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位于东湖路70号的东湖宾馆，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前，是上海市委东湖路招待所，整天大门紧闭着，普通老百姓不要说是进入，就是从门口向里面张望，也要受到门卫吆喝与干涉的。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上海市委根据邓小平同志在“414”招待所居住后，说：“我们这几个人住这么大的地方，太浪费了”，以及“内部招待所要实行对外开放”的指示，从1980年开始，上海市委招待处在葛非的领导下，就逐渐对外开放了，其中如414招待所（西郊宾馆）、415招待所（虹桥迎宾馆）、瑞金路招待所（瑞金宾馆）、兴国路招待所（兴国宾馆）以及丁香花园、太原别墅等招待所一起，全都对外开放，逐步纳入市场经济的轨道，结束了由国家财政补贴的历史。如今，这些宾馆都敞开大门，普通老百姓和中外宾客一样，均可以登堂入室了。 但是，东湖路招待所这个地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也是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曾经是旧上海“大亨”黑帮老大杜月笙的公馆，它对面的东湖路7号（现在号称“大公馆”，上海话杜公馆），更是迷雾重重。  “杜公馆”的由来 东湖路70号杜月笙公馆，建于1934年，是一栋方方正正的灰色钢筋水泥建筑，原本楼高三层，坐北朝南，由主楼和附楼连接而成，以豪华和舒适著称。坊间一直传说，这是杜月笙的门人金廷荪送给他的，因为杜月笙“挑”他发财，包揽了“航空奖券”生意，赚了大钱，他以此楼作为报答。 但是，众所周知，杜月笙号称“门客三千”，因他的庇护发财的人多的是，仅贩卖鸦片一项，就不知肥了多少门下喽啰，但是送他一栋大洋房的只有金廷荪一人，这是为什么呢？关于杜月笙的传说，上海滩历来纷纷扬扬，莫衷一是。最近，笔者查阅由杜月笙最信任的弟子、杜月笙遗嘱监察人之一的陆京士，亲自校订的《杜月笙传》（章君縠著 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方知其中秘辛。 原来，金廷荪能包揽“航空奖券”这一发财生意，的确是杜月笙的功劳，这原本是杜月笙自己的生意。1933年，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美国谈判棉花贷款期间，曾有一电报给他的好朋友、吴淞商船学校的校长杨志雄，告诉他，政府将在全国发行“航空奖券”（全称是“航空公路建设奖券”），需要找一位代理发行人，请他推荐人选。 杨志雄明白此事重要，当晚就拿着电报去找《申报》老板史量才，他们商量下来的意见是请杜月笙出来做，一定是可以做好，而且是会赚钱发财的。于是给宋子文回电报，建议把此事交给杜月笙。三天后，宋子文从美国回电：“照办。”于是，这边就立马成立了一个专办此事的“大运公司”，杜月笙任董事长，总经理这个具体干实事的差事，杜月笙就选中了他的“三哥”金廷荪。 当时已是东北“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军民抗日热潮风起云涌，“航空救国说”大行其道，买“航空奖券”是既爱国，又有发财机会的事，加上杨志雄为之精心策划，所以一开张就一路走红，销路爆好。每到开奖日期，大运公司为了征信于社会大众，还特地请出财政部次长张寿镛亲临现场监督摇奖。于是，一期、二期、三期……办下来，真像是天上掉下来一个大金娃娃。 正在伙计们一路凯歌，眼看20万大洋就要赚到手的时候，孰料“三哥”金廷荪手下的财务官出了大纰漏。这个财务官是金廷荪的徒弟，平时最受金廷荪信赖，可是，这是一个见利忘义的小人，经不起钱的诱惑，私自把这20万大洋拿去做投机生意，想不到一脚踏空，20万大洋血本无归，这可是一笔巨款啊！ 他知道师傅金廷荪是不会绕过他，吓得要死，便逃到乡下躲了起来。这下叫金廷荪如何受得了？一下子气病了，躺在病床上，还咬牙切齿地，口口声声要去宁波乡下，“做掉(上海话，干掉之意)这个小赤佬”！ 等到杜月笙和杨志雄赶来看他时，只见他老泪纵横，悔恨万分，说自己瞎了眼，看错了人，闯了这么大的祸，恨不能以死相报…… 杜月笙 杜月笙毕竟久经“沙场”的大亨，尽管心中吃惊不小，但毕竟是见大世面的，表面上还是若无其事，稳得住阵脚的。他一方面尽力安慰金廷荪不要着急，安心养病，一切由他来收拾，另一方面，请来杨志雄帮助整顿大运公司，卷土再来。 等到“航空奖券”全部售完，大运公司结账的时候，除去倒账赔累和开销，还净赚了37万元。一笔起死回生的生意能做成这样，这在当时简直是天方夜谭。接下来就是金廷荪的大手笔了。 这个项目中，杜月笙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应得红利20万元。按照常规，金廷荪把20万元划到杜月笙账上不就完事了吗？但是，金廷荪深知杜月笙的为人处事，自称是“春申门下三千客”的上海大亨，每天摆酒送礼，要打发钱，送礼的地方太多了，他花钱如流水，如果20万这笔钱到他手里，要不了多久就没有了。 于是，金廷荪绝对“拎得清，”索性把事情做得漂亮点，“上路点”好事做到底，就擅自决定，用这笔钱给杜月笙造一栋大楼，置办一所像样的不动产，为杜月笙的长远利益做点铺垫。于是在杜美路（现东湖路）26号的原三鑫公司仓库旧址，建造了一栋美轮美奂的像宾馆一样的“杜公馆”，以报答杜月笙的知遇之恩，这就是“杜公馆”的来历。 至于金廷荪本人，从“航空奖券”中也赚到了四五万元，盘下了黄金荣的黄金大戏院。他们两人，一个获得了一栋大楼，一个获得了一座戏院，被手下人拐走20万元之后，居然还能收入不菲，这是上海滩的“神话”之一。至于金廷荪为杜月笙设计的“长远利益”，后来果真得到了应验。1949年4月，解放军兵临城下，上海解放指日可数，杜月笙携家眷去了香港，到他1951年8月在香港去世，这两年多的生活费加治病费，就全部仰仗出售了杜美路上的“杜公馆”的这45万美金度日的！ 至于杜月笙后来并没有去住这座“杜公馆”，这也是事实，至于原因，说法很多。按陆京士的说法是，这栋房子像是一座新式旅馆，并不适合住家，而且，杜月笙在宁海西路的老宅，原本与张啸林是一起建造的，是多年邻居，唯恐与之“分居”引起不快。 坊间还有说法，就是建造这栋楼的包工头，在院子里的亭子上自杀了，杜月笙感觉不吉利等。于是，只好把新大楼出租，抗战胜利之后，就送给了戴笠，戴笠飞机失事死后，杜月笙就租给了美国大使馆的新闻处和美国领事馆。后来卖了45万美金，1949年5月，杜月笙逃到香港，就靠这笔房款了度余生。直到1951年8月，“杜公馆”被政府接收，以后就成为了上海市委东湖路招待所。 02 陈公博所谓的“代主席”官邸 东湖宾馆的7号楼，有两个门，大门开在淮海中路东湖路拐弯路口，门牌是淮海中路1110号，另外在东湖路70号的马路对面，还有一个边门，叫东湖路7号。 淮海中路的黑花大铁门很有气派，门内一条幽静的林荫汽车路弯弯地伸向树林深处，前行数十米，有一片绿绒绒的草地，草地周围，是一圈高大的香樟树，把市肆的万丈嚣尘挡在了院外。草地尽头，横卧着一栋深灰色的大洋房，属于法国文艺复兴式的风格，是淮海中路上沿街为数不多的著名洋房之一。 这栋闹中取静的豪宅建于1925年，室内以古典式的木雕装饰著称，20世纪20年代是犹太人约瑟夫兄弟的住宅。他们是十里洋场抄股和外汇的能手，在南京东路中央商场内的外国股票交易所——众业公所，不晓得赚了多少钞票，在抗战爆发前的数年间，能左右上海外汇市场的半壁江山。 以至于他们的买办陈某的外甥魏某，也“近朱者赤”，成了外汇经营专家，改革开放之初，出任上海外汇交易中心的顾问。如此洋大人，把自己的“窝”建成一栋无处不雕花的豪宅，直如小菜一碟。抗战爆发后，上海市面一落千丈，无钱好赚了，约瑟夫兄弟就离开了上海，把房子卖给了一个商人。 陈公博 1940年3月，陈公博正式踏上汪精卫的贼船，从香港来上海，出席了汪伪的六届二中全会，担任伪立法院院长。10月，因汪伪上海市长傅筱庵被军统暗杀（在家中熟睡时，被老佣人朱升用斧头砍死），陈公博就继任了上海市长。 1944年11月汪精卫在日本病死之后，陈公博就登上了汪伪政权的最高峰——代伪国民政府主席、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官做得大了，房子也就升级了。他平时在南京，而周末总是回上海住，淮海中路拐弯东湖路口的这个大花园就成了他的官邸。 那时，距离日本鬼子投降已经不到一年时间了，陈公博在此住了9个月。抗战胜利后，眼看蒋介石要挥师东来，蒋介石重用周佛海，而冷淡他陈公博，同时他明白，周佛海也欲置他于死地，所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1945年8月25日凌晨，陈公博乘机逃往日本，后又被押送回国受审、执行枪毙。 解放初，上海市房地产经租公司管理了这栋楼，先作为苏联驻沪商务代办处，后在1963年，还曾租给日本工业展览会作接待之用，1964年由国家正式接管，调拨给上海市委招待处，时称市委东湖路招待所。 在“文革”中，王洪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还来此住过三个月。改革开放后，成为东湖宾馆7号楼，这栋楼曾接待过王震、谷牧、王光美等重要人物，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就作为经营所用，如日商丸红公司的长包房、办公室、以及“大公馆”餐厅、证券公司、东方财富等，现在空关了下来，正在招租。 03 东湖集团的缘由 老上海人知道，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只有机关事务管理局《简称机管局》所属的锦江、和平、衡山等，所谓的十大饭店，还有就是新亚饮服公司的一些社会老饭店，如新雅、东亚等饭店。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外国旅游者蜂拥而至，上海酒店简直是一房难求，酒店的现状越来越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一方面各行各业也都在建造大楼，如当时旅游局建造华亭，上海、虹桥宾馆等。 另一方面是现有体制跟不上形势的发展，于是，在1984年，上海市政府决定成立了锦江、华亭、衡山、东湖以及新亚等“五大集团”，锦江集团根据市委、市政府决定，把衡山、上海大厦等四个宾馆划了出去，成立了衡山集团，从此，上海旅游业走上了和世界旅游业接轨的市场经济的经营模式。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东湖集团为什么以“东湖”为主呢？为什么不可以用“西郊”“兴国”或者“瑞金”等名称呢？笔者因为在东湖集团工作多年，认为东湖路招待所是原来上海市委招待处的大本营，招待处下面所属的招待所，如果有接待任务了，就是东湖路招待所派人去负责接待，包括客人的“吃、住、行”等，当时的“414”和“415”招待所等地方，平时只是派几个人看看门，搞搞卫生等，如果有任务，或者来了中央领导等重要客人，在市委招待所的统一安排下，东湖招待所就派厨师等人去，负责接待，任务结束后，就回到东湖招待所。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听市委招待处管理科老接待人员龚庆祥和特级厨师徐金宝说，当年，他们上班都在东湖路招待所，地段就在淮海路的市中心。另外，东湖招待所的名气比其他招待所名气响，加上其他招待所对外还是大门紧闭，是“保密”的，外面也根本不知道，久而久之，“东湖”这二字在大上海，如雷贯耳，深入人心，她是扎根于上海人们心中，流淌在东湖人血脉里，骨子里的认同感是永远挥之不去的，这就是她深深的文化内涵，使得她成了上海的一个著名品牌，只要有任务，包括毛主席以及“十大元帅”等重要客人来上海，都是由特级厨师徐金宝为主去主勺的。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集团在厨师特级考核时，徐金宝不愿意了参加考试，怕有闪失，丢面子，就对我说：“小邱，招待处每次重大接待任务来，都是我去主勺，这就是‘天天在考试’，只要每次中央领导接待任务完成，客人满意，领导肯定，我的考试成绩就优秀，我从不敢懈怠，马虎的”。他的话语，口气与腔调，至今在我耳边响起。 在“文革”中，市委东湖招待所也是上海“马、徐、王”等“四人帮”余党的活动中心，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一书中，多次提到东湖招待所，如在1967年在“打倒上海市委大会”的召开这一章节中，就有办公厅的造反派说：“这些当权派，昨天晚上就到东湖招待所报到了……”等，就其中的这么几句话，就很明白地说明了东湖招待所是“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的大本营，东湖招待所当时的地位，可见一斑。 “四人帮”粉碎以后，市委任命葛非担任市委招待处处处长，他拨乱反正，不辞劳苦，对外开放后，启用新人，从西郊宾馆“睦如居”的改建，到引进外资建造“加木”别墅，一本万利；从建造现代化的办公大楼，瑞金大厦，到虹桥迎宾馆6号楼建造等等，为东湖集团的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1979年邓小平说“414”招待所对外开放，那么，到1984年成立了东湖集团，用“东湖”名称，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东湖集团成立前，从每年吃国家财政拨款，到今天每年都有上亿万元的利润的著名国有企业集团，东湖集团开始了新的辉煌，从此，翻开令人激动的崭新的一页。 04 我所接待的几位革命老太太 我从1999年直到2009年，在东湖宾馆工作近十年，东湖宾馆已经走在市场经济的前沿，在集团“以中为主，以外养内”的方针指引下，接待、经营双丰收。 今天，虽然我离开东湖宾馆近二十年了，但是曾有幸接待过不少中央领导同志，其中有几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太太，至今令人难忘，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们是王光美、刘英、林佳楣、邓六金、于若木、朱仲丽等等，还有毛主席的女儿李敏、孔东梅母女等。 她们有的是来公出、开会，有的是治病或检查身体，顺便看看亲戚和老朋友。她们的共同特点是对宾馆工作人员都非常客气，毫无架子，生活上也没有过分的要求，空下来，还会跟工作人员聊聊天，讲讲革命传统故事，还会问问上海近来的发展和变化，以及大家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使大家感到非常亲切。 刘英同志是张闻天同志的夫人，也是长征老干部，广受党内外同志的尊敬和爱戴。2000年8月她来上海，住在东湖宾馆一周，参加张闻天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活动。 当时我担任东湖宾馆党总支书记，对党史资料很注意收集，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张闻天同志的敬仰之情。刘英同志很高兴，有一次竟跟她谈起一个很严肃的话题，即张闻天在遵义会议期间与毛泽东的关系。 她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长征，在遵义会议上总结教训。处在困境中的红军向何处去？党内各种意见纷呈。这期间，张闻天接受了毛泽东对形势及战局的分析与建议，对红军后来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虽然遵义会议上决定由张闻天出任党的总负责人，但在军事部署上张闻天还是采用了毛泽东的主张。这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长征之前，张闻天与毛泽东曾在云石山的一个小庙里同住过一段时间，长征路上又一直走在一起，对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他倾听了毛泽东很多精辟的见解。他们每天在一起讨论战况，毛泽东在军事上的远见卓识让张闻天钦佩不已，这是遵义会议以后，红军能逐渐转败为胜的关键。刘英同志每次跟我谈话都非常认真，把我当成自己的革命同志，丝毫没有对无名小辈随便敷衍的意思，令我非常感动。 李先念总理的夫人林佳楣，也是一位和蔼可亲的革命老太太。她是上海人，说一口标准的上海话，待人非常客气，穿着和风度完全是上海知识女性的做派，高雅而大方。她在全国营养学会工作，所以来上海开会、出差的机会较多，在东湖宾馆住过多次。 她喜欢集邮，很注意收集那些有意义的首日封和纪念封，常常从北京带一些来送给东湖宾馆的同志，让大家分享这种高雅的艺术。我收到林佳楣同志赠送的珍贵邮品共有五枚，都很有意思。 一枚是2000年3月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纪念封，上面的邮戳是人民大会堂，可知人民大会堂还设有专门的邮政部门。 还有一枚是“新千年零点报时纪念封”，记录了从2000年到2001年跨越千年的那一美好的时刻，邮戳有两个，一个是2000年12月31日24点，另一个是2001年1月1日0点，邮戳地点是中南海，可知这是出自中南海邮局的珍邮。拿着这枚纪念封，仿佛能感受到中南海欢度新年的欢愉气氛。 还有一枚是2001年1月1日0点中华世纪坛开幕的首日封，邮戳也是中南海。另有一枚是2001年过中国阴历新年的拜年封，图案非常热闹，邮戳地址是北京。 虽然，我不是专业集邮，只是爱好者，但是能得到这些来自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的纪念封，心情总是很激动，毕竟那是中国的心脏，决定着十几亿中国老百姓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世界风云。 2001年4月29日，王光美同志来上海体检，在东湖宾馆住过一周。可能就是那次体检，她被最后确诊为癌症。那时，她已经白发苍苍，人很消瘦，神情有些倦怠，由她的侄女及一个阿姨陪同。 她对宾馆工作人员非常客气，总是一脸微笑，看得出是位善良而随和的老人。出于对她老人家的尊敬，以及对她与刘少奇主席在“文革”中遭受磨难的无限感慨，工作人员在接待她的过程中特别仔细、周到，想让她在上海过得愉快些、自在些。 这期间，她的儿子刘源曾来东湖宾馆看过她，但是没有惊动上海市的领导和市委招待处的负责同志，也没有跟宾馆领导打招呼。那时刘源同志已经是武警总部副政委，但他来去都是静悄悄的，丝毫不端架子。 一周的时间很快过去了，当宾馆领导和工作人员一起去为王光美同志送行时，也许她知道以后来沪的机会不多了，她好像知道我们心思似的，竟主动提出要跟我们宾馆工作人员合影，大家高兴极了，立刻围拢过来。 她老人家德高望重，拍照时理当是应该坐在正中，但是，她却坚持一定要坐在旁边，让别人坐在当中，工作人员在后面站成一排，留下一个令人感动的瞬间。 这是她最后一次来上海，五年后在北京逝世。 今天的东湖宾馆已经过了多次改建，装修，已成为了闻名中外一座精致的豪华酒店，从1985年“杜公馆”的三层楼，到加层加到了5层楼；从2002年，东湖宾馆里花园道路的改造，把从原来从新乐路167号的大门进出，改变了到东湖路70的大门的进出，把院子里原来精致的小花园拆了；从2013年进行了内部装修，改造，到现在已是面目全非了，正是所谓是“旧貌换新颜”了，加上隔壁东湖路30号的即将建造新的高楼，那时，东湖宾馆一定在大上海，展示出新的面貌，而更加辉煌！ 今年是东湖宾馆正好是建馆90周年的日子，我写了这篇文章，算是东湖宾馆故事多的续篇，也是为了纪念而不忘历史。 （责任编辑 晓 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