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在网上看到浙江大学北京校友会谢善骁先生的文章“不忘浙大恩师的老学长李政道”一文，对此我深有体会，并想以我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做一些具体的补充。 对于李政道先生在学术领域的成就，全世界有目共睹，我是没有资格去评价的。但对于李先生的人格魅力，我却是无限地敬仰。令我感慨和难忘的是，在2006年我曾有幸地两次应邀到北京，见到了李政道先生：第一次是2006年6月10日，在北京中关村李政道先生亲自创立并领导的“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第二次是2006年11月24日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参加了庆祝李政道先生从事物理研究60周年暨80周岁华诞。 2014年12月28日，我又非常荣幸地应邀到上海交通大学，参加“李政道图书馆”落成仪式。 2004年，李政道先生在为刘海军先生撰写的《束星北档案》一书写的序里，也曾提到过这本习题集： 1944年暑期，因为我母亲从上海移居重庆。我去看她，在回贵州的山路上，我搭就的卡车失事，我和车一起翻入山沟，卡车全部翻身，而又压在我身上。我背部受伤，好几个月不能行走。这年秋，束老师被聘去重庆。 1944底，日军经两广侵入贵州，人心惶惶，浙大无形中停顿。恰好束老师有专车来湄潭接家属，我也随了束老师一起去了重庆。很快地，我就准备转学。1945年去昆明，转入西南联大。 在重庆和束老师告别时，他送我一本jeans写的《电磁学》名著，是他当年在英国苏格兰Eddingburgh大学，随Darwin教授做研究时用的（束老师的导师Darwin是进化论创立者的孙子）。jeans的书中有很多剑桥大学会考的考题，不很简单。我在重庆养病等待转昆明的时间，就以束老师送我的书为伴，还手写了一册《jeans电磁学习题全解》。到联大后，托陆祖荫同学送给物理系同仁们。 1944年，和束老师分手后，很遗憾就再没有机会和他相见...... 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的，谁也没有想到，1944年的那次分别，竟是师生两人最后的见面…… 一、父亲与李政道先生一年的交往： 1943年，因为抗日战争，浙江大学西迁在贵州湄潭。李政道先生在浙大求学时，和我的堂兄束慰曾、以及我的姨表兄曹之铭先生（北美浙江大学校友会的发起人之一），是机械系的同班同学。我的堂兄束慰曾和表兄曹之铭从小就跟随着我父亲读书，到湄潭后，两人更是经常在我家吃饭，同时也方便向我父亲请教功课。我堂兄束慰曾和李政道是特别要好的朋友，有一天他把李政道带到了我家。父亲在辅导他们功课时，发现李政道的思路清晰，提出的问题颇有深度，表现出他在数学、物理方面具有超人的天赋。于是父亲就动员并帮助李政道从机械系转入物理系。从此父亲便经常与李政道进行一对一的讨论和指导，由此使李政道先生对物理学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与父亲之间的情谊，也自此开始。 我母亲曾多次说过，父亲对他学生的感情和付出，要远远地胜过他对子女们，尤其是对有天赋和勤奋的学生，李政道先生无疑就是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 我大哥束越新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李政道在我们家吃饭，父亲顺手撕了一条鸡腿给了李政道，而全然没有理会坐在旁边馋得不得了的仅10岁的我大哥。母亲生前也常对我们说，当时，她也特别喜欢李政道，说他不仅聪明好学，人还特别懂事。据母亲对我说，她还认了李政道为干儿子。 父亲还经常教导我们兄妹：“要想学好理论物理，要么要有李政道的天才，要么要有程开甲的勤奋。而李政道和程开甲却又都是天才加勤奋的典范，正因为此，才能有后来这样的成绩。” 可惜父亲对李政道的指导仅仅只有一年。1944年因为日本飞机轰炸重庆，经竺可桢校长应允，父亲被借聘到重庆国民政府军令部研制雷达去了。在重庆时，父亲听说，李政道由于要去参军（这是我听母亲说的，她恐怕也是听人说的），在路上出了车祸（李政道本人记得是他到重庆看望他母亲，在回湄潭的路上），我父亲非常着急。他认定李政道是一个物理天才，于是立即拍电报给王淦昌先生，让他照顾好李政道，看住他，不能让他去参军。父亲考虑到，无论如何也不能耽误了李的学业，于是建议并介绍李政道投师去时在昆明西南联大的吴大猷先生。 二、父亲生前与李政道先生再无缘相见 非常遗憾，后来因为战争形势的急剧变化，自1944年后，父亲和李政道先生就再也没有见过面。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父亲从浙江大学调到了山东大学，历经多年的政治运动，父亲已经身陷逆境了。1957年，当父亲听到李政道先生在美国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消息时，竟然激动地像小孩子一样，兴奋地一连几天都睡不着觉。他为李先生所取得的成就高兴，也为李先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当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时，他曾给父亲写过一封信，信中写道： 先生当年在永兴、在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目，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 并强烈地表示想见父亲一面。而此时的父亲，却正在山东北镇（现在的滨州）青岛医学院分院打扫卫生。 那时父母亲在青岛已经没有家了，仅住在黄河边上的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的暂住地——北镇党校的宿舍里的两间平房里。党委研究后，觉得让李政道到北镇来看望老师束星北是不可能的。有人提议让父亲到北京去见李政道，但没有想到的是，却被父亲以身体不适为由，婉言拒绝了。记得事后，父亲只是在家中淡淡地对我们说了一句：“中国自古以来只有学生拜见老师的，那有老师去求见学生的呢？”其实父亲何尝不想见他时刻都在惦念着的弟子啊？ 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时给父亲的信的信封及内容的复印件  图片竺可桢先生1972年9月3日让大哥束越新转给父亲束星北的信 在1972年10月2日竺可桢给父亲的信中写道： 李政道同志已于上月（9月）25日到京，我于国庆节前夕外交部宴会上由王淦昌介绍与他见了一面。预约明晚（3日）邀集浙大几位老师，（注：何）增禄、（注：蒋）硕民、（注：贝）时璋、（注：王）葆仁、（注：王）淦昌再与会面。惜你远在青岛无法参加。我将为你代述对李的关心。 何增禄先生的长孙（何成伟）也曾对我说起： 文革后期李政道来京（注：应该就是竺可桢在10月2日信中提及的3日晚的那次），祖父参加完竺校长的便宴回家后说起李博士席间多次问起束爷爷的近况；赵（宗尧）、王（淦昌）等老先生来清华寓所拜访闲谈时，也时常提及你们全家。元老们与远在青岛的你们始终是心心相印的！ 此后十几年每次李政道先生回国，尽管没能见到父亲，但他都会给父亲致信问候，最起码也有一封明信片。父亲也总是将报纸上有关李政道行踪的报道剪下搜集好。1982年李政道先生还曾拜托他的好友、美籍华人科学家颜如东教授，到青岛来看望父亲，还特意委托颜先生带了一瓶当时在国内难以买到的人头马酒。  我个人认为：正是由于竺校长、王淦昌这批在北京的浙大老先生的关心和帮助，才让李政道先生不止一次有意地在中央领导人的面前提及父亲束星北是他的恩师，终于使得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父亲束星北又重新被人提起。 此后我还陆续得知，当李政道先生意识到父亲处境有难时，为了帮助父亲摆脱困境，他曾多次在国家非常重大的正式场合中，面对中央领导人时，一再有意地提及，对他一生有着最重要影响的三位导师，束星北、吴大猷和费米先生。 遗憾的是，父亲至死也不知道李政道先生为了帮助他，所做出的种种努力。我猜想父亲当初对我们说那话的含义，很可能他感觉：自己目前的地位和李先生之间有了巨大的落差，父亲还在坚守自己内心的那份知识分子的“尊严”而已！ 我们后来又陆续得知，1972年，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时，希望他能为解决国内人才断层的问题作一些工作，李先生回答说：“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只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 三、父亲晚年的感悟： 还有一件事，我记得应该是1978 年的一天，父亲收到了一本书，是吴健雄和李政道先生寄给他的，我只记得是英文原版（我不懂，可能是一本学术期刊），掀开封面，第二页上有一中文题词： 敬请 束先生 指正。 吴健雄 李政道 父亲看到后，半天才感慨地说了一句令我至今难忘的话：“啊呀，指正不了了！”（注：1934年前吴健雄在浙江大学时，也曾作过父亲的助教。） 这时的父亲，既表露出他对于弟子“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自豪，也明显地感觉到，当前国内与国际物理水平之间所存在着的巨大差距。这时的他更清楚地意识到，在一场场的浩劫过后，他个人所受到的损失，比起整个国家、整个中华民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已经是微不足道的了。从此以后，我们再没有听到过父亲谈论过任何一句有关他多年来所曾受到过的不公待遇，更不再谈及他个人的平反问题了。用他自己的话来讲：“来不及了！中国脱了鞋赶快撵吧！” 不久父亲便受邀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此后他便全身心地、忘我地投入到对物理海洋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中去了。我个人认为，正是吴健雄和李政道先生送给他的这本书，给了他重要的启示，并成为他晚年奋发的一个动力和鞭策。那时的父亲，清楚地认识到，根据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要想亲自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已经来不及了，他便“甘为人梯”，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年轻人的身上。他希望趁着自己尚有余力，能为自己的国家尽快地培养出更多的人才。所以日后，父亲对他的学生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你们趁着我还活着，抓紧时间多学点东西吧！” 四、父亲去世后，李政道先生为父亲能够得到公正的评价而继续做出种种努力 1、1983年10月30日父亲去世时，李政道发来唁电，并给母亲寄来唁函： 突闻 束老师仙逝的恶讯，无限悲痛，可惜路途遥远，不能赶上十一月十四日的追悼会。 束老师是中国物理界的老前辈，国际闻名，桃李天下，他的去世是世界物理界及全国教育界极重大的损失。 八三年十一月二日 2、2004年李政道应邀为刘海军先生撰写的《束星北档案》一书写序，称： ……束老师帮助我建立了对整体物理的认识、了解和自信，使我一生受益。 ……而我最早接受的启蒙光源就是来自束星北老师。……” 由于李政道先生的“序”，促使此书能够顺利出版。 3、后来，在“李政道教授大型学术报告会--物理的挑战”的演讲时，面对台下坐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李政道先生再一次提及并感谢了他的老师束星北等。这时我才明白，当年李政道先生想见父亲，却每每受阻，他已经意识到父亲的处境。于是为了使父亲能得到一个公正的评价，他一直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父亲。 4、200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李政道先生80周岁华诞纪念活动上，李政道先生在邀请我参加的同时，还特意邀请了时任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所长的孙书贤先生作为代表参加。我明白李政道先生的用意，他是以此种方式来表达了对父亲束星北的怀念，同时也表示对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感谢，因为在父亲生前的最后五年，正是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的领导，给了父亲一个最后施展才能的平台，“能有一个好的、安静的学习和研究的环境”——这其实就是我父亲这批老知识分子，他们一生最大的心愿啊！ 5、2007年父亲诞辰100周年时，李政道又亲自为《束星北学术论文选集》写序。在序言中，李政道先生写道：“束老师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深邃的洞察力、勤奋的治学态度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大家认真学习的。谨以此文向束老师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这是李政道先生给予父亲一生的学术成就以最高的评价！而且，李政道先生特意委托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派季承（季羡林先生之子）和王垂林两位先生，代表他参加了在青岛召开的《束星北百年诞辰》纪念大会，并在会上做了发言。 6、为《奉献的约定》雕塑题词： 1974年时父亲身处逆境，在青岛医学院打扫卫生，当他看到由于中国旧传统观念的影响，医学院的尸体标本奇缺。尸源基本上是无人认领的死刑犯人，造成医学院的学生甚至到毕业也没有机会解剖尸体。于是在1975年春节我们全家的一次聚会上，父亲当着所有子女的面正式宣布：“他们连死人都没有碰过，将来怎么给活人动手术？！我死后你们一定要把我给他们解剖，不要浪费了。”事后，父亲便与他的好友、解剖学家沈福彭教授共同约定，去世后将自己的遗体捐赠给青岛医学院做医学研究。他们相继于1982年和1983年去世后，子女们帮助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诺言。2009年4月青岛市红十字会为弘扬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特在青岛福宁园为父亲束星北和沈福彭先生共同树立了一组题命名为“奉献的约定”的雕塑群。当李政道先生得知此事时，于2009年再次为束星北先生的《奉献的约定》雕塑题词： 奉献后人 千古仰慕 李政道 〇九年四月七日  雕塑前下方的大理石上雕刻着李政道先生的题词 7、更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10月，在父亲去世30年后，浙江大学华东地区校友在青岛八大关小礼堂联合主办“束星北老师逝世三十周年纪念大会”时，李政道先生依然为父亲作了铿锵有力的题词： 浙大人 民族魂 70年多年以前，父亲对李政道先生给予了短短一年的指导，而李政道先生却因此终生回报。我们为李政道先生的高贵品质所感动，也对李政道先生为父亲所做出的一切，由衷地表示感谢！ 五、我替父亲了却了心愿 2006年6月，我突然接到了时任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李政道先生助理的柳怀祖先生的电话，说李政道先生想与我通电话，我顿时激动不已：李先生到北京了，并约我在北京见面。我想一定是由于在父亲生前，李先生没有能见到父亲，成了他一生的遗憾。为此，我也想替父亲了却“虽然思念，但却未能再见”的心愿。 去北京之前，我将父亲生前多年积攒的他从各种报纸上剪下来的有关李先生的报道，装入一个信封。当我到北京见到李政道先生时，亲手交给了他，并借此以向他转达了父亲生前对他的思念之情！ 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与李政道先生相聚的餐桌上，我听见坐在李政道先生右手旁的凌青先生（注：原名林墨清，林则徐先生的后人，1949年后中国著名的外交官）与李政道先生的一段对话。尽管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我始终没有忘记。凌青先生问李政道先生：“李先生，你对中国目前的科技发展有什么看法？”李政道先生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回答道：“目前中国的‘技’还可以，但是‘科’还需努力！正像北京的高速路，看起来很宽畅，但如果是要想提速，难度是比较大的。” 这句话我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使我不由地自主地想起我父亲束星北与我三哥束庆星之间的一段对话。1956年三哥在报考大学时想学物理，在选专业时征求我父亲的意见，父亲对他说：“物理有理论物理和应用物理两种，理论物理难度大，研究一辈子可能两袖清风，也不一定能做出来什么成绩。相对来说应用物理做出点成绩就较为容易。但在科学上是很难有所突破的。如果想走在世界的前列，理论物理就必须要有所突破。”我突然联想到：李先生的这段话和父亲的话之间是否会有一些“共同的含义”？！ 这张李政道先生、凌青先生与我一起的照片，还使我联想起另外一件事：在父亲的档案中，我曾看到浙江大学父亲的另一位好朋友、好同事谈家帧先生写给一位凌秘书长的亲笔信，看信签上的日期，是1950年后，可肯定是在父亲1952年调到位于青岛的山东大学之前。在这封信中，谈先生是想请凌秘书长帮忙推荐，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我父亲束星北的一篇文章《On the advanced solution of the wave equation （1950）》，这篇文章是我父亲1950年在中国物理学报上发表的文章。因为凌青先生曾是1949年后我国著名的外交官，我想这封信或许就是谈家帧先生写给这位凌青先生的，他想求助于凌先生，通过凌先生的帮助，让我父亲将自己的文章能够在世界性的杂志上发表而已！（根据当时的形势，只有通过苏联这条渠道？） 另外这次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会面中，我还见到了赵维勤大姐，她坐在我的旁边，赵维勤大姐是物理大师赵忠尧先生的女儿。我非常兴奋地告诉她，我清楚地记得我大哥束越新曾对我父亲说过的一件事：即上个世纪60年代，那是父亲一生最困难的时期，我大哥曾受父亲之托，到北京去看望赵忠尧先生，当时父亲已经有“历史反革命、极右分子”“两顶”政治帽子在身了，但他依旧渴望着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事情。赵忠尧先生当时在国内的地位还是相当高的，特级教授、核物理学家。一般人对父亲早就躲之不及，但赵忠尧先生对我大哥却是非常得热情，他关心并询问我父亲的处境。当大哥要离开并要回青岛时，赵忠尧先生亲自坐着红旗轿车，将我大哥送到北京火车站。大哥回家后，对父亲说起此事，父亲当时就被感动得双眼蒙泪！ 2018年9月，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王垂林先生的带领下，我和青岛二中的我的几位学妹们一起去看望了李政道先生西南联大的同班同学、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的同事叶铭汉院士（物理大师叶企荪先生的侄子）。 父亲与李政道之间这份真挚的师生情，必将成为科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它更体现了中国这一批伟大的科学家们的高尚品质，为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振兴，他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们用自己一生的言行，教给我们如何去做人，如何去做事。他们才是真正的“中华人，民族魂”！ 2021年11月1日于青岛 一段尘封的历史， 束星北的家人和友人 父亲束星北和母亲葛楚华先后生了七个孩子，依次是儿子束越新、女儿束沪新、儿子束孝新、束庆星、束义新、束润新，最后是我。自从1931年父亲回国结婚，母亲就一直默默地陪伴在父亲的身旁，在父亲最艰难困苦时，母亲给了他最大的安慰和支撑。我母亲慈悲为怀，厚道、大度。无论别人说父亲什么右派啊、反革命啊，她都坚决地与父亲站在一起，精心操持家务，认真抚养孩子，与邻里的关系也一直很好，遇事处之泰然，从来没抱怨过。 母亲9岁时外公就去世了，外婆在湖南湘乡，母亲从此在教会学校上学，学会了爱，学会了宽容大度。母亲常常对我讲，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些嬷嬷们的奉献精神，但学校却说教会是特务机构，这和从母亲口里知道的完全不一样。母亲总是对我们讲，后退一步，天地宽。做人不要光考虑自己争面子，更要学会给别人搬梯子。  肃反运动期间，父亲受不了，曾想到自杀。1955年5月的一天早上，母亲悄悄地指着脚盆里父亲那套湿透了的衣服告诉束庆星，你父亲昨天晚上去过海边了，你不要只顾着看书，上去看看，和他谈谈话。哥哥就告诉父亲可不要想不开，既然从来没做什么亏心事，就不需要害怕，事情总归会查清楚的。父亲说：如果我死了，你敢不敢去北京为我告状？哥哥坚决地回答，如果你死了，我就不去了，因为你已经死了，去也活不过来了。如果你不死，我敢，现在就陪你去。不久，哥哥陪父亲去了青岛市检察院。听完父亲的陈述，检察长问：“束教授，你认为自己是不是反革命？”父亲说：“当然不是。是，我还会来找你？”“那就好了，既然你知道不是，人家怀疑，那就让人家去怀疑好了，人家说你，那就让人家说好了。是不是反革命最后要根据事实来判断，而不是根据有没有人怀疑和说你的人的多少来定。”他接着说：“你是教授，过去用笔杆子、嘴皮子工作，现在是参加实际斗争。这是一场群众运动，我们要接受党的考验，要挺直腰杆，决不能自暴自弃。”临别时，检察长将他们送到门口，并再三叮嘱父亲要记住三句话：“真金不怕火炼”、“大度包容“和“忍耐”。此后没听说他要离婚、自杀。当时，四个孩子一个在高中、一个在初中、两个在小学，父亲不能不有顾忌。 我从来没看见父母互相指责和争吵，即使在生活最艰难的时候也没有。有时候，他们可能闹别扭，父亲跟母亲赔个笑脸，什么问题都过去了。我记得非常清楚的是肃反期间，我七八岁，半夜睡觉醒来，听外面的房子里父母谈话，声音很小，母亲说：“实在不行的话，我们就离婚，我没有别的条件，我只要带着妹妹。”我听后很害怕，担心了好一阵子，但实际上并没有出现离婚的情形。 束庆星1956年从青岛二中毕业，高考成绩很好，父亲当时已经挨整，受到牵连，清华北大录取时，他的档案被甩到一边，亏得还没录取完，父亲获得短暂的平反，他才得以上复旦大学。我大姐束沪新只考上了石家庄俄语专科学校。二哥束孝新从唐山铁道学院毕业后，分到成都机车车辆厂，后被送去劳动教养，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还有一个哥哥下乡到莱西。母亲原在山东大学校产科工作，“反右”受牵连，站在凳子上被批斗。1959年，山东大学迁往济南时，她被迫辞职。直到1983年底，经山东省政协主席赵芳洲过问，山东大学才为她补办了退休手续。 大哥束越新1950年18岁当兵，做到飞行教官，父亲划为右派，又定为历史反革命分子后，就不让他飞了，1959年复员回青岛。回来后强迫父亲写检查，家里气氛才有点沉重。当时我真的从心里恨他，我的两个哥哥也恨他。后来大哥对我说，父亲犟，不这样，说不定早就被打死了，想一想确实是这样的。父亲不想写检讨，检讨确实是他的亲笔，但据我所知，很多检讨是大哥让他写的，甚至是我大哥写完让他抄的，但是大哥不承认。大哥坦率地认为改造的办法是根本行不通的，认为父亲基本上没变，还是老样子。我只能说他学会了保护自己，变得更低调更成熟了，但我真的没有感觉到大的变化，在这一点上，我和大哥的看法一致。 文革初期，山东海洋学院、青岛二中等好几帮学生抄家，要带走我父亲，大哥就和他们争吵，说，你们找青岛医学院去，没有青岛医学院的同意，你们不能把人带走。学生们只好带走母亲和大哥，后来看我大哥穿军大衣，有所顾忌，抓我母亲也没什么用，才将我母亲和大哥放出来了。后来我们逐渐理解大哥了。他等于从天堂到地狱，人生落差太大了。我和大哥开玩笑，我们弟妹都没进过天堂，都没有你那样的感受。 1960年，父亲看到大哥从一个飞行教官沦落到街道上拉地排车，就全力指导他研究颜色光学。颜色光学是一门边缘物理学科。父亲教大哥物理、英语和德语，大哥也很刻苦，两个人全神贯注地研究学问，写出了《颜色光学》一书，就不大在乎外面世界的事了。父亲的精神完全转移到帮助大儿子重新站起来的信念中。改革开放后，大哥创立了颜色光学研究所，并担任颜色光学学会会长。 父亲在月子口水库劳动期间，每月20元生活费，大哥复员回家，没有工作，母亲也没有收入，我们几个未成年，生活异常艰难。1960年他到青岛医学院，拿到85块钱，日子过得依然紧张。当时运动不断，好在他人缘好，帮助别人修半导体什么的。打饭的时候，伙房师傅特意给他多加饭菜。 我家从各方面都是优先考虑父亲的。灾荒年代，母亲在阳台上养两只鸡，鸡下蛋以后首先考虑给父亲增加营养，然后考虑我大哥。我1964年上高一，被传染上了结核病，为了治病，家里只好变卖东西，包括樟木箱子等。父亲非常坦诚，邻居小孩找我玩，他就说，妹妹得结核病了，小心不要传染上，别和她玩。 1971年底，父亲跟随青岛医学院到北镇，就是今天的滨州。当时连卧底的手段都用上了，动员他的一个学生监视，定期向公安部门反映他的情况，我也看了档案中的很多揭发材料。我不怪这个学生，他卧底的事泄露，遭人白眼，被迫离开山东大学，他感觉窝囊，想找我解释，我说没有必要了。那个年代向党汇报，是一种要求进步的表现。只有在民主意识健全的时候，才知道这是不正常的。 父亲一心想摘帽子，但一直没摘成，刚有一点希望，就破灭了。该怎么生活还怎么生活，我觉得他的状态还是比较自然的。他跟我说，当反革命和右派要当大的。他是大右派，青岛人都知道束星北，都说怎么有本事，还说他贪财。我问父亲，怎么人人都说你贪财？父亲说我不爱做的事情，就会要钱，他不会捡好听的话说，很坦诚，但是往往坦诚大了，就真诚地跟人提意见了，就说人不爱听的话。 父亲在意的是自己的感觉。有一次他身上挂了一块“反革命极右分子束星北”的大牌子回家，我看了很心酸，眼泪马上掉下来了。谁知，他却安慰我说：“哭什么，认识我的人反正知道我是束星北，不认识我的人，反正不知道束星北是谁。” 1974年春节，父母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时，因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心电图、脑电图等进口仪器全坏了，无人会修，便将父亲从分院调回青岛。得知父母回青岛，我写信给上海、南京、成都、莱西的哥哥姐姐，相约春节回青岛。就在这次除夕的聚餐中，父亲向全家人郑重提出，他死后要将遗体捐赠给青岛医学院。原来，他在打扫卫生时，看到医学院的尸体标本奇缺，尸源基本上是无人认领的死刑犯人，造成医学院的学生到毕业都没有碰过尸体。随即与解剖学家沈福彭教授约定，去世后将遗体捐赠给医学院作医学研究。他患有哮喘病，常年喷吸一种叫肾上腺素的药物，医学上讲此药会损坏心脏，而他用了多年，心脏却没有发现问题，因此希望死后解剖遗体，验证肾上腺素对心脏是否有害，也算不枉在医学院工作这么多年。 五嫂王惠玲告诉我：“我和束义新开始确立恋爱关系时，他在青岛玛钢厂工作，我在纺织厂。玛钢厂的军代表跟我说，家庭问题不可以选择，新型的社会关系是可以选择的，你找这么一个人，你想干什么？我说，他父亲是右派，他不是，贼的儿子不是贼。他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怎么就成了反动的？党的政策是即使有错误，也要挽救啊！军代表又问我，你不怕受到牵连？不怕被遣返到农村去？我的态度很坚决，回答，全国七亿人口，五亿农民，那五亿人就不是人啊？当农民又怎么了？你们能把我遣送到月球上去？不能吧。军代表就不说话了。1966年，束义新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际上是隔离和软禁，直到1968年才放出来，我那时没法与他联系，想起来真是不容易。记得有一段时间，政策有转暖的迹象。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就写好字条，用包味精的塑料袋包好，用橡皮筋缠好，包在用开水烫好的饺子里，与其它煮熟的饺子混在一起送给他，帮助他树立信心。他在里面得不到任何消息啊！我们就这样传递信息，多不容易啊！他当时的处境很险恶，他的一个好朋友就是在学习班上被活活打死了。”在那个年代，王惠玲有勇气走进我们的家庭，很不容易，她一直精心照顾我父母的生活，我很佩服。束庆星回青岛结婚，女方家里不同意，因为他是残疾，父亲又是右派，他俩等于是私奔到青岛的。父亲觉得这样是对对方的不尊重，就叫五嫂王惠玲把他们送回上海，请严中简当媒人到女方家求婚。在那样的形势下，父亲这样做没掉价。此后，女方家对我们的态度才好一点。 父亲对我的教育 我上学时，父亲不提倡我按部就班地做作业，说你懂了的题目，可以不做作业，要做不懂的和似懂非懂的，上课时听懂了，就不要做重复性的工作。他从不过问我的学习成绩，不要求我们考多少分，不要求那些表面的东西，而是希望我多动脑子想，增强理解能力，做一道题，得从几种方式得到同一个答案，非常严谨。他基本上不大管我们的学习，我问学习题，他三言两语就说明白了，更多地让我们自己独立思考，所以我在学校学了更多的东西。这和现在的教育思想是不一样的。 父亲不给我们留任何财产，他说他的父亲太有钱了，所以他的同父异母的弟弟，很少有出息。我1960年考上青岛二中，学校叫我划清界限，让我写思想汇报，我划不清啊！1964年，班主任建议我住校，说我在家里会养成娇骄二气，容易受父母的影响，达不到划清界限的目的。在学校里，大部分老师对我非常好，个别老师比较差劲，有几个同学认为我父亲是反革命分子，歧视我，确实让我觉得寒心。那时候一个人七尺布票，父亲一米八五的个子，我哥哥也都是大个子，所以我和母亲的布票就给他们了。母亲将她的衣服改一改让我穿。母亲的衣服都是好料子，我在学校里就显得穿得很好。老师和同学就以资产阶级小姐讲究吃穿批判我，给我压力不小。但我这个人不自卑，就和你们比学习。 我在中小学的成绩一直很好，不用父亲操心。1966年高中毕业，正好赶上文革，不能继续上学，又担心上山下乡，因小哥哥下乡到莱西，非常穷困，爸爸不表态，大哥坚决阻止我下乡，要我在家好好学外语。我因为对大哥一直有看法，就没有听他的。1967年，在南京的姐姐叫我去南京工作，我姐夫的姐夫是南京军区的领导，我在那里待了近一年。后来姐夫说，有一封青岛人民来信，说父亲破坏上山下乡，把我弄到南京去了。我一看这个情况，赶紧回到青岛，到那儿看见大字报写的是反革命极右分子束星北滚出合江路一号。家被搬到登州路33号了。我到33号一看，只有17平方米，乱七八糟，关于电磁学的书泡在水里。父亲被打成右派以后，家里两层楼变成一层。搬到合江路一号，家具又少了一些。这次到33号，就只剩下一个写字台和一个圆桌，写字台是父亲看书用的，圆桌是吃饭用的，白天吃饭，晚上拼成大哥的床。父亲又买了个单人钢丝床，母亲用两个小板凳在钢丝床的床帮上睡觉。家里没有我住的地方，只好借住在邻居家。父亲患有严重支气管哮喘、肺气肿，有时几乎喘不上气。我什么话都没说，把家里整理干净。买煤等比较重的家务活都是我干。有一年国庆节，我到北镇，看见夏天的短袖衣服还挂在那儿没人洗，心里很难过。 学校说我逃避下乡，其实他们知道我父亲是右派，因为二中很多老师是山东大学家属，对我家的情况很熟悉。我这个姓一提，都知道我父亲是谁，当时的报纸报道束星北是大右派。遇到这种情况是没有办法的事，只能随遇而安。后到聊城的三线厂当了工人。我每年回家一到两次，照顾父母。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结婚，父亲不太愿意我报考大学，担心会影响我的婚姻，大哥和五哥让我考，说你学习那么好，不考要后悔。结果我报考了。考试前，父亲在济南开会，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说记住会做的题先做，不会做的最后做，就这么两句话。他还建议我不要考山东大学，认为他们的基础和底子差，希望我考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我说，太不务实了，我想考北大浙大，能考上吗？能有个学上就不错了。 通过努力，我考上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数学系。毕业时，父亲认为我做学问已经来不及了，希望我做具体工作，也可以搞点技术，但一定要学好英语，许多技术资料是英文的，仪器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英语是工具，把英语学好后，看懂第一手资料，就能比别人领先一步，工作上就能得心应手，我就这样做了。  父亲对我非常宽松、民主，这种教育方式是中国不多见的。他是慈父，对我的关心比母亲都多，我非常感恩。他那刚直的品格、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气概和对科学事业的献身精神，都让我难以忘怀。他教育子女绝不说违心的话、谎话，我们从小就受这样的熏陶。 但长期的改造在父亲的心理上还是留下了厚重的阴影。1980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下班回家，远远地看见父亲在楼梯口徘徊，以为是没带钥匙，进不了家门，便赶紧跑过去，这才发现父亲的神色不对，满脸疑云和不安，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不说话，只是嘴向楼上的家努了一努。我以为家里出了什么大事，赶紧上楼，发现有两个民警在家里，这才松了一口气。原来，几天前我在中山公园丢了一辆自行车，报了案。人家是来通知我去公园派出所取车的。我下楼向父亲说明缘由，可父亲仍然疑惑，无论我怎么劝说，他都不上楼，直到警察走后才跟我回家。 真正了解我父亲，是在1992年以后，对我来说的确晚了。开始研究父亲，得感谢李寿枬与许良英关于我父亲是不是爱因斯坦研究助手的争论。1979年3月，《光明日报》曾发表父亲口述、宫苏艺整理的《我在爱因斯坦身边工作的日子里》一文，我从此开始关注父亲的历史。我先后到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大量走访父亲的同学、同事、朋友和学生，可以说走进了父亲的人生，增加了对父亲的理性认识。在这个过程中得到王淦昌等人的鼓励，他们推着我做这项工作。2007年，我参与编辑《胡杨之魂》，我为拥有这样的父亲感到自豪。 在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王淦昌、严中简、张立文、王彬华等都帮助过我们。 王淦昌曾多次来信询问，安慰我父亲，表示要给我家寄钱，要出我大哥结婚的所有费用，父亲生怕连累挚友，婉言谢绝了。 父亲被打成右派后，严仲简每月资助我家30块钱，连续9年，直至1966年他自己也被批斗为止。 张立文作为青岛医学院院长，安排父亲从事仪器修理和教学工作，发挥他的一技之长。文革中张立文遭到批斗，说是我父亲的保护伞。父亲和张立文一起挨斗，幽默地说，你今天和我平起平坐了。  1980年夏天，王淦昌到青岛参加全国高能物理会议。报到的当天上午，便到了我家。这是1956年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20多年了，经历了多少风雨，我原以为会有多么激动人心的场面，但没有想到却是非常平静，只是相互握了一下手，拍了一下肩膀，就坐到了沙发上。为了不打扰他们的谈话，我们家人退出了房间。我在门外的走廊上做饭，不时听到房间内他们提高嗓门的争论，一会儿又变成了开怀大笑。傍晚，我们全家人一起陪王淦昌游玩了青岛。他俩一同住在父亲的卧室里。我和母亲住在隔壁房间，不知道他们到底睡没睡觉。总之，我睡着前，听见他们的谈话声，早上醒来还是他们的谈话声。第二天上午，他们两人一起携手出现在全国高能物理会议上。这是父亲复出后第一次在全国性会议上露面。 父亲去世后，我和王淦昌一直保持联系。1990年代中期的一天，我到他家，闲谈中我感慨道：“王伯伯，我父亲要有你一半会做人就好了，他也不会摔这么一大跤！”谁知他的脸当场就板了下来，严肃地说：“不对，你父亲说出了我们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做出了我们想做而不敢做的事。”他还说，有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开会，就是举举手，鼓鼓掌，吃两顿好饭而已。 从事海洋研究的束星北 1978年到1983年，父亲有幸遇到了曾荣。曾荣顶着政治压力请父亲到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工作，从工作和生活上尽力照顾父亲。父亲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已71岁，靠个人拼命追赶世界先进水平无济于事，所以，他就给自己定位为“作人梯”，把追赶的希望寄托于后人。通过广泛了解科研人员素质和科研状况，深入阅读有关海洋科学和海洋物理文献，他提出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一支有深厚理论基础的学术队伍。在领导支持下，他组建了有28位科研人员参加的“动力海洋学进修班”，亲自授课、答疑、辅导、批改作业，先后讲授《张量分析》、《数理方程》、《理论力学》、《流体力学》等课程以及动力海洋学的若干基本问题。他常常对学生讲的一句话是：“你们趁我身体好时，多学点东西，不要分心，不要以后后悔。” 为了照顾父亲的生活，组织上调我到海洋一所工作，父亲对我说，他很满足了。父亲说，你搞学问不行，把我照顾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我不服气，我不能让别人觉得我沾了你的光，我是有工作能力的。我觉得，要学好外语，能够看懂说明书，就能做出工作成绩。 1979年8月，山东大学对父亲的问题进行了复查，12月，经山东省委批准，20多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平反，恢复名誉。父亲写诗言志，“半生流浪半生沉，老态龙钟始遇春，愿得中华民族振，敢辞羸病卧黄昏。”我们全家都希望他整理和出版于1965年写成的《狭义相对论》，但他不干，说没有空，先将《狭义相对论》放一放，我现在教教学生、搞搞研究，等我躺在床上不能动了再来弄，但最后还是没有完成。  束星北与王淦昌 1982年，王淦昌、苏步青等都入党了。许多人也动员我父亲申请入党，曾荣还希望我父亲当所长，他当党委书记。父亲对曾荣说，我不能以身作则，我在党外，你清闲我也清闲。我领导不了人，一个人都领导不了。山东省物理协会聘请他当理事长，他不当。他很怕开会，和人家谈条件，说没有多少时间和精力开会了，现在要做的就是教学和研究。最后达成协议，说可以用他的名义，但是不要叫他开会。 1979年春，国家海洋局科技司司长陈炳鑫在曾荣所长带领下，向父亲求教关于数据舱安全回收时限的问题。陈介绍：当导弹弹头在预定海域溅落时，将会激起100多米高的水柱，数据资料舱在弹头溅落时被弹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料舱会离开溅落点向外漂移，打捞船在警戒圈边缘等待。我们必须在警戒圈内打捞，时间超过4小时资料舱将会自爆，在此时限内越出警戒圈，就可能落入别国之手。问题是弹头溅落后隔多长时间才可以安全打捞？当时父亲感冒了，在床上躺着，有人给他拿来钢笔、计算器和纸张，他十几分钟就完成了复杂的计算，说：资料舱溅落半小时后出发打捞就没什么危险了，1小时后，肯定安全。因为其时冲击水波的能量向四周基本扩散完了，没有必要再花冤枉钱做什么模拟试验了。就这样，本来打算花上百万元经费研究的问题立马就解决了。我后来找过陈炳鑫，问洲际导弹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公开报道？他说，国家把这个项目交给海军，海军请海洋一所支持。海军参谋长拿了我父亲计算出来的结果交给钱学森。钱学森说，是束星北计算出来的，那就没问题，不用做实验了。 父亲的学生里最有名的是李政道。母亲曾说，父亲对学生的感情要胜过对子女的感情。李政道1943年在湄潭期间，父亲看他提出的问题与众不同，认定他是天才，对他格外关照。一年后，父亲被借调到军令部研制雷达，怕耽误李的学业，建议他投师吴大猷。1957年听说李政道获得诺贝尔物理奖时，父亲非常兴奋。1972年10月李政道回国，周恩来总理希望他能为解决国内人才断层问题做一些工作，李政道表示：“中国不乏解决‘断层’问题的人，只是没有得到使用。比如我的老师束星北。”他表示非常想见老师。此时，父亲正在北镇青岛医学院分院打扫卫生，住两间很差的平房，青岛市革委会研究了多种见面的方案，被否决后，有人提议让父亲到北京去见李政道。父亲说，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学生拜见老师，哪有老师去见学生的？最终没能见成。但这件事对改善父亲的处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77年，父亲收到了吴健雄和李政道寄来的一本英文原版书，扉页上题词：“敬请束先生指正。吴健雄李政道”，父亲看后，感慨地说：“啊呀，指正不了了！” 1978年，李政道准备到北京，父亲正好在北京开会。在北京等一等肯定能见到李政道，但父亲还是很快回青岛了。他对学生们说，你们也是我的学生，现在是你们更需要我，我们的时间很紧，我怎么能放弃你们去见他呢？李政道和父亲最终没能再次相见，十分遗憾。 父亲去世后，李政道和我多次联系，请我到北京，请我吃饭。他过80岁生日，还给我发邀请函，邀请我去参加。 本文由束美新口述、许水涛采访，发表于2016年第6期《炎黄春秋杂志》 束星北，“中国雷达之父”， 一个被历史遗忘的天才物理学家 他是不该被遗忘的航天物理学的科学泰斗，他曾经启蒙培养过吴健雄、程开甲等著名科学家，他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的恩师，抗战期间他是中国最早的雷达设计、制造者，被业内人士称为天才物理学家、“中国的爱因斯坦”，一位国际级科学大师。然而，他最宝贵的二十年，却被无情的浪费在了那段蹉跎岁月里。最终，那个“天下第一才子"、中国物理学界泰斗级大师，带着无限的伤感和失落离开了…… 1983年10月30日大师离世，去世前他曾要求把自己的遗体捐给青岛医学院进行大脑解剖研究，但他去世时正值青岛医学院换班子，无人顾及此事。等半年后有人想起来，尸体早已腐烂。最后被两个学生草草埋葬在学校篮球场边的双杠下面。时过境迁，如今，那里早已经盖起了高楼大厦。这个一生以科学救国为信仰的科学家，最终和他终生热爱的祖国大地融为一体，再也不会分开。 束星北的名字对如今的中国人来说很陌生，然而他的天赋之高，在中国科学界当属凤毛麟角；他的性格之强，在中国知识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