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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江西路德昌里末弄3号发轫。在近代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是现代出版的发源地和企业母体，尤其它的编辑群体，是集聚近代中国的、群星璀璨的新型文化人群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文化大家、学术大师级别的编辑群体，其中仅担任大学校长的就有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竺可桢、何炳松、蒋梦麟、周鲠生、任鸿隽、郭秉文、朱经农、胡适等十多位。这些编辑学人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促进了中国教育、文学、历史等学科的大发展，谱写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一个传奇。我们不妨择要道来。
1932年1月30日，日机轰炸闸北华界，宝山路584号商务印书馆被炸毁。 张元济等人慧眼独具，出版了大批经典著作。1905—1921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在商务印书馆重印20次，“天演”“淘汰”“天择”一时成为爱国志士的口头禅。正值年少的鲁迅不顾长辈的批评，“一有闲空，就照例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 ”。另一个姓胡的安徽青年读完《天演论》，深感震撼，索性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适者生存”的“适”。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严复翻译的名著《群己权界论》（今译《论自由》）、《法意》（今译《论法的精神》），影响了数代中国人。到1918年，商务印书馆已在多地设立分支馆，其中香港分馆和新加坡分馆负责海外发行，另在北京设京华印书局。张元济统筹规划了编写新式教科书、翻译海外著作、创办大批杂志和出版各类词典四大方向，使得商务印书馆的规模在25年里以每年33%的速度增长，资金从不到4000元达到500万元，成为国内出版巨擘。张元济使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齐名，成为中国近代文化教育的“双子星座”。  蔡元培曾被商务印书馆邀请出任编译所所长（相当于总编辑）一职，虽因故未能到任，却与商务印书馆结下不解之缘。他与张元济是“八同老乡”：同庚、同乡、乡试同年、殿试同年、进士同科、一同被点为翰林，还是南洋公学同事，一同创办《外交报》，致力于“定言论之界”。在张元济的邀请下，蔡元培毕生都关心着商务印书馆的事业，被认为是商务印书馆的精神支柱。 早在1907—1912年旅欧期间，蔡元培便通过张元济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应邀为该馆著文或编译，按照编译千字3个银圆、著述千字5个银圆的标准，每月获得稿酬100银圆。蔡元培严格遵守协议，交给商务印书馆的著作有《伦理学原理》《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等。  高梦旦在商务印书馆30余年，历任国文部部长、编译所所长、出版部部长等职。他为人严谨持重、求真务实、思维敏锐、判断时局准确，张元济常与其商谈要务。高氏提出以分科编辑的方法编写《最新教科书》并付诸实施。而后，高梦旦建议张元济编写《新字典》和《辞源》，并参与组织和编写，这两本工具书开创了我国现代出版工具书的先河。胡适将高梦旦与张元济奉为“圣人”，张元济视高梦旦如左右手，人称“参谋长”。高氏在商务印书馆的地位与威信可见一斑。 1920年11月，24岁的编辑沈雁冰被编译所所长高梦旦请到会客室谈话。他被委以重任，担任《小说月报》的新主编，负责革新这个原为“鸳鸯蝴蝶派”的杂志。1921年1月，《小说月报》以全新的面貌与读者见面。“五四”以来的老一代著名作家，都与《小说月报》有过密切的关系，如鲁迅、叶圣陶、冰心、郑振铎、胡愈之等。由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成为中国新文学的领航者和助推器。 青年叶圣陶受到商务印书馆书籍的影响很大，他曾回忆：“至于接触逻辑、进化论和西方的民主思维，也由于读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严复的各种译本。我的情况绝非个别的，本世纪初的青年学生大抵如此。可以说，凡是在解放前进过学校的人没有不曾受到商务印书馆的影响、没有未读过商务印书馆的书刊的。” 清朝末年，商务印书馆总厂印刷车间。  1923年春天，叶圣陶经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国文部和文史部主任朱经农介绍，进入商务印书馆国文部，与顾颉刚等一起编《新学制中学国文课本》，后来又编辑《小说月报》。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沈雁冰回到上海，开始写长篇小说《蚀》三部曲，描写大革命前后一群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动态和生活经历，抒写他们的幻想、追求、动摇、迷茫与幻灭。1927年9月，他写出了第一部《幻灭》的一半，在作品标题后面随手署了一个笔名“矛盾”，这也流露出当时作者的思想。他把稿子送给住在隔壁的叶圣陶看，叶圣陶读过小说后很是赞赏，准备立即在《小说月报》上刊登。他建议把署名“矛盾”改为“茅盾”，一则可以避免国民党当局的检查，二则因为这更像一个真实姓名。沈雁冰欣然同意，从此“茅盾”就成了沈雁冰的主要笔名。 叶圣陶编辑《小说月报》时提携了多位青年作家，被誉为文学界的“伯乐”。比如巴金1928年写成处女作小说《灭亡》，揭露封建军阀的残暴和不义，歌颂知识分子追求光明、勇于牺牲的精神。开始他没想公开发表，而是准备自费排印出来，送给自己的大哥、三哥及好友。他从法国把稿子寄给了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朋友索非，索非把小说稿交给了叶圣陶。叶圣陶慧眼识珠，当即决定在《小说月报》上刊登，并写了内容预告：“ 《灭亡》，巴金著，这是一位青年作家的处女作，写一个蕴含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与灭亡。”叶圣陶还从无名作者的来稿中发掘出了青年才俊丁玲。丁玲的第一篇小说《梦珂》以头条的位置在《小说月报》上发表，此后她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姑娘》也都发表在了《小说月报》头条。丁玲由此成名。此外，施蛰存的处女作《娟子姑娘》、戴望舒的《雨巷》，以及沈从文、朱自清、王统照、鲁彦等人的作品，都是经叶圣陶之手发表在《小说月报》上的。 沈雁冰作为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个中共党员，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10年，笔名“茅盾”的影响力一度超过了本名。由于中共中央与各省党组织之间的信件和人员往来日渐频繁，他被委派为直属中央的联络员。沈雁冰在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里写道：“外地给中央的信件都寄给我，外封面写我的名字，另有内封面则写‘锺英’（中央之谐音），我则每日汇总到中央。”陈独秀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一本书《小学万国地理新编》时年仅23岁，署名“皖陈乾生仲甫氏编辑”，此后他担任了馆外名誉编辑。李达、李汉俊等都曾是商务印书馆的外聘编辑。1918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的董亦湘，在编译所字典部任编辑，1921年经沈雁冰介绍入党，1925年担任商务印书馆首任党支部书记。 1921年，张元济派高梦旦到北京，邀请胡适加盟，“我们盼你来做我们的眼睛”，并“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付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胡适语）。于是胡适来到商务印书馆，与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杨端六等人讨论改革措施，并向张元济递交《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改组办法大要》14条。经过权衡，胡适决定仍留在北大教书，但推荐老师王云五代替自己。王云五略长胡适三岁，只读过三年书，全靠自学成才。王云五在吴淞的中国公学教过胡适英语，还辅导过他代数和解析几何。 张元济深耕商务印书馆达半个世纪，被誉为“商务之魂”。 一心求变的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高层欣然接受了33岁的王云五。当年12月，王云五正式就任编译所所长。他秉持“激动潮流不宜追逐潮流”的理念，以“教育普及，学术独立”的方针进行整顿，引进朱经农（教育学家，后为齐鲁大学校长）、竺可桢（气象学家，后为中科院院士）、顾颉刚（历史学家）、杨杏佛（经济学家）、秉志（动物学家，后为中科院院士）、胡明复（数学家）、唐钺（心理学家）等知名学者，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新气象。 1930年，王云五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引进国外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大刀阔斧地开拓，又“化整为零”地渐进。尤其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商务印书馆遭到重创，他以“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为口号，艰难奋斗，终使商务印书馆得以恢复并发展。在此期间，商务印书馆编辑了《百科小丛书》，出版了世人瞩目的《万有文库》《中国文化史丛书》《大学丛书》等大型丛书，出书册数由1921年的772册猛增至1936年的4938册，占全国份额的53%。此时的商务印书馆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与麦克米伦、麦格劳-希尔并称为世界三大出版社。集才气、学问和商道于一身的王云五，以平民化的出版视角、商业化的经营手段，带领商务印书馆走向新的辉煌。而胡适以敏锐的眼光推荐王云五，亦成为现代出版史上值得大书的美谈。 陈翰笙青年求学时代就喜欢读商务印书馆的书。1928年，他从苏联取道日本回到上海，而后由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介绍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在这里，陈翰笙签订了一年合同，月薪100元，任务是审查一部百科全书的稿子。这些稿子名义上是各大学教授写的，实际上是他们的助教写的（因为当时大学常常欠薪，教师们生活拮据，写点稿子可以贴补家用）。陈翰笙用了9个多月时间将书稿分成三类：一类的占20%，可以放入百科全书；二类的占60%，可以作为编词典的参考资料；三类的占20%，因质量太差无法采用，他便耗费心血将其修改补齐。后来这部书稿以《百科词汇》为书名出版。1929年春天，因革命工作需要，陈翰笙离开了商务印书馆。 1979年，商务印书馆决定恢复《外国历史小丛书》的出版，聘请陈翰笙为编委会主编。82岁高龄的陈翰笙毅然挑起了这副重担。在第一次编委会上，他提出要保持该丛书的特色：主题明确、深入浅出、叙事生动、文笔洗练、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到1990年10月，小丛书基本编辑完成，至此，该丛书的编辑工作已历时21年，陈翰笙也已93岁高龄了。 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还有梁漱溟、冰心、胡愈之、何炳松、袁翰青、吴泽炎、陈翰伯、杨贤江、黄宾虹、陈原等数以百计的杰出文化人。 从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群体，可以一窥近代上海文化人的底蕴，由此也可以理解近代上海作为中国文化中心的厚度、宽度与高度。（本文选自上师大都市文化研究中心，原刊载《纵横》2024年第9期，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