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芦家
芦家是个自然村，隶属于九源生产队。位于九源生产队正南面1华里的山坳里，确切的说只是一个寨子。全村总共14户人家，4、5幢房子。全村除了一个饶姓的家庭，其余的都是姓“芦”的本族，芦家也就因此而得名。 村子的正门是一个极富乡村特色的柴门，就像三国演义连环画“三顾茅庐”中画的一样。村子背后是几棵高大的樟树和枫树，这也是风水树，各个村子都有。人们认为风水树起到庇荫赐福的作用，一般没有人会动风水树上的一枝一叶。村子门前是一排排的梯田，在村对面的山坡上长满了竹子，红土下已经隐隐约约可以看见竹笋的尖尖嫩芽。从村口的一条石板小路拾阶而下，一直可以通向竹林。在竹林下面有着一口清泉，村子里的人用石条把泉眼圈成了一个长方形的池子，中间一分为二，高低错开。高处池里的水是饮用水；低处池里的水是洗涤用水。池水大约一米深，常年涌现，清澈见底。这口泉水除提供芦家人生活用水外，也浇灌着这里的良田。 山上的映山红刚刚盛开，姹紫嫣红，与这里的青山绿水交相辉映；杜鹃鸟在林间不停的欢叫“哥哥归、哥哥归……”，一派田园风光，把芦家这个小小的山村装点得生气盎然。 由于我们的到来，平静的小山村热闹起来。也许是春耕还没有开始，人们还在享受着春节剩余的欢乐。各家都捧出了自家的米糖、薯片、花生和茶水，热情的招待我们这些从上海远道而来落户的学生。 他们用我们没法听懂的黎川话和我们交谈，透过他们的个别几个能听懂的单词和他们的表情，我想老乡们很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到他们这个小山村来。 是啊，此刻，我们和这些陌生的老表们谁也搞不清我们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安家。 芦连孙是这里的族长人物，大家都唤他叫“连孙叔”，连孙叔大概60岁不到，其余的芦姓都是他的侄辈。中午，在连孙叔家吃午饭，照例还是芋头、荞头之类的菜肴，只是多了些腊肉，另外还加了蒸鸡蛋。看得出，山里人还是很清苦的。连孙叔的老婆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为我们添酒夹菜，使我们感到了一丝家庭般的温暖。从那天中午开始，我们六人就在芦家的各户人家轮流吃起了“派饭”。也从那时起我又学会了喝酒（一种叫“十月生”的江西米酒）和划拳。40年过去了，我依然记得划拳的要领。 因为我们的住所还没来得及打扫、整理，晚上就住在了连孙叔家里。连日来，不停的旅途劳顿，不停的担惊受怕，不停的变换住所、环境，疲劳的我，终于在远离上海父母的江西，在一个叫芦家的小山村里的农民家中睡着了。 在芦家我一共住了5年多，直到1974年的秋天，国家下拨了知青建房款，生产队为我们在九源盖起了新房子，我才搬到九源居住。 2000年十月，在告别黎川廿年后的一个金秋，怀着对这片红土的眷恋，独自一人回到了芦家。在过去那段芦家的日子里，跟着芦家的农民，我几乎在每片梯田里插过秧，在每座山上砍过柴……，一个小小的山村带给我无尽的回忆。当我重新走过我们当年的菜地和那口井泉时，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竟然当着陪同我一起回乡的一个黎川女知青的面，放声痛哭了起来。后来，我在一首《水调歌头》的下半阙中写下了“共患难，同食寝，勿能忘。一池清泉作镜，同伴皆鬓霜。乡音浓浓未改，情真切切还诉，欲说泪成行。热血注青山，爱怨两迷茫！”的诗句。其实这就是我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我与蒋良铎、二哥、周祥兴、邬友芳、顾秀娟摄于芦家村前
7、水缸木桶和柴刀 村长芦水旺找来了九源的小木匠来为我们的住舍作一番修理。小木匠叫张兴旺，和我同年。他把一件破旧的小屋整理得干干净净，倒塌的墙壁也修理好了、厨房的新灶头也沏好了、屋顶的破瓦也换成新的了、门窗都重新打造了一番......。小木匠用了几天的工夫为我们每人做了一张单人床。总之是可以居家过日子了。 小木匠从此和我们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在后来的几年里，九源的队长还曾经安排我和小木匠一起帮工拆房子、造房子、修猪栏、甚至还做棺材。 顾秀娟和邬友芳被安排在一间只有6、7个平米的小屋里，那里刚好可以放下她们的两张单人床。我们四男生就在这间“地主子女”的柴房里安下了家。晚上一缕月光从屋子唯一的小窗户里照了进来，我终于知道什么是“床前明月光”了。 村长芦水旺在一天早晨叫上我们几个男生跟着他到城里买来了许多生活必需用品：水缸、水桶、扁担、锄头、柴刀，还有我们从未见过的蓑衣。我们用新的水桶从竹林下的井泉里挑来了满满一缸水，开始我们六人自己开伙做饭的集体户日子。毕竟别人不会永远把我们当客人，吃派饭的生活结束了。 生火做饭，第一是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么。 乡下的农民没有机器碾米，全部是用人工来完成从稻谷到米的过程，我们也不得不参与这个辛苦的劳动。我们用一种砻具砻去谷子的表壳，然后把带有麸皮的米放到一个很大的碾槽里，用牛拉着碾盘，不停的赶着牛围着碾槽打转。大概要用半天的时间麸皮才会和米仁分开，再把麸皮和米放到一个风车之中，转动风车的把柄使麸皮和米分离。江西的稻是籼稻，麸皮是红色的。因为麸皮和米仁用这种人工的方法不能完全分离，所以煮出的饭总是红色的。我想这就是“红米饭”的由来吧。 其次是火。巧妇无火也难为有米之炊啊。 开始乡亲们还会供应一些柴草，时间一长，我们自己也觉得不好意思了。于是男生们用新买的柴刀上山砍柴。春天的雨水多，刚砍的柴禾十分难点着，于是旧报纸、旧书都用上了。顾秀娟和邬友芳轮流坐在灶前的矮凳上，用吹火筒使劲的吹着奄奄一息的火苗，四个男生饿得直在灶前团团转。好不容易把饭做成了，顾秀娟和邬友芳两人的嘴边一圈黑乎乎的吹火竹筒印子。 有了米，有了火，有了水，加上那间不会被风吹去的茅屋，真正的插队落户的生活开始了。 在厨房的方桌上，（方桌是连孙叔借给我们用的，这张方桌一直到我离开芦家才还给它的主人）我们六个还不满廿岁的学生，在吃完自己做的晚饭后，围坐在油灯下开始给各自的爸爸和妈妈写起了家信。由于我们有六人在一起，大家的情绪是那么的乐观，也许明天会更好。 二十几年后，当我第一次听到那首“一封家书”的时候，回想起我在油灯下给爸爸、妈妈写第一封家书的情景，禁不住办百感交集，热泪盈眶。“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此致敬礼！此致那个敬礼！伊……。” 
生产队的梯田
8、汗滴禾下 “荷把锄头在肩上，牧童和老牛是我同伴……”在我们逐渐可以自己料理生活后，出工就成为我们每天的必须。春分一过，转眼就是清明了，秧田里的早稻秧苗已经到了可以开栽的季节了。在黎川，插秧是体现一个农家男子农活水平高低的标准。在梯田里插秧先由一个插秧的高手领头，在田中央开路，此人必须在没有任何依靠的前提下栽出一排直线来，其他人均按水平的高低依次排开。我们初学栽禾，（当地人把插秧称作“栽禾”）当然只能排在最后。 这里的梯田十分肥沃，田里到处是泥鳅、黄鳝、田螺，当然最多的还是蚂蟥了。只要人的脚一踏进水田，蚂蟥就会游到脚边，用它那坚实的吸盘吸住脚上的毛孔，从毛孔里贪婪地充吸人的血液。我的脚上曾经同时被三十多条蚂蟥叮咬过。 蒋胖，小猫、二哥和我，还有顾秀娟和邬友芳面对那么多的蚂蟥，简直不知如何是好。我们不时的爬到田埂上用双手拍打自己的双腿，好让蚂蟥停止充吸。可是刚一下田，蚂蟥们又蜂涌而来，根本无心栽禾。老乡们笑话说，“你们就是把腿拍肿了也没用的”。他们面对蚂蟥只是用手中的一把秧根在脚上轻轻一抹，蚂蟥就全部掉下了，这个办法还是蛮灵的。我们村有一种种单季稻的梯田，叫做“泛田”，泉眼在田下面，泥水很深可以齐腰。一次我在“泛田”栽禾，蚂蟥在我的肚皮上猛咬。当我从“泛田”上来时，泥水和着血水一起顺着裤裆流了好一会，引得田里的妇女们大笑起来。 栽禾是技术和力气结合的农活，清晨我们踏着露水到秧田拔秧，匆匆吃完早饭就下田了。一天大概要栽一亩水田，收工时腰都直不起来。栽双季稻时，头上是烈日当空，脚下是被太阳晒得发烫的泥水，还有蚂蟥的不断叮咬。 蒋胖，小猫、二哥和我很快掌握了栽禾的要领，我和小猫已经可以打头阵了。可是，我们一天的辛劳，挣取的工分还不到成年男子农民的三分之二。为了在“贫下中农”面前表现得出色一些，我们无话可说。 欲吃盘中餐，就只能汗滴禾下土了。 秋天到来，开镰收割的时间到了。望着那沉甸甸的稻穗，梯田闪耀着金色的光芒，我们把成担的稻谷挑回村里的晒谷场，风车飞转，颗粒飞扬。这就是用我们的双手辛勤劳动的果实。分红时我们六人按人口计算共分到了近五千多斤稻谷和满满几箩筐的黄豆。这也是我们一年的口粮。 
我在江西农村生产队教书的祠堂
9、误人子弟 九源和芦家共约60户人家。按现在的标准，应该接受义务教育年龄的孩子大概有20来个。可是，九源生产队始终没有一个固定的老师给孩子们上课。因为这，九源的小孩都要走上5、6里山路到大队部的学校上课。 知识青年来了，也给九源的孩子们带来了希望。队长找到了我们。也许是田里的活毕竟是体力活，能教书总比干农活强。小猫第一个被队长选中到九源的小学上课去了。 所谓的小学，其实就是在九源的一个祠堂里，摆上几张课桌椅和黑板，和私塾差不了多少。廿几个孩子要分成六个年级，就小猫这么一个老师。再说上学的学生都是本生产队的孩子，上学还带着不懂事的弟妹。上着课呢，弟弟拉屎了，妹妹撒尿了；课堂上读书声、哭喊声不绝于耳，这书是没法教了。只上了三天课，小猫就败下阵来。 接着是蒋胖上任。没几天，队里要派人上山修路，黎泰公路开工了。这是当时国家的一条战备公路，从黎川的德胜关修到福建的泰宁，是一条高等级的公路。队里的男劳力都要分批上山，蒋胖和小猫先上了山。 教书的事又让二哥去了。二哥回来说，这书没人会教，只好让孩子们天天学唱歌，齐啊，廿几个小孩同唱一首歌，祠堂外的大人听着都觉得不错。还没两天，公社来通知让二哥上公社的文艺宣传队报到。 轮到我了。我们的集体户中，就剩下我和顾秀娟和邬友芳了。白天和这帮孩子在一起打闹，放学回家和两个女生一起吃饭，说什么都觉得不舒服，唯一的选择就是上山修路去。学生们的事也管不了许多了。背着顾秀娟、邬友芳和村干部，把被子打成背包，步行60多华里向德胜关的大山深处走去。一路打听联盟大队的修路大军的驻地，傍晚时，终于和小猫、蒋胖汇合在一起。 由于我的不辞而别，给顾秀娟、邬友芳的生活上带来了许多的不便。真不知道那些日子她们是怎么过来的，是谁帮她们挑的水？是谁帮她们碾的米？是谁帮她们上山砍柴?......。学生们也没人管了，孩子们又回到了没有老师的日子。在后来的数年里，九源生产队一直从城里聘请临时教师。我下乡时名义上是个初中毕业生，其实文化大革命前我受到过的正规初中教育只有短短的一年。哎！误人子弟啊。 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总有说不出的内疚。最近几年，我们聚会的时候，我总想对顾秀娟、邬友芳表示对过去的歉意。但她们总像对自己的小弟弟一样，把我加在她们身上的负担，化解在了谈笑之中。 
当年黎川～泰宁的战备公路（214国道）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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