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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中共党员身份披露探秘

时间:2024-09-03来源:党史博采 作者:杨建民 点击: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战地副刊上,刊出了王冶秋纪念周恩来的文章《难忘的记忆》。时在国家文物局任职的王冶秋,在文章第一节,披露出周恩来临终前不久,通过秘书告诉他的一件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周恩来

      1978年7月30日《人民日报》“战地”副刊上,刊出了王冶秋纪念周恩来的文章《难忘的记忆》。时在国家文物局任职的王冶秋,在文章第一节,披露出周恩来临终前不久,通过秘书告诉他的一件事:当年袁世凯称帝时,“筹安会六君子”的第一名杨度,最后参加了共产党。周恩来是他的介绍人并直接领导他。周恩来让王冶秋转告上海《辞海》编辑部,《辞海》上若有杨度辞目时,要把他最后加入共产党的事写上。
 
      王冶秋苦心求证
 
      杨度的名字,略读过一些近现代史的人都不会太陌生。但是,在一般人心目中,他留下印象最深的,是1915年他与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等人,组织策划恢复帝制的“筹安会”。史有记载,戏称为“筹安会六君子”。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成果后,由大总统进而复辟旧制,当了83天皇帝,与杨度等人制造舆论和劝进是有关系的。这样一个再典型、再著名不过的保皇党,最后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听来真叫人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王冶秋当时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一方面告诉了上海的《辞海》编辑部,一方面还心存疑虑,向许多人打听此事。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知晓。人们与王冶秋一样,对此事感到奇怪,表示没有听说过杨度加入共产党的事。但是,人们又一致认为,周恩来重病在身,还记住向有关同志交代这件事,说明他关心同志,不忘为革命作过任何贡献的人,确实是胸襟磊落,处处体现党的政策的典范。
 
      根据自己了解和收集的材料,王冶秋对杨度入党之事作了一些分析。他认为:从表面看去,这事有些奇怪,但是也不怪,因为人是会变化的。从时代看,当时风云变幻,光绪皇帝变法,失败了;“民国”成立,还是从床底下拉出个黎元洪当总统,当然也不能长久。孙中山当了总统,北洋军阀闹得不可开交,又推给袁世凯。袁世凯竟又倒退回去要做皇帝,最终当然是失败……在这样的纷繁时局里,怀着救国治国之心的杨度,目睹或参与了这些活动,但最终毫无出路。这样的现实面前,找到了共产党,加入党组织,仍然要为其救国理想而奋斗,寻其思想发展轨迹,这又是可以理解的。
 
      对于杨度入党前后所做的工作,王冶秋谈到了重要的两件:一、他(杨度)卖了房产,交给党作经费。二、李大钊同志被捕前,杨度从汪大燮那里听到了消息,马上告诉了党组织,但已无法营救。以此,王冶秋评述:“就在这一片血腥的乌云里(指蒋介石叛变革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杨度以毁家纾难的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作了些有益的工作。凡是为中国革命作过有益工作的同志,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
 
      在文章中,王冶秋根据所掌握的材料,推测了杨度入党的大致时间:“约在1926、1927年,他才在周总理的介绍下,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王冶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引起了很大反响,尤其是一些知情者。这些知情人很快对此事作出了反应。
 
      李一氓抛砖引玉
 
      老资格的共产党员李一氓,立即就自己所知,写出一篇短文:《关于杨度入党问题》。文章对杨度入党,作了确认:“看见王冶秋同志发表的讲起周总理关心杨度问题的文章,这是确实的。杨度确是党员,确是同志。”接着,李一氓对王冶秋在文中推测的杨度入党时间,进行了新的判断:“但杨究竟是何时入党还要证实。冶秋同志估计说是1926-1927年这个时间,我则估计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1928-1929年这个时间。”
 
      李一氓根据自己党内工作的阅历和当时情境,对这件事作了这样的分析:“因为这种特殊的事情,党内总会传开的,在1928年以前,党内没有提起过,没有听说过,如是1926、1927年入党,正处于大革命高潮时期,他会公开出来。我听说他是党员,是在1930年的事,他在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入党的可能性最大。1926-1927年周恩来同志时而在上海,时而不在上海;1928-1931年周恩来同志一直在上海,更便于直接领导。”
 
      文章里,李一氓还附带讲了一点杨度的事:上海1930年党中央出版的《红旗日报》的报头,就是请杨度同志题的。
 
      夏衍著文解详情
 
      李一氓短文谈及的杨度入党时间推测,很快得到了证实。夏衍在读到王冶秋的文章后,也立即写出一篇相关文章《杨度同志二三事》。对于入党时间,夏衍肯定地说:“杨度同志的入党,不在1926、1927年,而是1929年秋。”
 
      杨度入党经过,夏衍这样介绍:“从李大钊同志牺牲后,他思想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和章士钊先生奔走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周济被难者的家属。到上海后,他加入了‘中国互济会’,捐助了一笔可观的经费。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经人介绍,他申请入党,经周恩来同志批准,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秘密党员。”夏衍谈的情况,与王冶秋了解到的,基本相同,但却更为细致准确。例如王冶秋说杨度卖了房产,交给党作经费,并由此推断出其入党时间。夏衍文章则清楚谈到,杨度首先加入的是进步团体“中国互济会”,这笔款是对这个组织的捐助。之后经过考察,才入的党。由此与李一氓文章印证,夏衍讲的是可靠的。这样,杨度入党的时间,就基本得到认定。
 
      由于是极少数的知情者之一,夏衍对杨度的情况,作了较多的回顾。首先,杨度成为秘密党员,在周恩来离开上海后,组织上决定夏衍与其单线联系。由于杨度和各方人士多有接触,所以知道北方军阀和国民党内部许多派系矛盾。对夏衍,他不仅谈及这些,还不止一次亲笔写出,“装在用火漆封印的大信封内”,让夏衍转交给上级组织。
 
      关于李大钊牺牲的前后经过杨度也对夏衍讲过。他说当时从汪大燮口中知道了张作霖已派便衣军警包围了俄国兵营,准备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的消息,当晚就要国民党北京特别支部书记胡鄂公通知中共组织(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是由于有人不相信张作霖会冒跟外交使团冲突的危险,推迟了撤退时间,以致李大钊等人被捕。这些叙述,夏衍后来还问过当事人胡鄂公。胡所述与此相符。夏衍文章虽属补充介绍,但较王冶秋所了解的更深入而确切了。
 
      夏衍还谈到一点,当时时局复杂,党内保密工作十分严格。他与杨度联系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知道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杨皙子”(杨度字皙子)。乍一听说,夏衍甚至“大吃一惊”。

 

      杨度由于颇有才华,因而一些历史学家谈及他时,总说他“傲慢自大”,是个“知过不改”的人。但是与夏衍相熟之后,他却对夏衍说过:我平生做过两件大错事,一是辛亥革命前,我拒绝和孙中山先生合作,说黄兴可以和你(指孙中山)共事,我可不能和你合作,对这件事,我后来曾向孙中山先生认过错;二是我一直排满,但我不相信中国能实现共和,主张中国要有一个皇帝来统治,这件事直到张勋复辟后,我才认了错。
 
      夏衍文中还谈了杨度的一些作派。例如,在同志间从不互称同志,不仅对夏衍这样的年轻联络员,就是说起周恩来,他虽是十分敬佩的,但称谓上仍开口“翔宇兄”,闭口“伍豪先生”(周恩来字“翔宇”,“伍豪”系其笔名)。
 
      夏衍还谈到一件当时情境中特别的事,即杨度入党之后,还研习佛学,甚至写过一部篇幅很大的研究佛理的书。有时,他还与夏衍谈及“禅悦”一类问题。
 
      但无论怎么说,在国事黑暗的非常时期,杨度能加入共产党,是需要巨大精神及勇气的。所以,当听到有人说他入党是“投机”时,杨度激愤地对夏衍说:“我是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候入党的,说我投机,我投的是杀头灭族之机。”
 
      文章的最后,夏衍郑重地说:“现在,知道杨度是‘筹安会六君子’者多,知道他是共产党员者少,因此,跟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有实事求是地说明事实、表扬他的晚节的责任。”
 
      夏衍的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之后,杨度的后人对他与王冶秋非常感怀。由于夏衍在文章中提到杨度入了党后仍研读佛学,杨度后代四人便共同署名,写出一篇《关于杨度同志的一件事》的文章,对此予以解说。文章引述了杨度给其三妹杨叔姬的一封信,认为他读佛学,并非是研究如何信鬼神,修来世的迷信思想。譬如信中有:“故兄之学佛只修心而不修身”“不说出世只说入世;不说神道只说人事”等等。可见,王冶秋、夏衍等的文章,给了杨度家人很大的宽慰和支持。
 
      毛泽东的早年战友柳直荀烈士的妻子李淑一,在读到王冶秋的文章后,也就自己所知写信给《人民日报》,对此事作了旁证:“关于杨度同志入党事,柳直荀烈士曾在上海和他的弟弟柳瑟虎谈过这件事,并说在上海时,杨皙子和他(直荀)一道策划过太湖的革命运动。”这就不仅证明杨度入了党,还提供他参加了党策划的太湖革命运动的事实。
 
      《辞海》辞目与时俱进
 

      由于周恩来的指示和王冶秋、夏衍等的文章,杨度的入党问题得以证实;对于杨度本人的评价,当然就有了与先前不同的改观。查此前出版的《辞海》(未定稿)(1965年4月出版)杨度辞目,对他的记述是这样的:
 
      “杨度(1875-1932)近代政客。字皙子……辛亥革命爆发后,受袁世凯指使,与汪精卫组织国事共济会,破坏革命,拥袁窃国。1914年袁世凯解散国会后任参政院参政,次年勾结孙毓筠、严复、刘师培、胡瑛、李燮和组织筹安会,策划恢复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被通缉,流寓上海。”
 
      在有了周恩来指示,王冶秋、夏衍等文章发表后出版的《辞海》1979年版中,对于杨度的评价作了更正和调整。首先是生卒时间,改为(1874-1931),较前面条目均提前一年,显然是重新考订过的。前面“勾结孙毓筠……”调整为“联络孙毓筠……”“破坏革命,拥袁窃国”被删去。加进了“后倾向革命,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逮捕前后,他曾多方营救。晚年移居上海,参加中国互济会及其他进步团体。1929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党的工作。”
 
      1999年新版《辞海》的杨度条目中,又加进了“1907年主编《中国新报》月刊,主张实行君主立宪。”“1922年起投向孙中山,为民主革命奔走甚力。”末尾还加上“有《杨度集》。”这一添加,杨度的面貌更加清晰。他不仅是个策动者,也是个文人,这样,我们在体会他的作为时,也能更理解他的意义和特点。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是一个思想纷纭,世事激荡的特别时期。生存于此阶段的人物,流风所及,精神及作为也往往复杂而多变,这给我们认识他们,增加了困难。但是,细致体会当时人物,实事求是地从他们思想作为进行分析判断,却可以使人们更深入阅读那段历史,认识人在特别境况中的变动轨迹。从这一点看去,杨度由“保皇党”最终成为共产党,更可以为我们认识历史,认识特别人物,提供典型范例。当然,周恩来临终前的嘱托,王冶秋、夏衍以及李一氓、李淑一等人的文章,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良好作风。这应该是中国共产党能够不断克服困难,在曲折中前行,并获得胜利的内在动力。杨度入党事实的重提、证实、被载入史籍的过程,就是一个极好,有说服力的证明。
 
      编辑|侯梦玮
      责编|王媛媛
      编审|项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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