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在瞻仰一大会议室原址时，习近平动情地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产床”，这个比喻很形象，我看这里也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在中共一大代表群像浮雕前，习近平一一列数中共一大13名代表的姓名，说到“李汉俊也牺牲了”，讲解人员特地介绍，李汉俊1927年就牺牲了，革命烈士他是第一号。 被称作党的“产床”的一大会址原系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首任农业部长李书城的公馆，一大代表李汉俊则是李书城的胞弟。如果说李书城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产床”的话，那么李汉俊就是党诞生的一位“助产士”。在建党伟业中，兄弟俩厥功甚伟。 李书城公馆成为李汉俊早期革命的落脚点 李书城1882年出生于湖北潜江，同胞兄弟李汉俊小他8岁。1902年，李书城赴日本留学，与黄兴成为同学。23岁时追随孙中山，参与组织同盟会。1911年11月，随黄兴参加武昌首义，黄兴为战地总司令，李书城为总参谋长，指挥军队向汉口清军进攻，历时40余日未果，转赴上海。1912年1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大总统，任命李书城为陆军部顾问兼总统军事秘书。1913年后，李书城任“湖北护国军”总司令，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国、护法斗争。 时上海法租界为国民党政治精英集中居住地，李书城也在法租界白尔路三益里（今自忠路163弄）租了一幢三楼三底的房子把家人安顿下来，人称“李公馆”。护法失败后，1919年5月，李书城回到上海公馆，在苦闷与彷徨中闭门读书，欲从书中寻找中国革命之出路。 正在这个时候，在日本留学的李汉俊回到上海，住进了哥哥的公馆。李汉俊14岁时，在李书城的挚友吴禄贞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先入东京法国教会学校读书，后为清朝官费学生，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留日期间，李汉俊受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不从根本上来改变是不行的”。李汉俊阅读了众多日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马克思的德文原著，成为当时中国最为精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革命者之一，连后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都称赞他是中共“最有理论修养的同志”。 沪上重逢，兄弟俩有说不完的话。李书城对护国、护法运动连连受挫，颇感革命前景渺茫。李汉俊则向哥哥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说这是中国革命的一条新路，俄国人那里已经获得成功。这使李书城思想深处为之一振，像他这种信奉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人，对“社会主义”本来就不排斥，从弟弟的言谈中他看到了新的希望。 李汉俊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组织推动革命，需要一个稳定的活动场所。李书城表示，家就是你的活动场所、“避风港湾”，哥就是你的“保护神”。他决定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内和北洋政府内的政治声望，以及居住法租界较为安全的条件，为李汉俊的革命活动提供帮助和庇护。 
◆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李书城戎马半生，担任政界军界高官，但为官清廉，并没有多少积蓄，而他对李汉俊给予慷慨资助。李汉俊本人的编辑、写作收入悉数用于革命活动，他本人的生活及子女抚养的用度都由李书城供给，李书城妻子还不惜变卖家中收藏书画，充作李汉俊的活动经费。 为节省开支，1920年夏，李书城退掉了三益里的宽敞房子，搬进了租金便宜许多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108号连成一体的两幢房子。“望志路”以上海法国公董局总工程师望志的名字命名，是一个带有法国殖民地色彩的地名，1943年改名“兴业路”，望志路106、108号亦即兴业路76、78号。 新租的这两幢房子，是上海当时最流行的石库门建筑，每幢一楼一底，独门出入，黑漆大门，黄铜门环，米色石条门框，门楣上装饰着红褐色浮雕，外墙是清水青砖，镶嵌着红砖。为了方便居住，李书城把两幢房子的隔墙打通，相连一起，成为两楼两底的住所。前门通常不开，日常从108号的后门出入，餐厅（客厅）设在106号。 李汉俊对新的“李公馆”甚为满意，因这里地处市郊，附近还有不少菜地，远离闹市区，比较僻静，更适宜做秘密活动。无论是三益里，还是望志路106、108号，在李书城的支持下，李公馆都是李汉俊早期革命活动的固定而安全的场所。 李汉俊把李公馆变成了革命活动中心 由于当时李汉俊“在党内地位仅次于陈独秀”（一大代表包惠僧语），李公馆又是他一直居住，开展革命活动、与革命同志聚会最多的地方，这里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共建党初在上海的活动中心。 李公馆成为李汉俊及有关同志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据点。李汉俊的研究和写作一般在夜间进行，常常通宵达旦。李书城多次劝他要注意休息，但他在谢过兄长的关心后依然故我。李书城便吩咐厨师给二先生做点夜宵，补充营养。李汉俊在李公馆撰写和翻译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为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资讯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从1919年到1921年，仅在上海一地，他就在《新青年》《星期评论》《劳动界》《共产党》《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上发表了 90余篇文章和译文。李汉俊通晓日、德、英、法四国语言，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本送陈独秀阅审，陈在做完编校后，又让陈望道到李公馆找李汉俊再校阅。李对照日文版《共产党宣言》，逐字逐句校正修改后，又托李大钊从北大图书馆借出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同陈独秀一起再行校勘。因此，陈望道称他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经陈独秀、李汉俊两人先后校对”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和著作，影响了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在内的整整一代革命青年。1920年，毛泽东经营长沙文化书社时，多次向读者推介李汉俊翻译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 1920年夏，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办了中国第一份工人阶级刊物《劳动界》周刊，李汉俊担任主编。在李书城的支持下，周刊编辑室就设在李公馆，既保证了安全，又节省了费用。李汉俊在这里完成了周刊的大量编辑和撰文工作，向广大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此外，李汉俊还参与编辑《新青年》《星期评论》《共产党》等刊物，大量的工作都是在李公馆完成的，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拓展了阵地和渠道。 李公馆是李汉俊与革命同志联络和交流的主要平台。这里经常人来人往，客人少时在李汉俊的房间里，人多时就在楼下的餐厅围着餐桌聚会，就马克思主义理论问题和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问题进行探讨。李书城关照家人，汉俊的朋友，就是我们家的朋友，我们对客人要礼貌，主动沏茶倒水。有时李汉俊的朋友深夜才走，不免影响家人休息，李书城的妻子偶有微词，李书城说：“汉俊干的正事，不要管他。”李汉俊他们在讨论问题时，有时不免情绪激动，大声争论。李书城连忙提醒弟弟，交谈不可声音太大，免得惊动了邻里，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同李汉俊交往的人当中，有陈独秀、董必武、李达等著名革命家，还有黄头发、蓝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1920年2月，陈独秀来上海，住环龙路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李公馆与陈寓所很近，李汉俊和陈独秀以及其他同志经常在李公馆或陈寓聚会，讨论早期革命活动事宜。1920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吴廷康（维经斯基）到北京，经李大钊介绍转赴上海，会见了陈独秀、李汉俊等。吴在上海的8个月时间，大量的工作也是在李公馆进行的。 李汉俊还在李公馆接待了董必武，向这位来沪寻找救国之路的湖北老乡宣传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后来回忆：“当时社会上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日本的合作主义等，各种主义在头脑中打仗。李汉俊把头绪理出来了，说要搞马克思主义。”“李汉俊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 李公馆还是李汉俊与其他同志酝酿建立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场所之一。在吴廷康帮助下，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等共同发起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8月，陈、李等经过反复酝酿，以研究会为基础，发起成立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中国共产党”，李汉俊执笔起草了党纲，推举陈独秀担任书记。 上海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组织，历史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实际上代行着临时中央的职责，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和统一起到了重要的启蒙发起和组织作用。李汉俊写信给湖北的董必武，希望武汉建立共产党组织，董必武遂牵头成立“共产党武汉支部”。山东的王尽美，也是通过李汉俊文章的学习，在李帮助下创建了济南共产党早期组织。 1920年8月下旬，根据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意见，李汉俊与俞秀松等发起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党的助手。接着又建立了培训团员青年的“外国语学社”，该社选派了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优秀学员赴苏俄留学，为中国革命培养了一批领导骨干。 毫不夸张地说，李汉俊在李公馆从事的这些活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理论上、组织上做了一定的准备。在这一过程中，李书城发挥的“避风港湾”“保护神”作用也功不可没。 李公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 1920年12月，陈独秀去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委托李汉俊代理书记，“负责上海党组织的工作”。 1921年初，湖北人民不堪忍受北洋军阀王占元的残酷统治，掀起了驱王自治运动。公推李书城为驱王运动的领导人，李书城需要回湖北主事。 离开上海前，李书城特地叮嘱李汉俊，他不在家时，要更加小心谨慎，如遇有人找麻烦，可把他的牌子亮出来，或许能够管一些用。李书城还嘱咐留在家中的妻子、女儿以及娘姨、厨师等人，要好生照护好汉俊和他的朋友们，时刻注意周围动静，保证汉俊他们的安全。 李书城返鄂后不久，李汉俊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建党工作。他和李达常就一些问题，以书信方式与在广州的陈独秀进行讨论。5月，他派包惠僧去广州向陈独秀汇报，提议请陈回沪，或将中央迁粤。但陈独秀表示他暂无法回沪，中央也不能迁粤，“目前请李汉俊暂呆在上海对各方面联系”。 
◆1920年，李汉俊、李书诚、薛文淑（后排左二、三、四）与母亲及孩子们在上海。
1921年6月上旬，荷兰人马林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接替吴廷康工作的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尼柯尔斯基相继抵达上海。马、尼与李汉俊、李达在李公馆秘密会见，他们了解到中国七八个中心地区有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和活动，就建议尽快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的共产党组织。李汉俊、李达即与陈独秀、李大钊通信商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当时上海租界当局及军阀政府严密禁止一切进步和革命的活动，更不允许在建立与苏俄有关系的共产党组织。因而中共一大只能秘密召开。李汉俊与李达经过反复商量，决定一大会址就定在李公馆。一来李书城民国元老的显赫声望，具有很好的掩护作用；二来这里是法租界，又地处市郊，周围环境比较僻静，有利于会议安全进行。6月上旬，李汉俊、李达发出了寄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组织的信函，通知各派两名代表来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给代表邮寄了路费。 为安全稳妥起见，6月24日，李汉俊同陈独秀、李大钊等15人联名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刊登《<新时代丛书>编辑缘起》一文。28日北京《晨报》全文转载。该文称编辑《新时代丛书》的宗旨是“以增进国人普通知识”，还特意公布了编辑《新时代丛书》的通信地址为“上海贝勒路树德里一百零八号”（即望志路108号后门弄堂门牌号码）。李汉俊回国后一直从事编辑写作工作，在他家编辑丛书顺理成章；那么多人多日聚会，说成是编辑机构组织的活动，亦不太容易引起外界的注意。 李汉俊在家里人的协助下，将李公馆18平方米餐厅兼客厅布置成中共一大的秘密会场。7月23日晚，口音不同、衣着各异的一大代表怀着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憧憬，陆续从后门走进李公馆。他们是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一楼餐厅围坐在一起，酝酿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成立中国共产党。一大的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由是，1964年，毛泽东在会见李书城时说：“你的公馆是我们党的‘产床’啊！”1969年，毛泽东又说：“一大是在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家召开的。” 7月30日晚，一大在李公馆举行第六次会议（闭幕会议）。会议刚开始，法租界巡捕房密探不顾李公馆娘姨阻拦，闯入会场，朝室内在座的人扫视了一周。李汉俊问他干什么，他支吾道，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马上又说找错了地方，说罢匆匆离去。 具有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敏感到有问题，当即建议立即休会转移。李汉俊不顾个人安危，留下掩护其他代表安全撤离。 当代表们离开会场十几分钟，望志路突然响起了尖厉的警车鸣笛声。厨师老廖向李汉俊急报：“二先生，巡捕冲这边来啦！”接着，八九个法租界巡捕闯入李公馆。李汉俊以房主亲属身份与之周旋：“这是李书城先生的公馆，你们有何贵干？”领头的巡捕说：“随便看看。你们在开什么会？”李汉俊应答：“不是开会，是请北京大学的几位教授商量编辑《新时代丛书》事宜。”又问：“怎么还有外国人？”李汉俊告知：“是北京大学的两个英国教授，利用暑假来沪商谈丛书编辑问题的。”还把登有编辑《新时代丛书》启事的报纸给巡捕看。巡捕们完全是例行公事，对“会场散落的文件警察们并没有翻动”，对于楼上卧室“甚至连房门都未要求打开”，便草草收场，匆匆离去。 在那个年代，倘若没有像李书城这样具有显赫地位的民国元老的政治声望和影响力作掩护，中共一大会场如果被彻底搜查，其后果之严重不堪设想。 李公馆不能再开会了。代表们根据李达夫人王会悟的建议，次日一大早乘火车到嘉兴（王的家乡）。8月2日，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继续举行一大最后一次会议，通过了会议文件，选举了中央局，陈独秀当选为中央局书记，下午6时，一大胜利闭幕。 李汉俊被追认为革命烈士，李书城任首任农业部长 1922年初，李汉俊因与中央局“三人团”中的陈独秀、张国焘两人闹僵，一气之下，离开上海回武汉（客观上李书城移居北京任总统府顾问）。后中央通知他参加中共二大、三大，被他拒绝。蔡和森写道：“召集汉俊，他未到，只写一封意见书，内容是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考虑到李汉俊早期的贡献，中共二大、三大仍选举他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李汉俊任教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1922年下半年，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成立，他被选为教育主任委员。1923年春，他参加领导京汉铁路大罢工，带领武昌高师部分学生和林育南、陈潭秋、施洋、林祥谦等一起，赴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挥笔写下“大地赤化”四个大字献给大会。“二七惨案”发生后，李汉俊成为通缉对象，他当晚离开武汉到北京李书城处暂避。在李书城的帮助下，他曾在北京政府的外交部等部门任职。为此，党中央发出公告给他处分。1923年5月5日，他宣布脱离共产党，表示：“我不能做一个共产党人，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同年秋，武汉形势稍有缓和，他返汉继续执教武昌高师。 
◆毛泽东签发的李汉俊“烈士证”。
1926年，北伐军攻占长沙，李汉俊随湖北各界代表团赶到长沙迎接北伐军，并加入国民党。时任北伐军总司令部顾问的李书城回到武汉。湖北省政府改组，李书城任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与孔庚、叶琪共同行使主席职权。李汉俊任省教育厅厅长、青年部部长。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后，李书城、李汉俊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了一些留在省政府机关内的共产党员，并以省政府名义“将当时在武汉被捕获的共产党嫌疑分子二三百人全部释放”。 1927年冬，蒋系国民党西征军开进武汉。时桂系19军驻守武汉，军长胡宗铎担任武汉卫戍司令，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武汉三镇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李汉俊在《楚光日报》等报纸上多次发文抨击当局血腥屠杀的卑鄙行径。1927年12月17日，胡宗铎下令以“共产党首领”和“密谋暴动”等罪名将李汉俊逮捕。 李书城得知此事，恳请老朋友、时任西征军总指挥的程潜营救。程潜打电话打不通，又派他的秘书赶往汉口济生三马路，可岗哨林立不让进，接着传出人已被处决的消息。李汉俊牺牲时年仅37岁。李书城本人也受株连，当局给他扣上“倾共嫌疑”的罪名软禁了100多天，后由冯玉祥、阎锡山等通电交涉获释，随即离汉赴沪。 李汉俊的革命思想对李书城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使李书城对共产党有深刻的认识，成为同中共长期合作的朋友。 1932年，李书城任湖北省建设厅长，1933年因拒不执行蒋介石修路“围剿”鄂豫皖红军的指令，被撤去建设厅长职务，改任民政厅长。不久，又因反对在湖北实行保甲连坐制，被撤掉民政厅长职务。1935年，李书城任湖北省通志馆馆长，此后14年里一直任此闲职。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恩来、董必武来到武汉做统战工作。时华北上千名儿童流落武汉，应董必武之要求，李书城促成湖北省政府成立了“战时儿童保育院”收容流浪难童。1938年6月，日军调集重兵力进攻武汉。对武汉是保还是弃，两派意见尖锐对立，周恩来指示《新华日报》记者陆诒，要他专访李书城，反映他的看法。 抗日战争胜利后，李书城返回武汉。时中共南方局派共产党员李声簧（李汉俊之子）等人到武汉重建地下党组织。在李书城的帮助下，李声簧等人在武汉建立了地下交通站，负责向党中央和南方局传递有关情报，并接待往来人员。 1948年冬，李书城发起成立“湖北人民和平促进委员会”，电促蒋介石“寻取途径，恢复和谈”。1949年初，他前往解放区与刘伯承、陈毅进行面谈，返汉后发起成立“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维护武汉的安全，以白崇禧老师的身份面斥白氏，阻止其逃跑时对水厂、电厂、交通设施的破坏。 1949年5月17日武汉解放，李书城被任命为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军管会高级参议。此间他接到毛泽东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事。”他欣然北上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 周恩来提名李书城担任第一任农业部长。对此，不少人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举了三条理由：第一，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继之又投入了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第二，我们党的一大是在他家里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第三，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1949年10月19日，李书城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中央人民政府首任农业部长。 
◆1963年7月在首都机场，毛泽东（右一）与李书城（右二）、章士钊、张难先在一起交谈。
李汉俊的功绩也得到人民政府的褒扬。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证书上写着：“李汉俊同志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牺牲，丰功伟绩永垂不朽！” 1950年9月，中共上海市委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专门工作小组寻访中共一大会址。根据一大会址在李书城家的线索，寻访组访问了他，依据他提供的大概位置找到房子，并请一大代表、时任湖南大学校长李达亲往原址确认。1951年5月，原址照片送到中央，毛泽东、董必武证实一大是在李书城家中举行。1952年5月，上海市委购下了兴业路76号、78号两幢房子，9月修复完毕，一大会址纪念馆对外开放。 1956年春节，董必武来到一大纪念馆参观并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此语出自《庄子·人间世》“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引用过这句话，意我们党的事业在初创时很简单，但党的使命崇高，任务艰巨，要不断地前进，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 1965年8月26日，李书城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与世长辞，享年83 岁。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董必武为他致悼词。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