会打着燃烧松光的摇炉，走上三四里山路赶来。晒谷坪上用毛竹支起一个大框，挂上幕布就可以放电影了。当时的公社放映队来一趟放两个电影，向生产队收取15元钱，放映员晚上的晚饭也是比较丰盛的，队里另外会给一些菜油或花生之类的农副产品让放映员带走。 那年月放的电影不多，《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革命样板戏是电影对的主打影片，也参插一些其他的如《列宁在十月》之类的。《列宁在十月》是最受欢迎的，因为，里面有一段“天鹅湖”的片段和一些男女交色亲昵的镜头。每当瓦西里和娜达莎偎依在一起，所有的人都会瞪大眼睛。人们牢牢的记住了那句“面包会有的”的台词。农村物质生活虽然清苦，总还是有一日三餐，能解决温饱，但文化生活的匮乏只能苦苦的等待每月一次的露天电影了。 戴建国家中有一台唱机，有一年回上海过春节，我们朵在他家的小楼上，大白天的拉上窗帘，偷偷的放起小提琴协奏曲《梁祝》来。“芳草青青花盛开，两只蝴蝶迎春来”。这是我有生以来听到的最美妙的小提琴曲，戴建国还和我们一边听一边讲解《梁祝》那美好动人的爱情传说。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男女之间的爱情是多么的美好和曲折。 一九七七年，人们迎来了文艺的春天，但在农村还没有感受的春天的到来。有一天，我从收音机里突然听到了一段类似于敲门声的音乐，接着是柔和的慢板，我的心被震撼着。我怀疑又是收到了国外的哪家电台，直到一曲终了，播音员播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乐团演出的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指挥-李德伦……”我才感到春天即将重新回到祖国每个角落，中国人的命运将重新由自己主宰。 三十年过去了，农村依然延续着露天电影的放映，但放映的电影已不再是那不变的《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和革命样板戏了。《第五交响乐-命运》也一直迴荡在我的耳边。 真是“没有大踏步的后退，就不会有今天大踏步的前进”啊。 
后排左三为李伟忠，时任知青蓄电池隔板厂厂长
44、住在“井头”的李伟忠 李伟忠在我们那片知识青年中是出了名的能工巧匠和上山下乡的标兵。我和李伟忠结下的友情，完全是因为我们俩人都在同伴上调后，能够顽强的在农村生存。 李伟忠住在当时东风公社十里大队的一个叫“井头”的村子，我们九源离开井头大约七八里地，戴建国和俞家华他们与李伟忠属同一个大队，相距约两三里。井头村原本在那里插队的有四个上海知青，李伟忠、周雅培、薛维信和一个姓沈的男生。插队的第二年，薛维信就去江西卫生学校念书了，沈同学也因病照顾回上海了。同在屋檐下的只有李伟忠和周雅培。 因为李伟忠很会过日子，两人“你浇水来我耕田”的，鸡鸭成群，瓜果飘香，副业也搞得很好，所以，我们也经常会光顾井头李伟忠他们住的那个小山坡。李伟忠看我们一大群人来到井头，自然很得意的带我们到瓜地里摘西瓜，杀鸡宰鸭，十分热情周到。我们也不客气，烧火的、挑水的、烧菜的、煮饭的，大家各自施其长。吃完了还要把人家评头论足一番。有一次，李伟忠养的鸡有几只掼头掼脑起来，用现在的说法是得了“禽流感”了。李伟忠马上托人带信，召集大家到井头吃鸡。直至今日，大家聚会时总要提起那次吃瘟鸡的事，把吃的好鸡忘得一干二净。李伟忠自学木匠活，像模像样的着实做过不少家具。我成家时的婚床还是李伟忠做的呢。后来李伟忠又学着做圆作木匠，也都获得成功。 尽管李伟忠刻苦的接受再教育，也获得过“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模范”，却与我的遭遇有所相同，迟迟不能搭上上调的班车。周雅培在我们插队的末期获得了一次上学的机会，到抚州师范上了两年学，两年中李伟忠苦苦的等待着自己心上的人学成归来；周雅培从师范毕业本也可远走高飞，但为了相爱多年的伙伴，还是选择了回黎川执教，并放弃了在县城工作的机会，回到了十里山李伟忠的身边。周雅培比李伟忠小三四岁，在等待了两年后，两颗火热的心终于又走到了一起。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一个由县知青办牵头，公社出资，李伟忠领头的知青工厂成立了。李伟忠凭着他与生俱来的经济头脑，带领着公社里长期劳作在田间的十余名知识青年，开始了一轮白手起家的创业。三年后，随着知识青年的大批返城，一个在李伟忠苦心经营下的知青工厂自然解体。李伟忠也作为最后的返城知青回到了阔别十多年的上海。 回上海后的李伟忠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继续了自己的事业，创办了“上海集大办公用品公司”，产品畅销国内外。为了报答黎川人民多年的养育之恩，在李伟忠的公司里到处可以看到黎川的打工仔，集大公司吸纳的黎川劳动力所占比例是最高的。黎川县的很多人，不论是县城的高官，还是井头的百姓，与李伟忠常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在黎川这块红土地上生活过的人们，始终保持着对这里山山水水的红土情节。 
原知青蓄电池隔板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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