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所以当澎湃新闻记者如约来到陈克希位于上海古籍书店四楼的办公室时，他热情地招呼先喝口热茶再聊。古籍书店四楼是上海博古斋，2003年起，陈克希在此任《博古》收藏杂志编辑，不过杂志做了三年共十期后因故停刊。现在他是博古斋首席古旧书刊标价师，也是上海数一数二的古旧书籍标价师。 而在此之前30余年，陈克希更主要是在上海国营旧书店的旧书库工作。从1979年4月自务农的北大荒返城后，他就整日埋头于故纸堆，长期从事民国旧书刊的整理和研究。这是一份在外人看来枯燥得让人绝望的工作，用他自己的话说，“对于不看书的人，是折腾和惩罚。干这个活的一般是没有文化的人和犯了错的人。”然而陈克希却一干数十载，从旧期刊整理研究到旧书收购和定价，期间还编纂图书并在报纸和期刊上发表文章，逐渐成为行业标杆。外人的“不可思议”在他口中仍旧是“自然而然”：“我命里就该和书打交道。” 东北耳房当书房 笔名“虎闱”由此得来  对于更多人来说，或许“虎闱”是陈克希更为人熟知的名字，他用这个笔名写书、写文章。前后编著的四本书中，包括有名的《旧书鬼闲话》等三本“旧书鬼”系列书，和一本带着学生编著的《老杂志创刊号赏真》，收录了1180种老杂志创刊号书影。 方型刊物，一种1945年到1946年在中国各地特别是上海集中出现的小报刊物，外型方方正正，装帧像杂志，但没有封面，亦报亦刊 “旧书鬼”是从前旧书行业人员的俗称，就像邮递员叫邮差、驾驶员叫车夫一样。陈克希说，一个朋友帮忙取了这个书名，他也欣然接受这个带点戏谑的称谓，“我就是个倒腾旧书的。”写文章不是陈克希的主业，不过每写一篇研究文章，他都力图做到有开创性的内容，“我有意识地避开其他人研究过的话题，不炒冷饭，”这样外人才会觉得有“嚼头”。 至于“虎闱”这个笔名的由来，倒是颇为有趣。陈克希出身书香世家，祖父陈慈铭曾是上海“戏学书局”的老板。父亲陈伟仑曾就读于上海新闻专科学校和太炎文学院，后进入文艺出版社任曲艺编辑，一家子都与书有着不解之缘。 1969年，19岁的陈克希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一待就是十年。临行前，父亲将造反派抄家劫后余生的十几部书塞进了他的行囊，基本都是古书，包括《四书五经》《千字文》《康熙字典》等。 他在黑龙江的主要工作是喂牛，由于常常要值夜班，在别人都住集体宿舍的时候，他可以在牛棚边上一间六、七平米的耳房独居。这个小小的“特权”让陈克希欣喜万分，“当时开心坏了，不知天高地厚，觉得那就是我的书房，我属老虎，国子学的代称又是‘虎闱’，就取了这个名字，沿用至今。” 在这间“书房”里陈克希读完了父亲赠予的书，北方环境宽松，因而不用躲在被窝里偷偷看，随后他又开始零星地写文章，十年生活也并不觉得苦。“我的古文功底就是在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后来40多岁时写的文章被别人误以为是出自70多岁老人之手。”谈及年轻时光，他语气高昂，眼里透着光，“我当时想，不让我念书，那我自己念，我愿意念到最高（水平）。如果没有停止高考，我肯定不会来旧书店，说不定是化学家或造原子弹的。” 旧书库整理期刊 枯燥中学习研究 “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行囊”，这句歌词贴切地形容了刚从北大荒回来时陈克希的心境。年轻时充满志气和梦想，“总觉得自己应该改变点什么，最后还是误入旧书库。” 1979年回上海后，陈克希成了上海旧书店期刊库的“搬运工”，将民国旧期刊按年份日期整理到一起，这是个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苦差。“每天上班，组长给你一堆书让你整理，比如民国27年共6期，民国28年共6期，要把它们整理成套，捆好然后写好条子，再写上其中缺几本。”为什么要写呢？“这些称之为‘预备套’，因为不齐全所以不能拿出去卖，如果以后有补缺，再核对放进去。” 每天反反复复枯燥的体力劳动，对于不看书的人，“是折腾和惩罚”。旧书库里一起干活的有20多个人，陈克希说，自己和他们的区别是“我原本就喜欢看书，有看书的习惯，”这点爱好成了当时最大的慰藉。 一起工作的不乏资历深厚的老前辈，陈玉堂先生就是其中一位，他编著的《中国近现代人物名号大辞典》帮了陈克希一个大忙。“成书之前，我向他借来卡片，根据人物名号摘抄期刊里的文章，为了效率更高，就挑大名头人物的文章，”他把摘录的文章收在牛皮纸袋子里，“后来才发现，这些内容80%是无用的，但是仍有20%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有用内容，我用这20%的资料来写书。” 另一位对陈克希有影响和帮助的是旧书库的老前辈林豪，为此他曾专门撰文《林豪误入旧书业》，表达对老先生屈就的惋惜。1938年8月，林豪先生主编的刊物《山海经》创刊，不过由于出现对彼时英国首相张伯伦的不敬之言，杂志在1个月后被封。林豪锲而不舍将杂志改名《上海经》，同年10月再度发行。这段往事被陈克希写入文中。 林豪先生曾赠陈克希几本方型刊物。这是一种1945年到1946年在中国各地特别是上海集中出现的小报刊物。外型方方正正，装帧像杂志，但没有封面，是亦报亦刊的形式。此类周刊“偏重趣味”，标题耸动，口吻戏谑，报道要人名流的秘辛佚事，供读者茶余酒后消遣。尽管当时看来，颇似现在的八卦杂志，但如今却价值不菲，陈克希十分珍惜。 万册报废旧书中发掘出《新青年》创刊号 与旧书为伴的日子虽枯燥了些，但也不乏让人惊喜的时刻。 在旧书收藏尚未形成市场前，很少有个人购买旧期刊，而图书馆只买成套期刊，“缺斤少两”、配不成套的只能被仍在库中待处理。1990年代中期，正值仓库搬家，其中一堆配不成套的旧书刊一直无人问津，“大概有一万多册，一同工作的老先生建议将这些书报废，”陈克希说，“这也有合理的地方，这些书的确不能卖且占地方。” 当时身为仓库负责人的陈克希没有同意该建议，“我想留着，试试看能否拿出去卖。”随后，他将这些书陆续拿到门市出售，标价五元一本，结果竟然真有人来买。后来这些旧期刊又被分门别类，根据不同档次卖出了不同价格，至今已经卖出其中的60%。 更令人惊喜的事情发生在2000年左右，当时上海图书公司举办图书展销会，这堆旧期刊自然“当仁不让”首先被挑选展销。而就在那时，陈克希意外地从中发现了一本《新青年》创刊号，“这是不得了的事情，非常珍贵，当时一本的市场价两三万，现在有七八万了，心情非常高兴，”至今回忆起来，他仍然难掩激动，“如果按照老先生的做法，《新青年》创刊号就被销毁了，很多钱都没了，现在这本书还保存在上图公司。” 尽管一堆旧书卖出一些，但1990年代中后期，旧期刊收藏只是初见端倪，“那时还没有拍卖行，我在库里挑了80本民国旧期刊的创刊号，50本文艺期刊，30本社科类期刊，当时拍走的价格大概是平均一本120元，”陈克希透露，旧期刊收藏真正盛行于2005年之后，“收藏需要一定的社会存量，不能太多，也要一定的收藏群体，大家认可了才能形成收藏市场。” 陈克希说，现在期刊创刊号收藏量全国第一的是一位上海的收藏者，藏有1000多册创刊号。“这是有道理的，做一本杂志有准备期，想要一炮而红，肯定约了很多名家，所以杂志创刊号肯定有好文章。” 而他本人是否“近水楼台先得月”呢？他称自己没有收藏概念，只是偶尔以低价买入一些藏书，主要以现代文学期刊为主。“家里藏书不多，只有4000册，和周围的朋友比，我可能是最少的之一，”而他在上世纪80年代末已经有藏书3000多册，后来不敢买怕放不下。 对目前的旧书收藏投资，陈克希很是看好，“艺术品收藏投资的升值比任何东西都快，搞艺术品收藏的人，不会买其他东西。为什么？热钱肯定涌向效益最高的地方。”他举了一个真实的例子，1998年他的一位朋友花十几万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剩下两万多买了明清旧书。2013年，书升值后的价格可以在那一年买两套房子。 尽管升值如此之快，陈克希仍认为市场对旧书的估价偏低，书价远没有达到应有的价格。在他看来，书和其他艺术品有本质区别，“古时候没有瓷器家和字画家，只有藏书家，因为书代表一种文化，是一种文化载体。青铜器和瓷器也是文化载体，但是这些综合起来只占10%，书占90%，”不过他也承认，“书的视觉冲击力相对其他藏品会弱一些，但是一旦看出书的美，就上境界了。我平常只进行纸质阅读，抽着烟喝着茶慢慢消遣，更有味道。” 古旧期刊真假如何鉴定？如何定价？ 作为上海数一数二的古旧书籍标价师，陈克希一直在从事古旧书籍收购和定价工作，全上海、乃至全国的旧书商都请他看看货色定定价钱，这绝对是一门技术活。 《拓荒者》，蒋光慈主编，1930年1月创刊于上海，同年5月停刊，共出5期  不等陈先生开口，记者不假思索道，“旧的已然破乱，应该是真书。”陈先生哈哈大笑，“正好相反。” 原来这本旧书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据陈克希透露，大抵是由某大学文科教授流入市场、用作学习材料的，而非有意做旧，学生们翻来覆去才破乱不堪，“以假乱真”。当时他喜欢新文学，见其便宜，遂购入。而新书则是前几年在旧书摊买的，再次购入是为了方便借给朋友阅览，谁料一真一假。 两本书出版时间相差50年尚且如此具有迷惑性，那么对于出版时间相差无几的旧期刊及其翻印版本，如何加以辨别呢？陈克希透露，首先看是铅印还是影印，其次看纸张年龄大小，这是最基本的鉴定标准。“真的书是铅印的，假的是影印的，铅印有立体感，影印没有。其次，真书纸张年龄大，假书纸张年纪轻。”2005年，陕西有对老夫妇曾邀请他去鉴定《共产党宣言》，当时便采用这两个标准。至于纸张年龄相差不大的书或期刊，“则应该以是否为铅印作为第一标准。”  此外他透露，期刊和其他艺术品一样有三个价值：历史文物性、艺术代表性和文献特殊性。这三条是文物定价的标准，期刊也不例外。“艺术代表性”是指评判书的封面装帧、排版、用纸和插图。“每个时代排版装帧不一样，带有时代的风格和特征。”“历史文物性”指书的出版时间，要越早越好；“文献特殊性”则指书的内容是否有价值。 “我不是所有期刊都看过，但是我会比对同类型期刊，参考它们的本身价值，综合三者加以评判，”他说。（本文来源于澎湃新闻）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