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么到酒吧间去当女招待，要么自谋生路，再要我们供你读书是不可能的！”干妈冰冷的话语声色俱厉，一直在她耳边轰响。大半年前，日寇侵华，飞机轰炸广州，战火烧进来了，她正在读初三的在家乡中山县的学校被迫停课。之前，为了逃避被父亲卖给人做童养媳，徐嘉住在学校，平时兼做些图书阅览室的琐事，换得在学校免费食宿。战火一起，父亲竟背着她顾自带着两个小老婆逃难去了澳门。想起母亲临终，流着泪给了学校老师一个金手链、两只金戒指，求他们帮助学习成绩排名第二的女儿上学，徐嘉就去求老师家带她一起走，认他家女主人为“干妈”。好同学徐漱华一家帮着求情，慌乱中收拾逃难的几家人就一起上路了。 从中山途经澳门换乘轮船到上海，在船上住在底层的统舱里，大海茫茫，前程未卜，徐嘉内心从未有过的孤寂和惆怅，常常以泪洗面。当时上海还没被日寇完全占领，他们在被称作孤岛的英法租界住了下来。徐嘉在家里做了大半年小佣人，干妈觉得她已长成有生财之道的少女，就要她去酒吧做女招待。 她看着流淌着的黄浦江，想到父亲竟然在炮声中扔下她不辞而别，想到妈妈30来岁被抛弃，在重病中去世的悲惨命运。妈妈生前常给女儿讲女状元、花木兰、穆桂英，小时候还常给她女扮男装，巴不得把她变成个男孩。妈妈唯一的愿望就是要女儿争口气，读好书不受男人的气。现在，如果死了还怎么争气！不远千里来到上海，就是为了跳到黄浦江喂大鱼吗？！难道我要重复妈妈的悲惨吗？不行，要生存，要活下去！她想到了唯一的希望，和她一起从中山逃难来上海的同学徐漱华。跑到徐家，徐漱华姐妹听了她的哭诉，妹妹徐沁华当晚就去找了她熟识的报童学校老师单毓秀大姐，得到单大姐和学校领导的支持。当晚三人挤在一铺，第二天徐沁华便把徐嘉带到报童学校。 1937年8月13日，侵华日军进攻上海，上海市郊难民涌入租界，救济团体办了50多所难民收容所。难民中还有一些卖报的，是自食其力的报童，但他们仍住在收容所里。在地下党的支持下，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在上海创办了10所报童学校，将受日军压迫的失学报童组织起来，成为一支有爱国主义政治觉悟的战斗队。徐嘉在这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早在“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陶行知先生在上海《申报》“自由谈”专栏上，发表了《古庙敲钟录》教育小说，提出了挽救民族危机，要在全国试行“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生活教育主张。1932年10月1日，一所提倡抗日救国、半工半读的新型学校------山海工学团，在上海郊区宝山县大场孟家木桥开学。山海工学团是陶行知先生教育学说的试验场所，也是我地下党组织进行革命活动和统战工作的据点。 陶行知先生推行“小先生”制，工学团四年级以上的小学生都要当小先生，他们在学校里帮助低年级小朋友学习并参加学校管理，放学回家后教自己的父母和农友识字。家里的饭桌，弄堂的墙边，农田的地埂，到处是小先生的课堂。陶行知亲自给小先生写了《小先生歌》： 我是小学生，变作小先生，粉碎那私有知识，要把时代划分。我是小先生，教书不害耕，你没有功夫来学，我教你在牛背上哼。我是小先生，看见鸟笼头昏，爱把小鸟放出，飞向森林投奔。我是小先生，这样指导学生，“学会了赶快去教人，教了又来做学生。” 我是小先生，热心好比火山喷，生来不怕碰钉子，碰了一根化一根。我是小先生，爱与病魔作斗争，肃清苍蝇与疟蚊，好叫人间不发瘟。我是小先生，填平害人坑，把帝国主义推倒，活捉妖怪一口吞。我是小先生，要与众人谋生，上天无路造条路，入地无门开扇门。 “小先生”活动在少年儿童中广泛传播，蔓延开来。徐嘉在报童学校，每天都做“小先生”，课本是陶行知先生编的《老少通千字诗》，报纸更是活的教材。老师给大家讲解，组织讨论。小先生们会的教不会的，程度高的教程度低的。徐嘉在无家可归、一无所有的时候被报童学校接纳，单毓秀大姐像亲姐妹一样，省吃俭用接济她基本的穿用，帮她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由于她已是初中毕业生，有一定文化基础，单大姐要求她边学边教边做，做小先生，教报童唱抗日救亡歌曲，在老师指导下，边学边做中文打字工作，还边学边做供出口外国的小儿绒线衣。她开始体会到报童学校是团以保生的组织，是生存有保障的和谐友爱的大家庭，老师们都是她敬仰的大哥大姐，他们过着艰苦清贫的生活，但对祖国、对人民、对报童充满赤子的热爱和园丁的辛勤，是自己学习的榜样。  徐嘉也和报童一起走街串巷卖报，和大家一起唱报童学校的校歌：“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耐寒耐饥的满街跑，吃不饱，睡不好，痛苦的生活向谁告，总有一天光明会来到......”唱着唱着，她想起老师在课堂上既教文化又讲抗日的道理，而且，谁是谁的好朋友就把座位靠近，心情舒朗起来。 当时，地下党在报童学校基础上，举办了几次报童教师进修学习班，通过学习和工作锻炼，培养发展党员，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单毓秀就是这样被发展为共产党员的。教师中的党员不断启发报童中一些有文化基础同学的觉悟，徐嘉常和单毓秀说妈妈生前被父亲欺辱抛弃的血泪史，妈妈的叮嘱：有文化，有谋生本领，女人就不会受男人的气。单大姐说，女人是要争解放，要与男人一样平等地生活，但指望靠个人奋斗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把广大妇女团结起来，还要和同情支持我们的男人团结起来，从根本上创造一个新的平等的世界。当前特别要团结起来争取抗日救亡，民族解放，不当亡国奴。单毓秀经常借一些进步书籍给她，徐嘉被那些书里的人物和故事深深吸引着，尤其她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后，知道苦难的祖国，有一个伟大的党，有着令人向往的红色革命根据地和让人十分敬佩的革命女战士，她心中好像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前方有一束光在引领，决心要走中国共产党指引的道路，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 上海泉漳会馆是近代福建商人的一个同乡、同业组织，靠华侨的资助，1922年创办了泉漳中学，校址在泉漳别墅内(今南园,龙华东路800号）,为一砖木结构两层旧式楼房,学校分初中、高中两部,学生大多住宿。开始是供泉州、漳州籍子弟上学，后也收其他籍学生。学校一度人丁兴旺。1936年,学生100余人,教职员工27人。中学的设置,有“免费生”、“工读生”等区别,对同乡子弟自然有很多优待,闽南学子远道而来就读的很多。泉漳中学在发展中波折连连,这与学校同共产党组织的关系密切有关。学校中许多师生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28—1929年,校内建有教师党支部。1929年11月18日,中共江苏省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校内举行,会期9天。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李富春、康生、向忠发、项英等参加了会议,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作了《政治报告》。上海的革命团体“左联”、“社联”、“青年文联”等也经常在泉漳中学举行会议。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39年6月，徐嘉通过报童学校校长朱泽甫找陈鹤琴先生介绍，到泉漳中学免费读高中一年级，在那里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经组织考察，徐嘉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那一年，她16岁，距她从广东逃难来上海，仅仅一年多。 1939年,泉漳中学重建支部时,党员数达30人。从1940年至1941年，17岁的共产党员徐嘉担任了泉漳中学地下党第三任党支部书记，在前两任支部书记工作的基础上，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向根据地输送干部。从1929年至1941年,泉漳中学为中国共产党培养输送了50名干部。 晚年的徐嘉曾和当年一起共事的老同志回忆，那时，这些自己还是高中生的党支部领导成员，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开展了各种宣传教育群众的活动------ 重视学生会活动，设立全校性的学习、康乐、壁报、歌咏、文艺、木刻、新文学等专业活动组织，把有各种兴趣爱好和特长的同学都吸收进来。歌咏、壁报能及时反映形势，激发抗日热情。《流亡三部曲》《毕业歌》《大刀进行曲》《游击队之歌》《黄河大合唱》等歌声常常在校园响起，扣人心弦。每周学校举行一次纪念周会，师生登台演讲，揭露日寇暴行，歌颂民族正气，指明抗日前途，在学校造成很大影响。 在寒暑假期间继续保持和同学们的联系，举办各种假期培训班，如无线电、看护、歌咏、戏剧等。用课桌板凳拼凑成一个小小的舞台，演出抗日题材的活报剧，歌舞剧。还组织参观工厂等，接触工人群众，增长生产知识。组织观看过上海唯一一家放映苏联影片的杜美大戏院的影片，使同学们形象地看到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风貌。 徐嘉小学时在广州市表演比赛得到全省学生舞蹈先进奖 开展读书活动，以学协的名义组织大批积极分子设立流动图书馆，组织读书会，传阅进步书刊，定期学习讨论。当时校内传阅的书刊很多，斯诺的《西行漫记》，高尔基的《三部曲》，苏联文艺《士敏土》《巧克力》《铁流》《毁灭》，鲁迅、茅盾、郭沫若的著作，还有反映一二九运动的《新生代》等。政治方面的书刊有《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社会科学基础教程》《论青年修养》《大众哲学》等。对初中低年级同学，组织他们阅读《秃秃大王》《小瘌痢》。书刊对同学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大家看的如饥似渴。 开展交知心朋友的活动。党支部要求党员、学协成员与周围同学交知心朋友，沟通思想，在生活上团结互助、相互支持，形成助人为乐的气氛。使同学们走进校门就感觉走进了革命的大家庭，被同龄人兄弟姐妹般的友情所温暖。 由于泉漳中学的进步倾向，汪伪势力欲迫使迁校以拖垮之。党支部在1939年底和1940年3月召开了两次讨汪大会，与日寇和汪伪针锋相对斗争。1940年5月，干玉香等女同学发起，党支部积极支持组织开展了街头慰问抗日军队的活动，女同学们用自己亲手扎的纸花取得一笔市民义务捐款，通过中学生杂志社转送给了新四军。  1983年徐嘉在江苏省丝绸工业公司经理任上离休。2004年因病去世，享年81岁。 作者简介：  孙小琪，曾任《现代家庭》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出版散文随笔集《心向远方》《不曾出了轨道》等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