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清明期间现定居内蒙的插友潘人伟(自治区经委副巡视员退休)来沪与托县兄弟姐妹相聚，并邀当年护送上海知青赴托克托县插队的静安区乡办的蔡裕龙老师快乐相见。一个关于影响沪蒙知青政治生命的话题引起了共同的回忆： 在五十五年前，学校通知首批沪蒙知青赴蒙的落户地点是哲里木盟，出发时间是六八年秋。后静安区上山下乡办公室在区政府礼堂通知，落户地点改为乌兰察布盟，出发时间为次年春，调整原因是为避免沪蒙知青卷入正在进行的内蒙古挖肃内人党运动。当初对这样的调整并不在意，也就是留存记忆而已。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对“挖肃运动”有所了解，方知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都是挖肃运动的重灾区，而六八年秋则为挖肃运动高潮期。静安区乡办的调整与我们的命运存在逻辑关联，沪蒙知青因此避免了一场凶险的政治旋涡。 与沪蒙知青相比，京蒙知青就不那么幸运。他们是六八年夏进入的锡林郭勒盟，一些为红卫兵激情失控的知青，不同程度卷入政治旋涡，成了悲剧性人物。文革期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京蒙知青曲折，曾任自治区党委书记尤太忠的秘书，被指应对其下乡所在地的苏木（乡）武装部长致死负有责任。曲折是同代人中的佼佼者很受推崇，在尤太忠调离后，曲折也黯然离去。京蒙知青也有清醒者没卷入，个人成长则是另一番气象，陈朋山先后任锡盟盟长，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长。然而当年的知青人又有几人能清醒，他们早已为激进狂热粗鄙的红卫兵思维和人格所操控，任何处京蒙知青同样境遇者其行为必是无差别存在，沪蒙知青也难例外。在当年学校打过老师的我，则大概率地会成为暴徒凶手。 京蒙知青中也有对制止挖肃运动扩大化的立功者，她是周总理侄女周秉健，最早并数次向周总理反映锡盟挖肃运动不正常情况，呼吁中央重视。在沪蒙知青进入蒙地之时，挖肃运动的高潮期已过。后在总理不懈努力下，中央下发“5.22通知”纠正挖肃扩大化，此后运动渐趋尾声。周秉健在蒙地蒙胞中享有很高声誉和口碑，后入读内蒙古大学蒙语系，与蒙古族青年歌唱家拉苏荣成婚，回京后任职国家财政部司长。 于沪蒙知青功德无量的恩人是谁？如今已无从知晓，可能寻找他们也不再重要。但沪蒙知青应记住五十五年前曾经有几位处乱世仍禀持良知的共产党人，他们曾改变过沪蒙知青的悲剧人生。每逢下乡纪念日我会祈祷感念他们的恩情。在知青人的回忆录中充满着对草原的眷恋，草原对知青人的恩情确实博大厚重且仁慈宽厚。据我所知，文革结束后清理“三种人”时，参与挖肃的知青无一入例，他们的过错也没进个人档案，对犯有过失者行的是赦免政策。 下乡纪念日既感恩也反思，屡问自己：知青人究竟是谁？如今已入迟暮之年的知青人真该反思一二，因为在那个特殊年代，知青人曾在共和国躯体上留有蒙味无知的痕迹。知青人首先是人，人因灵魂而高贵，反思则显示灵魂的存在，反思可能是知青人可留存的真正遗产，也是知青人维护尊严的最好方式。反思的知青人是可爱的。 作者：潘人伟，上海静安区向群中学六八届初中生，退休留蒙定居的沪蒙知青。 二0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前二排右4为蔡裕龙老师) 附： 《感恩之心常存生命之树长青》 --------读潘文有感 读潘人伟“沪蒙知青是幸运的……”一文，思潮翻湧，感概万千。 一九六八年正值在“知识青到农村去“的的号召下，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蓬勃兴起，让一九六六年发动的文革有了一个根本性的转向，要把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安排到各地农村去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在广阔天地锤练红心改天换地，一个个邢燕子式青年榜样在各大媒体广泛宣传，世无前例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式列为各地政府的头等大事被列入操作议程，各地各级政府迅速成立了“上山下乡办公室”，涉及万千知青，牵动千万家庭根本的大事正式启动了。 是年(1968)我被借调至静安区上山下乡办公室(简称“区乡办”)政工组工作，亲历亲为，耳闻目睹上山下乡运动中的许多人和事。 由近及远，由点到面，逐渐铺开，尽可能在规定时间内按排好我区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的下乡出路就是乡办的主要任务，各学校各街道里弄都相应由专人负责配合协调工作，按照历来传统当然是定任务定指标搞评比，某些基层单位出现了难免的过激，粗暴屡有耳闻，幸而是极少数的并且一旦发现就及时制止。 安排插队地点由安徽江西逐渐铺向云南吉林黑龙江军垦农场等地，人们心理逐渐适应势态下，去内蒙插队排上了工作计划，当时人们对内蒙十分陌生，甚至有人想着不会是到草原当牧民吧？但是当局对安排知青去内蒙期望甚高，简而言之，那里地广人稀，容量之大是值得期待的。 领导按排我参加首批赴内蒙知青的组织出发工作。 本着先试点再扩大的原则逐步开展动员去内蒙的工作，这个过程远长于去安徽江西云南甚至黑龙江兵团，原本都是落实一批即及时出发一批，但区乡办首批赴内蒙的虽早经落实(与其它地区相比)却迟不出发，公开的理由是时近年底，塞外天寒地冻，诸多安排不便，后来才约略得知这天寒天冻不宜农事的季节正是大搞革命(？)大好时光，斗争正酣，哪有暇照顾沪蒙知青？ 区乡办根据实情，与内蒙商定并报市乡办批准推迟出发时间于开春后三月份执行。 不久领导指令我负责护送首批沪蒙知青并顺利安全抵达内蒙。 到内蒙后听了托县领导简略介绍运动情况以及所谓“内人党”问题，才对此事有个约略了解，其时正值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在喜气洋洋的形势一片大好的气氛中紧张地迎接“九大“召开，所以后知后觉的我当时并未把沪蒙知青延期出发与所谓“内人党”问题相联系，及至回沪后也未听有关领导谈起这方面的事。 生活的经验总是告诉我，任何大喊大叫的事，往往在它叫得最响，善良的人们还在等待下一高潮时，它就嘎然而止了，当时的市委书记马天水在文化广场大会上高声宣布:上山下乡政策十年不会变！以此让人们抛弃幻想，踏实面对现实，此话还在耳边，不久就马上转了风问，换了论调，首批组织赴内蒙知青时也曾豪言会有更多知青第二批第三批跟上，（我也曾随着这高调在多次场合鼓吹过，惭愧)结果也随着歇火了。 乡办从动员组织工作为主转为关心调查知青情况，尽可能帮助知青解决实际困难为主要任务。 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让“乡办”这一名词进入了历史。 三年前与潘人伟君餐叙中，潘郑重地提出这一事件，很令我意外，如今又读张文，让我那尘封的记忆打开了大门。 潘人伟提出的沪蒙知青的幸运和京蒙知青的不幸，真令我大吃一惊，进内蒙时间之差在政治潮流下竟令人生有如此之别，唏嘘不己。 至于沪蒙知青之延期出发的决定，我的看法是，这不一定是哪一位个人的决定: 一，也许确是内蒙有关方面以“天寒地冻，不便安排”为理由向上海提出后的决定。 二，有可能上海方面了解到内蒙斗争情况而采取的避险决定(其实透彻了解内蒙所谓斗争情况是不可能的，乡办关心的是安然送出，组织内蒙插队毕竟只是其工作的一个方面)。 三，我在乡办工作期间，同事们只关心手头工作，从未关心过安置地的所谓政治情况。 所以作出延期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当时决策者从爱护知青出发努力把这一事件办好的决定是值得称道的，也是我亲身经历的，无论是有意识地避险或是无意间单纯关心出发，最终为沪蒙知青加了政治保险，从后来了解到的先期抵内蒙的京蒙知青惨烈境遇来看，令人不寒而栗，延期决定真是功德无量！ 作为当时的沪蒙知青没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听天由命是有一定道理的，尤其是小人物，只能是在大潮下的一滴水而己，只能随波而定，幸运的是我们顺利的躲过了原本是必然遭遇的那一阵恶浪，虽然其时并不自知，但事后的庆幸值得一辈子的抚额。 潘人伟君几十年来念念不忘这段忘事，并自始自终感恩于心，不遗余力地探究，不尽其烦地告诫大家要牢记这一关键决定的重要意义。 此等情义，着实令我感动。 能够长怀感恩之心的人，人生一定有价值，能够长念关键往事的人生一定丰富多采，不管道路多么崎岖曲折，心怀感恩就能天堑变通途，因为始终以善良待人，以善良处世者，老天爺能亏待吗？ 感谢人伟君让我回忆起那难忘岁月。 让我们一起感恩天地父母，感恩一路走来的人生路上每一个幸运的相遇每一位善良的相知…… 感恩之心长存 生命之树长青 蔡裕龙 （责任编辑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