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革”中的私人财产 据说欧洲有私人住宅“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说法，直到“文革”过去了数十年我才听到。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总纲第十一条，称“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文革”兴起，上述承诺顿成具文。被“横扫”所及的家庭门户洞开，任由他人出入；私人物品任由他人毁坏、没收。尽管前于此，“私有财产”之为“原罪”，早已深入人心，这一次纵容暴民明火执仗的侵犯、劫夺，仍在多数人的意想之外。 对私人财产的“打砸抢”，“文革”初起时的“破四旧”，是一次集中的展演。所谓“四旧”，见诸“十六条”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在该文件中，“四旧”被表述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林彪当日的讲话中就有“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云云。此前已“抄家”成风，任何时间，以任何理由——甚至无需理由。凡此，均被宣称为“革命行动”。[有所谓“经租房”，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的原属私人的房产。“经租房”作为“历史遗留问题”至今未获解决。至于三门峡水利工程、新安江水电开发等大型项目中对私人财产的处置，或将永远湮没在历史岁月中。由此而被改写的家庭与个人的命运，是否还有回溯的可能？]1950年代农村土地改革中的分田地、分“浮财”与集体化，城市个体工商业的“公私合营”，尚有政策（也即规则）可循，“破四旧”则犹如战胜方放任军队肆行抄掠，是不设限、无约束的。被侵占、抄没的，大如房产，小如私人物品（由手表、现金、存折到书籍文物）。“私有财产制度”既为革命的对象，红卫兵的上述行动，即有了正当性。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艰难出台，所应对的，既有近几十年来愈演愈烈的强征土地、暴力拆迁，更有长期意识形态宣传中与“私有财产”有关的观念。此法的出台，本可成为解决诸种“历史遗留问题”的契机，却并未提上议事日程，很可能不在当局的考虑范围之内。  顾颉刚在1966年8月24日日记中，记红卫兵在其居住区抄家，“东邻金荷清（溥仪之姑母）抄出不少金条，吴瑞燕家扫地出门，西邻某家被抄后，其夫于夜中杀死其妻，而后自缢”（《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页516，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7）。顾氏当年的日记，一再记所闻因抄没财产（尤其房产）、断绝生计导致的自杀（参看同书页548、553）。10月22日，记侯外庐家为“学部”历史研究所红卫兵所封，侯“住入门房，而电影学院之学生竟撕封条，毁坏其古物，复搜括其钱财，至于无吃饭之资”（同书，页549）。顾氏本人似较幸运，其所在研究所的红卫兵，闻街道居委会将抄其家，急来封房（按即加封条。同书，页519）；这种好意，顾氏后来才领会。由日记看，顾颉刚虽于1971年就被委以主持标点二十四史的重任，却直至1975年，单位才送还抄去的书画古物，且于送还前曾送至故宫，未为接受（《顾颉刚日记（1968—1980）》第十一卷，页350—351）。 吴宓日记则记有其“目睹心爱之书物不得取回，不胜伤心愤恨”（《吴宓日记续编》第八册，页124，三联书店，2006）。陈凯歌以为“抄家的用意，不仅使被难者在经济上无立身之地，也因旧物的毁灭在精神上失了寄寓。许多老人在抄家之后故去，就是精神被摧毁的明证”（《少年凯歌》页82，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陈家也在被抄之列。当年的北京四中学生陈凯歌，一些年后回想那个日子，说自己眼看着被同学抄家，烧书，“没有想到说理或抗议，也没有想到怒斥或者索性用生命一搏”，他问自己：“如果那样，会比现在更坏吗？”（同书，页79） 顾公硕：文化大革命动乱间，因造反派抄家批斗而不堪凌辱，当夜离家出走，自沉于虎丘一号桥 “文革”过去几十年后，一些故事渐次浮出水面。苏州“过云楼”主人的故事，因2012年此藏书楼流出的书籍在拍卖市场上拍出了高价，才进入了媒体与公众的视野。由此人们知晓了此楼主人顾公硕1959年、1960年对珍藏文物古籍的无偿捐献，1966年“破四旧”中藏品的被洗劫，顾的被当街批斗与自沉。也是在此前不久，人们记起了无偿捐献其无价藏品的张伯驹，张1957年与“文革”中的厄难。较之文物古籍的命运，更令人动心的，是人的命运，一代人文的命运。这种毁灭性的洗劫与1990年代商业大潮中猖狂至极的盗掘、走私，使张伯驹、顾公硕一流人物终于成为古人。 文物古籍之劫，四五十年代之交即一度发生。吴宓1952年作旧体诗，有“旧文荡灭难藏壁”句，自注曰：“此间旧书，车载担挑，售与造纸厂作浆，每斤一二千元。”（《吴宓书信集》页312、313，三联书店，2011。按其时币值，“千元”即一角钱）时吴宓在重庆。1951年2月吴宓出于文化信念与职业操守，写信给其高弟、爱徒李赋宁，殷殷叮嘱以耐心地“守护其所学”，珍视、保存书籍，说“中国旧书，今方以废纸出售，大事销毁”（同书，页370—371）。1949年后的“载籍之厄”，岂不值得以一部大书记述？  1950年代的“公私合营”演变为国营，数十年后部分国营又演变回私营，此“私人”已非彼“私人”。国有企业“改制”中的受益者，正无需知晓谁是那一企业曾经的主人。而“破四旧”的红卫兵小将不但仇富，仇商，而且仇及小商贩及其他个体经营者。顾颉刚1966年9月5日日记：“凡私人营业，如磨刀、补鞋之微亦在制止之中”，“房租、定息、金银珠宝，皆不许私人有所沾濡”（《顾颉刚日记（1964—1967）》第十卷，页526），以此“杜绝资本主义及修正主义”。顾氏记某牙医私人营业，因技术高，曾门庭若市，“文革”中，“家产全部被抄，亦不给以医院位置，其生活遂困顿若乞丐，向人借数元以自存”，顾氏说“此单干者之下场也”（同上，页546）。 仇富所激发的既有破坏欲，又有占有欲——“革命行动”由此而变质。1967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处理红卫兵抄家物资的几项规定》，就针对了红卫兵抄家物资不上交，抄家物资原物遗失或损坏，贪污、盗窃查抄财物、私自查抄财物等现象，大可相信有关现象的普遍性。将“抄家物资”据为己有（即私有），无疑是对革命纯洁性的败坏。其实假借大义遂其私欲，亦古往今来“群众运动”中的常态，“文革”不过提供了近例而已。 违反“一切缴获要归公”的“革命纪律”，侵吞抄家物资，上下皆然。康生囤积大量文物即一例。“文革”中随处可见阿Q式的“革命”，以证阿Q的子孙绵绵不绝，鲁迅作品持久的生命力。当年的红卫兵徐友渔，看到那些有资格去抄家的同学，“一般左右手腕上各戴一只手表，甚至戴上一排”，“女同学身上有许多别致的绣花手帕”（《我在一九六六年》，徐友渔主编《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页34，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较之康生之类文物大鳄，实属小巫。“牛鬼蛇神”的财物、私人物品自然更不受保护。当时的北京四中学生刘东，事后写被该校关押的“牛鬼蛇神”，“手中仅剩的财物，成为红卫兵巧取豪夺的对象，有的‘借’手表，有的‘借’自行车”（《亲历者的见证》，北岛、曹一凡、维一主编《暴风雨的记忆——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页156）。陈白尘在日记中记“×××之流在抄家时，首先索取的书则是《金瓶梅》，在好多人家亦都如此”（《牛棚日记》页7）。想必觊觎已久，至此收入了囊中。 1984年7月6日，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小组召开扩大会议，要求清退“文革”中查抄的物资，开放存有查抄物资的仓库（包括文物仓库），物归原主；退还“文革”中挤占的房产。此前的6月14日，中央统战部、全国政协机关党组就起草制订了《关于妥善处理“文化大革命”中查抄财物遗留问题的意见》。此后落实政策，退还了抄家中被没收的部分私人财物——确也往往是“部分”。也如历次政治运动，仍然有“遗留问题”。直至2012年，民国教育总长傅增湘之孙申请公开“文革”被查抄文物清单，被有关部门挡在门外（参看《南方周末》2012年4月12日A8版《“为什么我家的财产我不能知道”》）。有力的后人尚难讨得公道，何况不拥有特殊身分地位者。但也较少听说有追索不已者（“多么好的人民！”）。劫后余生，多半都没有了脾气，何况又有“身外之物”之类古训。劫夺据有他人财物，也如施暴致死致伤，事后均难以追究，也不鼓励追究，有些甚至无从追究。 1950年代合作化中对农民“地权”的处置，是近年来“土地流转”必须面对的难题。城市土地的国有化，有其演变过程。1982年宪法第十条第一款“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此种表述不见于1954年宪法。法学界人士认为，这种增改源于“文革”中红卫兵的“革命行动”。[参看程雪阳《重新理解“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文，刊2013年7月18日《南方周末》E31版。杨俊锋《现行城市土地制度的来龙去脉》一文说，“最早主张一次将城镇土地全部国有的，是‘文革’开始后1967年11月4日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亲历者回忆，当时‘革命群众’高呼‘不交出土地证，砸烂你的狗头’！并将收缴的地契上缴甚至直接付之一炬。不少人主动将土地证上交。”刊2012年7月12日《南方周末》E31版。]上述涉及产权的政策、条款，在近几十年的征地拆迁中，一再成为“群体事件”的诱因。半个多世纪以来，无视“恒产”、“恒心”的古训，以出诸“权宜”的考量为大经大法，对公民权益造成了无可补偿的损害。近年来关涉“土地流转”的政策讨论，隐含了有关“合作化”的反思。凡此，均证明了有关话题在“脱敏”中。这真的是好消息。 【编者按】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园先生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