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曾与寓平君风雨同行。 27年前,我们一起意气风发地到茫茫的鄂西北深山---房县宝石公社插队。令人意想不到的是,6年后,当他有幸走出大山,迎接新生活时,死神却残酷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今天,当我提笔为长眠在房县南山烈士陵园的寓平写这点纪念文字时,早已泣不成声。想不到1971年7月20日,正在中坝区中学任教的寓平赶回宝石公社为我送行,竟成了一次人生的诀别。 人是个怪物,当初在房县时焦灼地渴望返回武汉,悠悠岁月过去了20多年,渐知天命之年的我们,却时常怀念起房县连绵的群山,淙淙的山溪,敦厚诚朴的山乡父老。1993年9月6日,应我们当年插队同学、现任房县税务局局长章寄汉的邀请,我和刘红果带着孩子一同重返第二故乡——房县。 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在迢迢的盘山公路上疾驰12个小时,抵达房县时已是万家灯火。第二天一早,我们相邀现仍在县城工作的几位武汉同学,去城南的烈士陵园扫祭寓平的墓。在当年跟随贺龙转战房县而牺牲的18位红军烈士墓后,在一片萋芳草中,我们寻到了寓平的坟墓,半人高的墓碑上镌刻着鲜红的字:“陈寓平烈士之墓”,他已经在这里安息了20多年,只有苍天、高山和青松陪伴着他,偶尔林中的小鸟来和他喃喃细语。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清扫了墓地的四周,燃起3柱熏香,烧了几刀冥钱,含泪默默吟道:寓平,你孤零零地躺在这里快20年了,今天,我们从武汉来看你来了……在烟雾和鞭屑灰烬中,我仿佛看到年轻、英俊的寓平笑着向我们款款走来…… 我泪眼模糊,心中一阵阵悸动,我呼号着“寓平,你走时太年轻,刚25岁,人生的花季,你还没来得及孝顺父母,还没来得及享受人生……”望着满目青山,松柏葱郁,我不由得回忆起20多年前与寓平风雨同行的日日夜夜…… 1968年隆冬,我们华中农学院附中52位同学,坚决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毅然选择了到艰苦的山区去锻炼。离开武汉的那一天,武昌南站红旗如海,人流如潮,广播里一个劲地播放“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歌曲,一场轰轰烈烈、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还没结束,我们就要告别父母兄妹,离家远行,不知道陌生的远方是凶,还是吉。火车一声长鸣将要离站,整个站台上叫声、喊声、哭声汇成一片,但我们去房县的52个同学没有一个落泪,因为这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第二天早上火车徐徐开进丹江口时,3000多军民冒着漫天大雪,手举语录本排着长队,敲锣打鼓地欢迎我们。他们不断高呼:“向武汉知青学习!向武汉知青致敬!”我们激动得热泪盈眶,背着行李,排着整齐的队伍,高唱着“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革命时代当尖兵”,雄纠纠、气昂昂地从欢迎的行列中穿过。 由于大雪纷飞、山路难行,我们在丹江口困守了几天。2月2日清晨,领我们去房县的工宣队王师傅叫醒了我们,说今天无论如何要离开丹江口。早饭后,他领着我们来到丹江边,成排成排绑着防滑链的汽车停在江边,车头挂着毛主席的画像,车厢全部蒙上帆布篷子防冻,我和寓平等20多位同学挤上第13号车。 汽车翻越武当山,盘山公路被白雪覆盖,山舞银蛇,抬头仰望不见青天,低头望下不见崖底,在寂静的山林中,除了车队隆隆的声响外,看不见一个人影。后来听阅马场中学的一群初中毕业生说,当时看见这一景象都吓哭了,他们才十五六岁,昨天还是在母亲身边撒娇的孩子。 汽车开到房县大木区时,只见路两边站着一些个子矮小的农民,穿着土布衣裳。叫人看得难受的是有的农民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瘤子,有的甚至两个,这是由于山区的水缺碘造成的。这时我们才真正醒悟:我们要去插队的地方恐怕不是军代表吹的:“天天都是白木耳煮稀饭,黑木耳遍地踩,1个工分值1块8毛。” 面对此情此景,工宣队王师傅为了使我们振作起来,带头领唱:“毛主席的战士最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 雄壮的歌声伴着呼啸的山风,在山林间飞场。一张张冻得红彤彤的脸,宛若燃烧的山火…… 从房县县城到宝石公社整整花了3天时间,从中坝山顶通到队上的小路,在风雪中早已没有了踪影,我们19名知青全是坐在地上往下滑,鞋子里灌满了雪水,浑身汗水,想起来那时我们太年轻,对什么都不在乎。 在我们插队的中畈小队里,农民们住的是一面靠山、三面是石头垒砌的房子,床上一年四季垫的都是凉席,有的人家仅有的一床破烂不堪的棉被。除了公社干部、小学教师穿的是缝纫机扎的衣裳外,农民们穿的全是用手一针一线缝制的土布衣,男的是对襟便服,女的是大襟便服。我们看了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每年冬天县政府总要拨一笔款子做一批救灾棉衣发下来,可是一到社员手里,冬天穿得好好的,春天一到,他们就把里面的棉花拆出来,成了夹衣,天气一热,又把夹衣拆开可以做两件单衣,这样年年发寒衣,年年满足不了需要。当年我穿的是一件灯芯绒上装,他们眼睛便盯住不放,用手摸着我的衣襟,羡慕地说:“好排场啊,这是料子呀?"有的人家穷得一家人穿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不出门的就围坐在火塘边烤火。当然这都是20多年前的情景,现在那些穷乡僻壤早已发生巨变。 山区水田少,坡地多,种的是包谷、小麦,逢年过节才吃一顿米饭。有的生产队是高山队,耕作的土地离村庄十几里,干活得天不亮就起来,把麦粉用冷水一和,放在锅灶上用大火炕,然后丢在灶膛里让余烬烤一烤,当地人叫“火烧馍”,即无盐,又无油,中餐就着山泉啃它充饥。还有一种干粮是将青包谷磨成水糊糊,用一种树叶铺在锅底,将包谷浆放在树叶上,里面包上菜,用大火炕烧,再丢在炉膛里烤,很可口。 第一年,我们点上4个男知青、2个女知青,天天出工,按工分值买粮,根本填不饱肚子。只得写信向家里要粮票,到公社粮站去买粮。头一年,公社按政策规定给每个知青配3两食油,6个月后配给的油也断了,每天只得煮菜吃,心慌得连山都爬不动。即便如此,我们还从安家费中抽一点钱为村里最穷的人家去买盐。在我们知青点,6个人犹如一个大家庭,收支及每天的三餐都由文静的陈寓平和他的女友曾庆定负责,他们起早摸黑地干,没有半句怨言。 每年的冬季一到,队里的男劳力都要上山扛石头修河坝,这是一项累活重活,呼呼的山风刮在脸上像刀割的一般,肩上扛块一百来斤的石头。寓平他们刚开始不得法,在陡坡上就像荡秋千,差点滚下崖,社员们告诉他们“抬石头要会喊号子、放步子,步子和号子不协调,就会摔跤。”寓平总是虚心地向社员们学习,无论是播种插秧,使牛耕地,打场堆垛,他样样在行。第一年我们宝石公社4个知青点19名知青,被评为郧阳地区知青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 1970年夏季,在武汉知青中的招工开始,犹如在平静的湖水中丢下一颗石子,在广大知青的思想上引起不小的波动。第一次来中坝区招工的是房县商业局,我们所在知青点被招工4人,3男1女,女的是寓平的女朋友曾庆定。寓平平静地对她说:“我来时就准备在山区扎根一辈子的,没想到还会招工,我们分开了不要紧,我们的心还是贴在一起的。” 第二批招工的是县教育局从知青中抽一批人去当教师。寓平被抽到中坝区中学任教。昔日热热闹闹的知青点,只剩下“黑五类”出身的我和狗为伴。公社领导将剩下的知青集中在一起办了一个知青农场,派几名老农给我们当师傅,搞起白木耳实验,还取得了成功。直到1971年夏,我才历尽艰辛招工回武汉。临走那天,寓平特地从中坝区赶回来为我送行,没想到这一次却是我与寓平的诀别。 一年一季花开又花落,不料1974年春天,我在武汉惊悉寓平因见义勇为、为保护战友和群众与坏人搏斗而牺牲的恶耗。那年他刚25岁,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们在武汉的同学闻讯后,赶到武昌大沙湖边的寓平家,去慰问他悲痛欲绝的父母和弟兄,才知道这一悲壮事件的详细经过。 1973年10月,房县教育局决定将陈寓平抽调到县教育局工作,当时他的女朋友曾庆定在县百货大楼工作。俩人憧憬着即将开始的幸福的新生活。县教育局领导为了培养寓平的工作能力,决定派他参加县委组织的“批林整风”工作组下乡锻炼。寓平所在的工作组有3个人,组长是县供销社的聂传启,还有县水电局会计谢福永,他们被分到沙河区的班河公社联盟大队。 在很短的时间里,寓平通过访贫问苦,迅速地掌握了全大队队员的基本情况。他坚持和广大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协助队里办起政治夜校,帮助社员们提高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寓平的父亲是武钢技校的教师,经常给寓平寄来大量的学习材料,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经常通宵达旦地在灯下写出一篇篇结合本大队实际的革命大批判文章。 1973年12月31日,白天他参加了公社召开的工作队队员会议,在回大队的路上与组长聂传启商量着来年如何抓好全队批林整风工作。 这天晚上,雪花飞舞,朔风呼啸,寒气袭人,寓平刚参加大队召开的治安会议,劳累一天的他连脚都顾不上洗就疲惫地倒在床上睡着了,同挤在一排床上的还有聂传启和谢福永。 谢福永是混进工作组的坏人,有严重的经济问题,随着“清查”风声日紧,他惴惴不安,前天提出请假回城,实际上是要回家销毁他贪污的罪证。因为工作组工作太忙,聂队长没有准假,谢福永怀疑自己的罪行已经暴露,顿生残杀聂队长的念头。 夜深人静,丧心病狂的谢福永操起早已准备好的砍柴刀,狠命地向熟睡中的聂队长砍去,聂队长在万般剧痛中踹醒了睡在他脚头的陈寓平,借着堂屋里火塘中的亮光,寓平一下子惊醒了,看见谢福永在杀人。他毫不迟疑地翻身下床,扑向凶手,想夺下他手中的刀,同时高声呼喊房东:“娄明秀,快来呀,老谢杀人了!” 兽性大发的谢福永挥刀向陈寓平砍去。此时的寓平,只穿着一身内衣裤,手无寸铁地与凶手扭打在一起,桌子踢翻了,板凳也倒了。凶手被寓平逼到墙角,谢福永像疯狗一般扑向寓平,砍断了他的右手掌,鲜血直涌,寓平忍着剧痛与凶手搏斗,最后终于夺下凶器,但不幸的是,当凶手又拿起一条扁担进行反扑时,退让的寓平不幸将右脚踏进身后的火塘,撞翻了吊在上面盛开水的瓦罐,将右脚烫伤。 谢福永拿着扁担步步后移,企图夺门逃跑,正碰见前来救人的刘金荣老奶奶,杀红了眼的凶手又举起扁担向刘金荣砍去,正在危急之际,遍体是伤的寓平,大喊一声:“住手!”凶手放开刘金荣老奶奶,又转身扑向寓平。由于寓平失血太多,早已力不从心。凶手趁势把他打倒在地,又猛砍几刀,可怜的寓平已毫无抵抗能力,昏死在沟边…… 这时队里的干部群众从睡梦中披衣赶来,当场抓住凶手谢福永,从沟里扶起生命垂危的寓平。贫协组长、大队党支部王书记紧紧抱住遍体鲜血的寓平,老泪纵横,命人回家取来一件新棉袄给寓平裹上。贫农张奶奶悲愤地喊道:“娃儿呀,你不要走啊,等奶奶做一顿饭菜给你送行,也让我心里舒服呀!" 公社医院的朱医生虽多方抢救,也挽回不了寓平的生命。在群众撕心裂肺的哭喊声中,寓平慢慢地睁开眼睛,突然盯住凶手谢福永,两眼射出愤怒的火焰,接着又将目光移到党支书王大爷脸上,微微张开嘴,想说什么又无气力,终于带着无限的留恋合上了双眼。 当晚县医院派来救护车将他连夜送到县教育局一间空房里。第二天教育局领导找来寓平的女友曾庆定,向她询问了寓平的家庭情况,然后将她领到隔壁房间里,打开门一看,只见寓平静静地躺在担架上。她惊呆了,欲哭无泪,跌跌撞撞冲出房门,迎面碰上前来吊唁的一位同学,不由得双腿一发抖,扑倒在地“哇”地一声大哭,用滚滚不尽的泪水倾吐她心中的酸甜苦辣,倾诉她对寓平君的深情。他们是青梅竹马、形影不离的恋人,现在他就这样蒙难去逝了。 当寓平牺牲的恶耗传到我们插队的中贩小队时,还在地里干活的社员们全惊呆了。队长华福成泣不成声地说:“多好的青年!当初他们6位知青从武汉来我们这穷山沟,不怕苦,不怕累,待我们如亲人一样,他们走了,我们一直总在想念他们……”女社员高建兰哭着说:“我丈夫长期在外搞三线建设,一次娃子生病,是寓平为我们请来医生,还为我们垫了医药费,我今生今世都要为他烧高香……” 寓平牺牲的恶耗传到他曾任教的麦浪坪小学,师生们嚎啕大哭。学校门前有一条湍急的河,住在高山队的小学生每天上学非得经过这条小河。每当多雨季节、山洪爆发,河上的木桥常被泛滥的洪水冲垮。为了学生们的安全,寓平和其他几位老师每天早上都守在河边,护送学生们过河,将自己从武汉带来的深筒胶靴让给女教师穿,自己只穿一双自编的草鞋,笑呵呵地背着娃娃们淌水过河,将他们一个个接来上课。他的学生们越哭越伤心,他们再也见不到陈老师了。 寓平生前的好友、同事们惊悉他的噩耗,从四面八方涌向县城,见他最后一面;武汉的同学们为他净身整容。中共房县县委县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数百个花圈摆满了会场内外,在刺骨的寒风中,留在房县的武汉同学抬着他的灵枢,将他安葬在城南烈士陵园的东坡上。 为了表彰陈寓平的英雄事迹,中共房县县委追授他“模范共青团员”光荣称号,根据寓平的生前要求,追认他为中共党员;向全县广大党员、团员及革命群众发出“向陈寓平同志学习”的号召。湖北省人民政府授予他“革命烈士”称号,1974年9月,《湖北日报》《长江日报》刊载了报道他英雄事迹的长篇通讯。还将他的事迹编写进湖北省初中语文教材。 根据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和有关法律,罪大恶极的凶手谢福永被处决。被砍成重伤的聂队长在治疗后已恢复了健康。1992年陈寓平烈士的墓迁到烈士陵园内,政府还举行了迁葬仪式,寓平的弟弟陈宽诚(现任武汉建筑集团二分公司总工程师)和仍在房县工作的同学参加了迁葬仪式。 年年的清明节,总有一群群的红领巾和中学生,抬着花圈来寓平的墓前扫祭。仍在房县工作的章寄汉等同学,每一个清明节都要来寓平墓前送一束鲜花,代表我们当年来房县的52个华农附中的知青表达哀思。 此时,我们站在南山上,俯瞰整个房县山城,青山依旧,绿水长流,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下,这座号称房陵州的老城,也走出封闭、贫困,焕发了青春,在这块贫穷而又秀丽的土地上浸透着我们的好兄弟陈寓平的血,也有我们当年上千武汉知青的汗水。 寓平,今天我们带着孩子千里迢迢来看你,可我们再也见不到你的笑脸,再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今生我们再难以相聚。我咬开酒瓶的瓶盖,将我们满腔思念之情洒泼在你的坟上、碑前,我们仿佛听到你当年坚毅的声音:“我既然来了,就不走了,在房县扎根一辈子!” 山谷似乎回应着你年轻的声音。 酒液如泉,泪花如雨,青春无价,青春无悔。 安息吧,寓平君! (作者黄景炎,女,华中农学院附中66届高中毕业生,1969年初去房县中坝区宝石公社插队,回城后在武汉内燃机厂工作。) (责编 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