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这里成为中国最大的五七干校，北大、清华共计6000余教职员在此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刻骨铭心的思想改造。据说当时不叫“北大五七干校”而是“试验农场”。 这块位于江西省，地处鄱阳湖畔，距离南昌市区43公里的冲积平原带，地图上难以找到名字的地方，叫“鲤鱼洲”。父亲厉以宁与第一批抵达这里的“五七战士”们，经历了几个月的“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迎来了新的一年 -- 1970年。 1《空余明月照芦花》 这年春耕开始前，连里给大家放了来到鲤鱼洲后的第一次假，全体休整一天，准许到外面的商店买些日用品。父亲和连里的几个教师听说附近有个天子庙，据说还是古迹（当年为纪念朱元璋战败陈友谅而修建），便决定趁此机会去看看。 从连队出发顺着大堤走了大约10公里，看到残破不堪的一座庙，但仍有乡民烧香祭拜。为了纪念在鲤鱼洲的第一次“旅行”，父亲写下七绝。 2《七绝 鲤鱼洲头天子庙》 （一九七零年） 楼船烧尽炮声消， 败寇成王一步遥， 遗址几经荒草没， 烟云过后雨潇潇。 回程，从天子庙向鲤鱼洲北大干校走，路边有一农舍，室空无人，周围荒凉不堪，想必是外出逃荒去了。农村的荒芜和破败，父亲不会是第一次看到（之前屡次下放农村），但依然被触动，心情沉重地写下了途中所见。 3《七绝，天子庙途中所见》 一九七零年 塘边小屋是谁家， 蛛网掩门窗满沙， 一片蛙声人未见， 空余明月照芦花。 正是每一次这样的经历，使父亲，一位经济学工作者，对中国的现实经济问题有了亲身之感受，开始了对现有体制的怀疑和深层思考：国家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计划经济之模式行得通吗？  鲤鱼洲上所见》 一九七零年 荒村春夜人皆睡， 忽见堤坡有影来。 衣衫破旧不遮体， 扶老携妻带幼孩。 自称家舍在市外， 山地无雨已成灾。 逃荒只为保残命， 母病儿小饥难挨。 但求两碗热面糊， 草草喝完再赶路。 原来还有更穷人， 今日深知百姓苦。 这是父亲在值夜班时遇到的乡民，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备受煎熬。鲤鱼洲各连都有值夜制度，每天晚上有两人共同值夜。主要任务是阻止干校外不明身份的人前来偷窃，以及防火、防堤岸坍塌等情况发生。 父亲自1969年起就参加轮班值夜。后来，母亲到鲤鱼洲后，也轮到值夜。也遇到过饥肠辘辘、衣不遮体的乡民跑到这里来。 5《值夜用具》 秋早逝，冬将尽，又暖风 鲤鱼洲的春耕开始了。 “春风又绿江南岸”，“如沐春风”，是我曾经“认识”的春天。但是，江西鄱阳湖畔的冬末初春，却是格外地冷冽，寒风袭人，水凉刺骨。 二月末，稻田开始放水，“五七战士”们卷起裤腿下田翻地，这时稻田表层还有碎冰。 水波粼粼，一头壮硕的水牛，拉着一副木犁，犁后面跟着两个人，用铁锹把木犁翻开的泥土梳理一下，把犁开的地沟抹平，人跟着牛走。活似是不累，但人蹚着冰水，不多久已是嘴唇发青，瑟瑟发抖。 好在劳动力多，来回走个三几趟，就换班。田里的人到田埂上随地而坐，脚不再泡在冰霄的水里，再喝一碗厨房送来的热姜汤，算是除寒取暖，周而复始。 去江西前，我只在电影和书本上见过老牛拉犁，人跟在后面撒种、播种，大地一片阳光，是农耕社会的一幅画面，甚至以为很“经典”，“很浪漫”。到了鲤鱼洲，切身体会了春寒刺骨，看着大人们要下到满是冰渣的田里，简直不寒而栗。 后来，我自己也到农村插队，同样干过跟在老牛后面犁地的活，再也不觉得这种原始的耕作方式有何“浪漫”可言。 灌水、犁田、平沟、育秧工作完成后，这时已是清明前后，天气开始暖和。 6《巫山一段云》 鲤鱼洲上清明节 一九七零年 细雨秧田去， 挑砖总盼晴。 愁思忘却一身轻， 天外有繁星。 祖墓知何处？ 新坟草已青。 谁家记得是清明， 茅屋似兵营。 清明，不免引人伤感。但是，鲤鱼洲的“五七战士们”却没有时间和心力悲春伤秋，父亲也只能在诗词里聊发感叹。 插秧的时候到了。 父亲在插秧组，有些教师被分配在起秧组或挑秧组。起秧，是把秧田的秧苗拔出来，用稻田的水洗去泥土，用稻草把秧苗捆成一把一把的，供挑秧组运走。 挑秧组把捆好的秧苗装在箩筐或大簸箕里，挑到准备插秧的田边，把秧苗一把一把地扔在插秧者的身后，以便他们插完手上的，身后就有秧苗可用。 父亲成为连队的“插秧能手”，插秧速度快。他归结为自己身体瘦，转身灵活，以及挑秧组的老师力气大，供应及时并到位。 原始的劳动工具（片源：鲤鱼洲陈列室） 我当了“小五七战士”后，和小伙伴们干过运秧苗和插秧的活。运秧苗，最大挑战是挑着秧苗在田埂上歪歪扭扭地走，保持平衡，防止连人带筐掉到田里去。 插秧，弯腰倒着走，怎么走出一条直线？怎么把秧苗插住，不浮在水面？都是技术活。 后来，我母亲（因为工科背景）被调去和其它连队的人研制成功了“插秧机”，真是对生产力之极大解放，也算是“知识分子”种田发挥出了自身优势吧。， 但当时鲤鱼洲的知识分子还是人手劳作 其实，如果不计以体力劳动“改造知识分子”之政治目的，仅从“种田”而言，鲤鱼洲的生产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因为鄱阳湖四周都是血吸虫疫区，为了预防血吸虫病，连里有严格规定：不能下河游泳、也不要到河边洗衣服。 下水稻田干活时，需要在腿脚、手臂皮肤上搽一层药油（二丁酯），作为防止血吸虫感染的药水。据说当时这种油很贵，且大量使用，故而鲤鱼洲生产的每斤大米之成本是市场价的25倍以上（当时大米每斤不到两角，这里生产的大米每斤成本则是5元以上）。有人开玩笑：“这是全世界最高级的水稻”，“知识分子种稻田，一斤米五块钱”。 如果再加上在鲤鱼洲劳动过的北大教职员中，有人不幸患上了血吸虫病，甚至病重医治无效最终去世，该是多么大的社会成本？ 后来听北大校医院的医生说：血吸虫在身体内的潜伏期可达15年，甚至更长。在疫区生活过的人，应该定期接受检查。我才知道那么多年，我也一直是一位潜在带“虫”者。 这一年（1970），父亲自北大经济系毕业已经整整15年。回顾15年坎坷经历，他填了一首《江城子》。  一九七零年 宫墙深院画楼前， 雨涟涟，不成眠， 把酒问君、何处是桃源。 伴我秋灯多少梦， 添白发，已中年。 新来移住赣江边， 月牙镰，放牛鞭， 百里芳洲、好个艳阳天。 莫谓青春再难到， 光脚去，下秧田。 每一次，读父亲在鲤鱼洲的诗词，脑海中都会浮现一幅幅当时的画面。在体力、精神和心理几重压力和磨难下，他用填词赋诗如此文艺之形式，消磨无眠的夜晚，记录内心之苦闷与无奈，又在字里行间展现出精神的不屈与期盼。 不久，清除稻田的杂草劳动开始了。一块稻田要先后除三遍杂草，和插秧时一样，都得弯下腰在泥水里移动。十连指挥部居然下了一道命令，要大家在稻田里除草时，“50米不许抬头”。 当时稻田大约有50米间宽，不分男女，统统下水，每人负责两到三行，一字排开。 “开始”，一声令下，几十个人蹲在稻田里，倒退着行走。指挥部领导站在田埂上监视，只准弯腰除草，不许抬头换气。抬头表示偷懒、磨洋工，轻则批判重则加倍惩罚。 8《粒粒皆辛苦》（2019年，小伙伴重返鲤鱼洲所见， 好不容易等到收工回宿舍，人人脸上、脖子上、胳膊上全是烂泥，洗干净后才能到食堂去打饭。晚上，大家都喊腰疼。几天之后，连上厕所都蹲不下去。 此外，这时天气渐热，水温亦暖和了不少，牛虻、蚂蝗又活跃了起来。弯腰除草时，除了不让抬头，还得忍受牛虻在背上叮一口之刺痛，蚂蝗在腿上肆意横行，鲜血流淌。 难怪后来，北大经济系教职员在谈论“鲤鱼洲干什么活最累”时，众人首选“稻田里除草最累”，次之“双抢”，至于父亲刚去时干的砍柴、挑柴等又重又累的活，由于只是少数人参与，未作计算。 只道湖边雨后凉 被鲤鱼洲“五七战士”排在第二位“累死人”的劳动是“双抢”。就是“抢收早稻，抢种晚稻”，连在一起，前前后后计20天。 抢收早稻有四个环节。第一，用原始的工具--镰刀，把成熟的早稻割倒，放在地里； 第二，把割下的早稻捆好，用扁担把它们运到打谷场； 第三，把早稻送到打谷机上打谷，再把谷子装进麻袋，码在打谷场旁边； 第四，把装在麻袋里的稻谷用手推车运到大仓库门外，再用人力把它们扛进仓库，码成一层一层。有时还要扛麻袋走跳板，走到高处才卸下来。把早稻从田里运往打谷场时，中途不准休息，因为扁担在中途一停，捆好的稻子一放在地上，会掉粒，这就是浪费粮食，是要受批评的。 四道工序全靠人力，在1960-1970年代的中国，“农业机械化”尚未提上日程。 抢收早稻之所以累，与天气变化有密切关系。因为夏天时有暴雨，必须抢在暴雨来临之前把早稻割倒、运回、打谷完毕，再装进麻袋，码在大仓库里。否则遇到暴雨，将损失惨重。 所有这些，必须在短短几天内完成，叫做与老天爷抢时间，唯一的办法就是人、机连轴转，谁也不能停。 食堂把饭送到地头，轮班吃饭，不休息、不睡觉、连续干活。  夜间挑稻谷走田埂，漆黑一片，每人头顶上绑紧一个手电筒，远看好似一条火龙。打谷场上，黑夜里，借着灯光，女教师抱着稻捆供应打谷机，男教师站在打谷机前紧张地脱粒，24小时打谷机连轴转。 还得有人站在打谷机旁装麻袋，老弱病号，就用扫帚把落在地面的稻谷集中起来，再用簸箕把稻谷装进麻袋。无论哪个工种，都会有人干着干着就睡着了。 10《卜算子 鲤鱼洲之夜》 一九七零 苇影月明中， 渔火江村里。 挑谷穿梭去又来， 汗湿黄花地。 休叹世情凉， 劫后皆余悸， 今日河东转眼西， 谁敢违天意？ 紧张的水稻脱粒， 父亲记得最累的一次，连续劳动48个小时，两天两夜都在地里。 今天写下这段文字，不由想起我后来当知识青年插队时的“双抢”，亦是不分昼夜地在地头或打谷场上干活，又困又累，什么人间烦恼、七情六欲统统随着打谷机的轰鸣抛到九霄云外，只想在稻草堆里小睡一会。 我曾因“双抢”连续无法睡眠，“美尼尔氏症”发作，天昏地旋呕吐不止，被准许到草墩旁休息一阵。现在想起，都心有余悸。 鲤鱼洲的早稻还没有装袋入库房，抢种晚稻的活就开始了。过程与种早稻一样，平犁土地，育秧，挑秧，甩秧，插秧。这时如果有暴雨来临，只要早稻已入库，对晚稻的损害并不大。 “双抢”结束，终于有了暂短的休整时间。 这时母亲请了探亲假带上厉伟（他还没上小学）到了鲤鱼洲。十连在草棚内空出一个房间，同样是用草帘子编成的“围墙”，门和窗也是草帘编的。他们与连队的人一起在食堂吃饭，开始了临时“五七战士”的生活。 设立鲤鱼洲干校的目的是对“人”进行改造，“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是疾风暴雨地革命让他们脱胎换骨，故，施加各种苦与累之磨难便是再自然不过。 但是，对一些从城市里来到乡下的孩童，在这里的感官刺激和天然喜好与成人之世界定有天壤之别。 到了鲤鱼洲，厉伟整天在田埂上玩，捉青蛙、抓鳝鱼、捞小虾，去喂鸭子，或者跟着赶牛人在大堤上溜步。于是，他成了养鸭老师、放牛老师的小帮手。 还有一次“杰作”，他想把进了厨房的一只鸡赶出去，结果“鸡”急，飞上了灶台，一失足，掉进一大锅粥里。鸡被烫着了，带着一身的粥满厨房扑腾（画面自行脑补）。 很快，我在北京就知道了这起“事件”，后来到了鲤鱼洲，在厨房工作的老师还津津乐道地和我提起“你弟弟赶鸡大闹厨房”之事。因大伙都知道他是好心办成了“添乱”，便没有责怪之意。  《南歌子》 （厉伟作)鲤鱼洲 一九七零年 学走黄泥路， 初尝绿菜瓜， 鲤鱼洲上放牛娃， 含笑临风恰似向阳花。 何必京城住， 欣然四海家， 平湖尽处起云霞， 飞过长堤一日到天涯。 母亲这期间，为父亲拆洗被褥、缝补衣服。自家人的忙完，开始替几位家属未来的经济系老师清洗被褥、床单。因她老在洗东西，被军宣队发现了，对她说：“他们都是来改造思想的，让他们自己洗，你别替他们洗”。母亲表面上答应下来，变成悄悄地帮他们。 没多久，母亲的探亲假到期了，父亲请了假送他们去南昌。那天他们坐上一艘从鲤鱼洲北大干校开往南昌的小火轮，正值狂风暴雨。 船一离岸，就在风雨中飘摇。船小风急，风狂浪大，同舟20几位北大教员，无不胆颤心惊，命悬一线。终于到了南昌，雨小了一些。 父亲用一根扁担一头挑起铺盖卷，一头挑起一口小箱子，沿街打听南昌火车站怎么走。 竹扁担 --小伙伴保存的纪念品 送走了妻儿，父亲搭上一艘运建筑材料到鲤鱼洲的船，回到连队。归途中，想起狂风暴雨中远送妻儿的惊险一幕，写了一首词。 11、<归自> 狂风暴雨中由鲤鱼洲乘船赴南昌 一九七零年 江上雾， 恶浪滔滔天已怒， 倾盆大雨空中注。 世途艰险如舟渡， 朝谁诉， 忙人总被闲人妒。 虽是“险情”记录，也不禁道出世道沧桑，世途艰险。白云苍狗，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但是父亲说“回忆我们在鲤鱼洲农场的往事时，好像没有隔多久，因为那段历史让北京大学每一个亲历者都毕生难忘”。 孤洲耕地人 父亲送走了妻儿后没几天，农田的活又忙了起来，晚稻田里的除草劳动又开始了。 正在此时，指挥部下达紧急命令，全体动员，连夜扛着铁锹，带上扁担和箩筐，上堤防洪。大家颇感意外，因为鲤鱼洲一带天气晴朗，怎么突然防洪呢？ 上了大堤才知道赣江上游下暴雨，赣江发大水。同时，四川大雨不止，洪峰已达湖北湖南，正逼近九江，长江，洪水可能向鄱阳湖倒灌。 1970年代的赣江南昌码头 鲤鱼洲本来就是用大堤围起来的洼地，鄱阳湖比鲤鱼洲高出数十米，人们从下面能看鄱阳湖上的点点鱼帆。北大和清华所在地，又是鲤鱼洲洼地之最低处，故极为潮湿，田埂、水渠、堤坝、道路都难以牢固。 由于地面低于湖面，完全不漏水是不可能的，如果排灌站能力不够这片地方就会被淹没。所以鲤鱼洲干校的第一件事就是修排灌站，加固大堤。 排灌站便是沿大堤最显眼之建筑，在十连的东边，是控制鲤鱼洲内河水位的装置。许多年后，有小伙伴重返鲤鱼洲，寻找的标志物就是排灌站。 12、《故地新颜》（2019年，片源：孙刚） 如果鄱阳湖水上涨到漫过大堤或大堤决开了口，即使有排灌站也无法应对，整个鲤鱼洲将是泽国一片，几千条生命“如在水盆中”，将是“人或为鱼鳖”。 十连最靠近大堤，距十连10里开外的地方有一块叫做“豆腐腰”的堤岸。那里堤不高，湖水正在逼近堤岸。 十连除了几位病号留守在营地，全部出动，在堤岸下铲土、装麻袋，两人一组，逐级向堤上搬运麻袋。一麻袋泥土，可比粮食重多了，独自扛麻袋上堤，路难走，常摔倒。于是，排成一列一列，向上运送。 在大堤上的人紧张万分，眼看着湖面一点一点地升高，大家的命运都系在一袋一袋的麻袋上。堤上、堤下每一个人，拼命干了一整夜。 天亮时，听到堤上的人大喊“湖水不往上涨了”。又过了几个小时，传来“湖水开始下降了”，大家才敢松口气。 傍晚时分，堤上堤下奋战了近20个小时的十连教职员个个精疲力竭，撤回到干校宿舍，换成其它连队接防。 十连则在宿舍休息，就地待命，准备再战。父亲将这段经历写进了给马雍的回信中。  致马雍 一九七零年 孤洲耕地人， 多谢勤相问。 千里赐佳音， 路远心声近。 忽闻奔大堤， 八月长江汛。 草草复君函， 纸短言难尽。 除了双抢，“抢修大堤”亦是北大鲤鱼洲人之共同记忆。“那时，大家都是以命相搏呀。万一决堤，就全完了”。 六连的小伙伴告诉我，她父亲和六连老师扛着“重如千斤”的大麻袋（实际重量过百斤）踏着木板上大堤，亦是生死不顾了。后来她父亲发觉胸口疼痛难忍，被准许去南昌看病，一拍片，两条肋骨已压断。她瘦弱的母亲，同样和人扛着麻袋往堤上送。 我虽未亲历，但从父亲的文字和小伙伴的讲述中，依旧感到当时惊险万分之情景，为他们的遭遇感到难过和悲哀。 我到了鲤鱼洲后，那年的夏秋之际，忽然又传出准备防洪，告诉我们（小学生）紧急集合令一响，只可带一个小包，立刻要跑到外面去集合。那一阵，即使是小孩，神经都是紧张兮兮，似乎紧急集合令随时将到来。小伙伴们互相交流，小包里装些什么？ 忽然一天夜里，集合令真的响起了，黑灯瞎火地找衣服，惊吓的我浑身发抖。忽然，我妈喊了一声，是“演习”（她是否提前听到消息了？）我才从慌乱中缓过神来。 那次是“演习”。后来听说北大干校撤离后，鲤鱼洲数度遭洪水淹没。我们听到，无比唏嘘，父亲更是沉思良久，终究意难平，当晚记录于笔端。 14、<鹧鸪天 忆鲤鱼洲> (一九八零) 初到孤洲似梦中， 丛丛野草浪涛汹， 五更挑土泥泞路， 三月秧田冷雨风。 经酷暑，忍寒冬， 辛劳两载转头空， 不知当初谁圈定， 百万书生去务农。 稻色金黄又是秋 这年（1970年）十月，第一批下放鲤鱼洲劳动的北大教职员届满一年了，每个系都换走了一小部分人回到北大，父亲依然是继续留在鲤鱼洲的劳动力之一，当时他感觉“教书是无缘的”。 留下来的人，在鲤鱼洲过了中秋。军宣队从北京运来了月饼，下放劳动人员每人发两块。月饼名叫“自来红”，是当时北京最流行、不是唯一也是排列第一的月饼（我真想不起来，那时北京还有其它月饼吗？）。 月饼很硬，但是大家都吃了。月饼馅是红绿丝和冰糖块，大家吃出了百般滋味，五味杂陈。 15《浣溪沙》(中秋节，于鲤鱼洲) 一九七零 巍巍庐山枕碧流， 时光飞驰过中秋， 风摇芦苇自飕飕。 日落西堤牛进舍 云开东岸数归舟， 争看明月照荒洲。 我后来去农村插队，中秋前就听说队里派人去城里买月饼了，中秋晚上知青发月饼。那一整天，不知多少双眼睛盯着村头的土路，盼星星盼月亮地等着拉月饼的驴车进村。 在知青期待的眼神下、老乡们羡慕的目光中，那晚我们吃了北京的“自来红”月饼。依然是那么硬，馅里依旧是红绿白，同样，我们亦吃出了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来鲤鱼洲一年，父亲感概万千。写下一首《鹧鸪天》聊表心情。 16《鹧鸪天 来鲤鱼洲一周年有感》 一九七零年 稻色金黄又是秋， 文思未绝复何求， 闷雷有意常惊梦， 破帽无情也恋头。 诗易写，信难投 赣江北去却东流， 潮声仿佛春蚕曲 吐尽愁丝再不愁。 鲤鱼洲人之共同遭遇，共同经历的种种精神与肉体之磨难，使“闷雷有意常惊梦，破帽无情也恋头”两句，在鲤鱼洲北大一些老师中暗自流传开来。 父亲的生日快到了，这是他只身一人在鲤鱼洲度过的第二个生日。 17、《木兰花》 已到三十九岁的最后几天，有感而作 一九七零年 悠悠江水长堤树， 漂泊十年茅屋住。 逢人不再问家乡， 只说荒洲新去处。 外村来往渔舟渡， 最怕天寒风雨路。 凋零黄叶落无声， 几座滩头无主墓。 如果说孤寂、回京无望、教书无缘，还是个人之感伤，亲睹民间疾苦，旧墓新坟青草黄叶，对一个有良知、富有家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则是更大、更深切之悲哀，更痛切、更沉重之煎熬。 18《相见欢 四十自述》 （一九七零年） 几经风雨悲欢， 志未残， 试问人间行路有何难。 时如箭， 心不变 莫待他年空叹鬓毛斑。 不屈、不甘，自我激励，不负时光，父亲为40岁及今后之人生定了调，亦正是他勤奋终身，笔耕不辍，诲人不倦之人生写照。 鸣谢：本文得到鲤鱼洲小伙伴的鼓励和支持，文中多幅照片由他们提供，在此深表感谢。 (《杏花春晓》文章精选)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