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敬是在“一二·九”运动中成长起来的著名学生领袖。“一二·九”运动为中国革命准备和培养了大批干部，黄敬就是其中杰出的一员。在抗日战争中，黄敬从一个青年学生领袖逐渐成长为八路军多个战略区的重要领导人，这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群体里也是相当突出的。 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参与领导创建敌后模范抗日根据地 黄敬(1912-1958)原名俞启威，又名俞大卫，祖籍浙江绍兴，出身于一个世代官僚家庭。青年时期的黄敬积极投身进步文化运动。1932年春，20岁的黄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担任山东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等职。1933年夏，由于叛徒出卖，黄敬被捕入狱，同年秋被营救出狱后到上海治病，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黄敬于1935年初从上海来到北平，于秋季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同年12月，黄敬参与领导了“一二·九”爱国学生示威游行活动，他和彭涛、姚依林、郭明秋等是“一二·九”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36年初，黄敬参与组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担任“民先”党团负责人。1937年2月，黄敬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5月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和白区工作会议。 
◆黄敬青年时代的一幅照片。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1937年11月，中共中央北方局任命25岁的黄敬为晋察冀省委书记，原晋察冀临时省委书记赵振声（李葆华）改任组织部长，刘秀峰为宣传部长。在北方局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央驻北方局代表彭真的领导、帮助下，以黄敬为书记的晋察冀省委，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一系列战略方针，紧密团结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察冀省委在领导军民发展游击战争，抗击日寇对边区“扫荡”的同时，着手政权建设。1937年12月5日，在阜平县城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备处”，开始筹备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黄敬是筹备处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在筹备会上，对是否吸收五台山附近的和尚喇嘛代表参加大会的问题上发生了争论。一些同志直言：“这些出家人只会念经拜佛，不懂政治，哪能吸收他们参政？！”黄敬等人的意见却相反，认为抗日民主政权应该包括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和尚喇嘛也是一支抗日力量，应该请他们参加代表大会。聂荣臻司令员支持黄敬等人的意见，最后大家一致赞成和尚喇嘛的代表也应出席大会。1938年1月10日至15日，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在阜平县城召开。大会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该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第一个敌后抗日民主政权建立。边区政府成立时包括39个县，人口1000万以上。 黄敬认为，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首先必须培养大批干部。担任晋察冀省委书记后，黄敬在聂荣臻司令员的积极配合下，着手在阜平创办一所军政干部学校，培训军政干部。黄敬在主持省委会议上强调说：“建立根据地，没有干部人才是不行的。根据地里党员没有多少，不发展党员是不行的。”黄敬对干校的工作非常重视，经常亲自给学员们讲课。学员毕业后被派往边区各地，领导组织发动群众，组建抗日武装队伍，使晋察冀边区得到迅速的巩固和扩大。 黄敬考虑到，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还必须发展经济。否则，即使建立了根据地，也不能长久坚持。1938年初，黄敬主持省委会议讨论农村的春耕问题时，他说：“春耕是边区当前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工作进行。春耕有季节性、时间性，必须不违农时，何况在这种割据、封锁的局面里，边区的粮食必须自给自足，才能立于不败之地。”黄敬紧紧抓住发展经济这个中心工作，并以此统一大家的思想，领导边区军民把农业春耕生产搞得又快又好。同时，省委和边区行政委员会还着手筹办边区银行，发行边币，征收救国公粮，积极做好根据地的经济工作，使得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 黄敬在团结方面也给大家带了一个好头。刚成立的晋察冀省委成员来自各个地区，为了做到互相理解，消除影响团结的因素，黄敬在一次会议上十分诚恳地说：“党内团结是搞好一切工作的关键，领导核心的团结又是搞好党内团结的关键。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现在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如何搞好晋察冀边区的工作，大家都要想办法，出主意，拧成一股绳！”黄敬坚持集体领导，尤其注重发挥班子每一个成员的长处，从而使领导班子形成了亲密无间、团结战斗、生动活泼的和谐气氛，不断开创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新局面。 黄敬领导晋察冀省委的工作只有半年左右时间，但他和聂荣臻、彭真等人团结协作，为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建成敌后模范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抗战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工作需要，1938年4月，黄敬奉调前往冀中。 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坚持和巩固平原抗日根据地 1938年4月21日至5月2日，冀中党组织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黄敬当选为区党委书记，原冀中省委书记鲁贲为区党委副书记。 冀中地区是华北大平原的一部分，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占领平津后大举南侵，国民党军队纷纷溃逃。日军到处烧杀抢掠，冀中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毛泽东和中央派遣，红军团长孟庆山，在日军南侵之时，来到冀中与当地党组织一道组织抗日武装。1937年10月，随军南撤的东北军第53军691团吕正操部决定脱离东北军，北上抗日，在冀中晋县小樵镇改编为人民自卫军。吕部所属各总队都建立了党组织，成为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 黄敬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后，根据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决定，以吕正操领导的人民自卫军和孟庆山领导的河北游击军为基础，冀中各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兼冀中军区，吕正操任司令员。同时，冀中行政公署也成立起来。经过坚决打击反动地主武装和土匪顽伪，根据地发展很快，至1938年底，冀中抗日根据地已发展为44个县，人口800余万，根据地的部队也发展到6万余人。 1939年初，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120师主力进入冀中地区。不久，原红15军团政治委员、时任北方局委员的程子华也奉派来到冀中，任八路军第三纵队兼冀中军区政治委员。此时，北方局决定由贺龙、关向应、黄敬、吕正操、程子华等人组成冀中区军政委员会，贺龙任军政委员会书记。黄敬十分尊重贺龙、关向应、程子华等同志，非常关心老红军干部。冀中区党委及各级党组织对120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并从冀中部队精心挑选一大批优秀战士，补充给120师。1940年1月，贺龙,120师主力回师晋西北时，所属部队已从6千余人发展到2.1万余人。 
◆1939年于晋察冀，左起黄敬、聂荣臻、吕正操、罗瑞卿、贺龙、关向应等。
黄敬作为冀中区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非常重视党的建设工作。原冀中地下党有一定的力量和工作基础，经受过高蠡暴动、定南暴动等革命斗争的锻炼。120师到冀中后，又给冀中区党委和冀中部队输送了一批干部。在区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了整顿党的工作，并注重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入党，使冀中党组织在斗争中迅速发展成长。到1939年8月，冀中区的党员数量由1938年4月的8千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 冀中区党委始终着力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区党委的领导下，冀中农民、青年、妇女等群众团体纷纷建立起来，广泛开展了发动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参加抗战的工作。当时在冀中平原上响起的歌声是，“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人不分老幼，地不分南北，有志中华儿女投入抗日战争的大潮。在冀中大平原出现了“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枪出枪”的热烈场面。 黄敬作为区党委书记，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冀中建立起各级“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并把领导权紧紧掌握在我党手中。在建设抗日民主政权的同时，放手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这对于减轻贫下中农的负担，改善农民生活，发挥农民的参战积极性，团结各个阶层抗日救国，促进和巩固根据地的政权建设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 区党委高度重视冀中广大军民的首创精神，善于及时发现和总结推广军民群众抗日斗争的新形式。黄敬和军区一班人花了很大力量抓民兵工作，当时冀中35岁以下的男女青年，几乎都编入基干民兵。从1938年到1939年冬，发动数十万群众踊跃参加挖道沟，使日军机动部队面对冀中平原如同进入丘陵沟壑，进退维谷。又如闻名中外的地道战，发源于蠡县。那里的抗日群众开始是秘密挖地窖隐蔽存身，后借助地道的帮助打击敌人，黄敬和吕正操、程子华等满腔热情地肯定和发展了这一斗争形式。 在坚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黄敬实事求是、联系实际，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进行分类分区领导。区党委指示对游击区的两面派政权，加以分化瓦解，晓以利害，使之转化为革命的两面政权，对根据地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黄敬还多谋善断，敏锐果敢，每次反“扫荡”，他都亲自参与制定作战计划，参与指挥作战。1942年，日寇使用五万以上的兵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发动“五一大扫荡”。冀中军民在黄敬、吕正操、程子华等率领下，英勇抗击敌人，终于粉碎了日寇“确保华北，先保平原”的企图。 黄敬在坚持冀中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和广大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结下深厚的感情。他拜当地老农为师，在田间地头向老农请教耕种知识，学习农谚。黄敬常用各地方言给群众讲话，教群众唱革命歌曲，和群众一起扭秧歌、踢毽子。冀中军民非常爱戴黄敬，都亲切地叫他老黄。 1942年10月，北方局为了加强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领导，决定调黄敬到冀鲁豫区工作。 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度过了黎明前的黑暗 黄敬肩负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重托，前来冀鲁豫就任区党委书记。此时的冀鲁豫区（一般称为“中冀鲁豫”）于1941年7月由原冀鲁豫区（史称“小冀鲁豫”）与鲁西区合并成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位于河北、山东、河南等数省交界处，位置相当重要。此时，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正处在抗战时期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根据地的面积在萎缩，人口减少近一半。 黄敬作为区党委书记，到任后，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根据调研，他发现冀鲁豫农村封建势力较强，许多地区的减租减息政策并没有真正落实，群众还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加以连年灾荒和日军多次“扫荡”，进一步加重了根据地的经济困难。 为了统一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级干部的思想，加强对敌斗争，1942年11月，黄敬主持召开了全区高级干部会议，对根据地前几年的对敌斗争进行总结。与会全体人员经过深入讨论，进一步统一了认识，明确了工作方向、斗争策略和具体措施。会议提出实行党的统一领导，调整区党委、军区、行署领导班子。黄敬任区党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张霖之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杨得志任军区司令员，黄敬兼任政治委员，杨勇任副司令员，苏振华任副政治委员。晁哲甫担任行署主任。会后，在区党委一元化领导下，根据地党政军民迅速行动，认真贯彻执行高干会议决定，使斗争形势逐步好转。 黄敬认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地形条件好，回旋余地大，又有工作基础，关键在于把群众发动起来。他和其他领导同志团结一致，致力于深入发动群众和开展对敌斗争这两项根本任务。区党委针对基层政权和群众组织尚未树立基本群众的优势这一情况，决定一方面整顿基层政权和抗日群众组织，同时切实贯彻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调动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在对敌斗争中，着力拆散日、伪、会、匪、顽的联合，加强了对伪军的工作，提出了“打击最坏的人”的口号，分化瓦解敌人，很快收到效果。 这个时期，各抗日根据地都面临经济上极为困难的局面。此时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经济情况尤为困难和严重。天灾（连年旱、蝗、水灾）人祸（敌伪的包围进攻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破坏）接踵而来。黄敬提出在根据地深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他强调:“在根据地建设上，应改善民生，开展民主，发动群众斗争，并使基本群众在各阶层中取得优势。” 黄敬等区党政军领导人与广大群众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边斗争，一边生产。其中，发动群众是重要一环。首先，党员和积极分子带领贫穷的群众向地主富户借粮，使贫穷的群众有了粮食，获得了新生，借粮斗争成了民主民生运动的导火线。其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中心区由点带面逐步开展了反贪污、查黑地、实行合理负担活动；通过减租、减息、增资、增佃、改造村政权等为主的民主民生运动，大部分群众提高了觉悟，获得了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冀中部队转移到冀鲁豫地区后，使用过的鲁西银行纸币。
黄敬亲自调查冀鲁豫区的灾荒史，向老农请教抗旱经验，推广抗旱作物；发展手工业生产，发动群众打井熬盐，纺棉织布。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一整套开展经济斗争的方针和策略，结合生产救灾，开展对敌贸易斗争、货币斗争，打击法币、伪币，并在斗争中建立自己的独立自主的货币制度。通过经济斗争，极大地支持了根据地的生产救灾。 在黄敬为书记的冀鲁豫区党委领导下，通过一年的艰辛努力，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取得了抗旱救灾斗争及整个经济斗争的胜利，粮食自给有余，财政达到了基本平衡。不但完成了征粮任务，还向冀南抗日根据地支援了部分粮食。 1943年下半年，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进入恢复和再发展时期。黄敬和军区司令员杨得志等一起，积极开展军事斗争。冀鲁豫军区和太行军区于七八月间先后发起卫(河)南战役和林(县)南战役，取得歼灭日、伪军1万余人的重大胜利，开辟了卫南、豫北广大地区，使得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进一步得以改变。 任冀鲁豫（平原）分局书记，迎来抗战胜利的曙光 同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形势日益好转相比，邻近的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敌情要严重得多。1943年11月，为加强对冀鲁豫与冀南两区的统一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冀鲁豫分局（亦称平原分局，习惯称为“大冀鲁豫”），任命黄敬为书记，宋任穷任分局组织部长，朱光任分局宣传部长，杨勇为分局军事部长。不久，冀鲁豫与冀南两军区合并为冀鲁豫军区（亦称平原军区），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黄敬兼任军区政治委员，杨勇、王宏坤任军区副司令员。这是中央和北方局领导对黄敬的工作和能力给予充分肯定。 两区合并后，黄敬领导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下文均包括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根据党中央制定的十大政策和北方局关于“团结全华北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坚持敌后抗战，准备反攻，迎接胜利”的方针，积极应对根据地面临的严峻考验，切实加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以迎接大反攻的到来。 在黄敬主持下，分局在地方和部队领导干部中深入开展整风学习，通过整风，提高了思想认识水平，解决了许多不必要的争执和无原则的纠纷，也进一步转变党的作风。继续开展大生产运动，有效地改善了根据地的财政经济状况，为部队作战提供充分的物资保障。通过大胆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开展民主民生运动，在运动中发展党组织，改造村政权，组织民兵和健全各种群众组织，进一步巩固抗日政权。 
◆1950年春，在北京西山合影。左起：贺龙、聂荣臻 、黄敬。
从1944年春季开始，在粉碎日伪军对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最后一次规模不大的“扫荡”之后，敌人再也无力继续发动进攻。而冀鲁豫军区（平原军区）部队则以军分区为单位，连续向日伪军发起战斗、战役攻势。首先扫除根据地周围的碉堡、据点，填平封锁沟，继而向据守城镇的日伪军发起进攻，消灭敌人的大批有生力量，打通了各根据地内部的间隔和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进一步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 1944年秋冬之际，冀鲁豫分局召开了一次统战人士会议。黄敬为了从政策及理论上答复出席会议的一些人提出的问题，废寝忘食，导致过度劳累和紧张，因而患了精神病躁狂症。后经中央同意，黄敬离职休养，由宋任穷代冀鲁豫分局书记、兼代军区政治委员。此时，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已有极大发展。1945年１月下旬，中共中央给北方局发出关于加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最近冀鲁豫根据地有极大发展，北至德石路，南跨陇海路，人口将近2000万，超过太行、太岳数倍，为敌后最大根据地。” 对黄敬的病情，中共中央十分关心，决定让他到延安治疗休养。1945年初，黄敬一行自河南林县出发，一路上历尽艰险，于4月底到达延安。中央非常重视对黄敬病症的治疗，专门腾出几间窑洞，设置了一个简便适用的“黄敬休养所”。中央总卫生处处长傅连暲亲自检查黄敬的病情，确定医疗方案；医院的医生和护士也细心照料护理他。一些老领导、老战友如贺龙、彭真、杨尚昆、吕正操等都来探望慰问。黄敬那经过革命锤炼的坚强意志和对党的忠诚，对于病症的医治，也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时，黄敬的精神病躁狂症一度比较严重，有时不愿吃药打针乃至不愿吃饭。医生和护士常常是在没有了办法的时候，就对他说：“是党中央、毛主席叫你吃药，叫你打针，叫你吃饭。”听到这样一说，他就能够顺从地吃药，伸出胳膊让打针，就能把饭吃下去。为了使他精神安定，医生还给他“布置”“生产任务”——纺线。黄敬认真接受医生的安排，经常专心致志地从事“布置”给他的“生产任务”，使见者都为之动容。 经过在延安半年左右的治疗，黄敬的病情大有好转。1946年冬，黄敬身体康复后，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解放区，先后被任命为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主任、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等职，积极投身到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进程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