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共中央在1921年夏至1933年初长期驻沪（曾短暂迁往北京、广州、武汉），所以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多创办于黄浦江畔，生动演绎了海派文化善于创新、引领潮流、追求卓越的特质。 《向导》： “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 1922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曾讨论党报问题；8月，中共中央在西湖会议上决定创办一份权威性的刊物，广泛宣传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9月13日，第一份公开发行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在上海问世，系周刊，为16开本，总发行所设于上海老西门肇浜路兰发里（今复兴东路1047弄）3号（原建筑已不存）。创刊号的《本报宣言》指出：“现在的中国，军阀的内乱固然是和平统一与自由最大的障碍，而国际帝国主义的外患，在政治上在经济上，更是钳制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自由发展的恶魔”“本报同人依据以上全国真正的民意及政治经济的事实所要求，谨以统一、和平、自由、独立四个标语呼号于国民之前”。 蔡和森主编《向导》近3年，以顽强的精神克服经济拮据等困难，坚持出刊。该刊起初是依照稿件内容排列，他出于增强针对性和突出重点的考虑，相继开辟“时事评论”“寸铁”“各地通讯”“余录”“什么话”等栏目。同时，他还动笔撰写了大量政论、时评（仅署名“和森”的便达130余篇），无论是五六千字的长文，还是数百字的短稿，都能抓住现实中的重要问题或典型事例作具体分析。 蔡和森常去工厂虚心听取大家的建议和批评；为了及时反映读者的要求和呼声，他特意在《向导》增设“读者之声”栏目。该刊积极向民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并努力使之深入人心；而民众对该刊的热忱支持，又成为它在困境中坚持出版的坚强后盾。该刊被誉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发行量从起初的3000余份，逐渐上升至数万份。当年，李立三曾这样评价：“《向导》的功绩，正是和森同志在中国革命中表现的极大的功绩。” 由于险恶环境所迫，《向导》在上海出版前5期后，编辑部不得不辗转北京、广州、上海、武汉等地，发行范围也扩大到许多大中城市，并在巴黎、柏林也有销售。1925年10月，蔡和森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会议，随即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向导》由彭述之主编，郑超麟承担具体编辑事务；1927年春，编辑部从上海迁至武汉，《向导》由瞿秋白主编，羊牧之协助编辑，有老同志回忆说最高发行量曾达10万份，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停刊，共出版201期。 《向导》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反对封建军阀、支持工农运动，经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全过程，见证了这个历史时期党的发展。 《热血日报》： “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万”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及时揭露帝国主义的暴行，鼓舞民众的斗志，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公开出版一份日报。瞿秋白率领相关同志通过紧张忙碌，仅数日就完成了筹备。 1925年6月4日，《热血日报》在上海创刊，由瞿秋白担任主编，沈泽民、何公超和郑超麟等参与编辑工作。瞿秋白在发刊词中宣告：“现在全上海市民的热血，已被外人的枪弹烧得沸腾到顶点了……现世界强者占有冷的铁，而我们弱者只有热的血，然而我们心中果然有热的血，不愁将来手中没有冷的铁，热的血一旦得着冷的铁，便是强者之末运。” 《热血日报》系4开4版，采用铅印，每期约1.2万字。该报政治性、鼓动性比较强：第一、二版的“本埠要闻”“国内要闻”“紧要消息”栏目，多登载各报回避或忽视的新闻；第三版的“国际要闻”栏目，专门报道苏联和各国工人阶级对中国人民同情、支持的消息；第四版的“呼声”副刊，主要发表短评、杂文和文艺作品等，其中既有对错误言论的批判，也有对可耻行径的讽刺。 《热血日报》登载的社论，大多出自瞿秋白之手，如《工商学联合会与上海市民》《上海总商会究竟要的什么？》《谁是敌，谁是友？》《五卅惨案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针对性都很强，说理非常透彻。 在主编《热血日报》期间，瞿秋白正被上海租界当局“通缉”，但他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废寝忘食地投入办报工作。他的妻子杨之华在《回忆秋白》中谈道：《热血日报》社址是一间客堂，室内陈设非常简陋，中间放一张白木长桌，四周摆着几条长板凳。当时天气很热，白天瞿秋白在闷人的房内认真撰写文章、编辑新闻和校对、组版，忙得汗流浃背；晚上，他还要听取记者们的汇报，并组织写稿。每当发现重大问题，瞿秋白总是走到工人群众中去，亲自核实材料，然后才见报。那时，尽管工作非常辛苦，他却对妻子杨之华说：“这样工作比在大学讲台上讲课要有效得多。” 有一次，瞿秋白外出办事，瞧见一个工人正在看《商报》，便与之交谈，对方诉苦说：“没有合适工人看的报纸，现在报纸都看不懂。”他从中受到启发，在编报时力求文字浅易、注重使用口语或方言；文章的观点开门见山、篇幅能短则短，使工人有空看、看得懂。此外，他还发表了许多民间小调、说唱，它们通俗生动，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迅速被大家传唱。 《热血日报》是党创办的第一份日报，在五卅运动中有很大的影响。该报曾在启事中透露：“出版十期，销数即达三万，投稿通信与亲来接洽者，日以百计。”该报从第二期起，在报头旁标明通讯处为“北浙江路华兴坊五六七号转”；从第十二期起，标明社址为“上海北浙江路华兴路五十六号”，北浙江路即今浙江北路，华兴坊后为华兴路64弄。 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扼杀，《热血日报》于6月27日出版第二十四期后被迫停刊，但它的革命宣传已产生了很大影响。 《布尔塞维克》： “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 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选出以瞿秋白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不久，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回上海，因《向导》已被迫停办，遂开始筹划秘密出版新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 10月22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举行会议，正式决定在沪创办综合性的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由瞿秋白、罗亦农、邓中夏、王若飞、郑超麟组成编委会，并由瞿秋白担任编委会主任（主编）；11月14日，又决定设立中央党报编辑委员会，增加蔡和森、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张太雷等21人为编委。 《布尔塞维克》第一期于10月24日问世，刊名由瞿秋白亲笔题写；编辑部设于上海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此系“假三层”砖木结构新式里弄住宅。瞿秋白在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同时，负责编辑《布尔塞维克》，决心使它成为“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指针”；他每周必从位于福煦路（今延安中路）的寓所前往编辑部，与大家一起商量选题、筛选稿件。 《布尔塞维克》是在中国革命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之际创办的，先后开辟过10余个栏目；为了防备敌人破坏，曾以伪装封面印行，曾经用过《中国文化史》《中国古史考》《经济月刊》《平民》《虹》等刊头。 该刊以大量篇幅宣传党制定的实现土地革命和工农武装暴动的总方针，如第一卷第二十五期发表的《湘南、湘东、赣西革命势力之扩展》，介绍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报道朱德率领南昌起义的部分队伍上井冈山，赞扬井冈山会师和根据地发展使革命“势力所及之地”“敌人都不敢正视”。该刊还及时登载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指示，转载共产国际的文件，发表探讨、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文章，成为党的重要政治宣传阵地。那时，毛泽东曾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要求寄送《布尔塞维克》等，并称“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 《布尔塞维克》从创刊至1932年7月，共出版52期；担任过编委会主任的还有蔡和森、李立三、张闻天等。因环境险恶，它逐渐改成半月刊、月刊、不定期刊，并由16开本改为32开本；编辑部设在亨昌里的15个月中，共出版31期，占60%。当年，该刊如一股清风，吹散了大革命失败后读者胸中郁积的块垒；又似一盏“暗夜明灯”，照亮了人们前进的道路。 《红旗周报》： 最早提出“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 1931年2月17日，张闻天从苏联莫斯科回国抵达上海；3月初，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后又成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他根据开展革命宣传的需要，及时对党报工作进行调整。3月9日，他主编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周报》在沪创刊。 《红旗周报》的前身是《红旗》和《红旗日报》。《红旗》于1928年11月20日在沪创刊，由中共中央宣传部负责，开始是周刊，从第二十四期起改成三日刊，初为16开本，后改成32开本、8开本，至1930年8月2日共出版126期。1930年8月15日，《红旗》与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上海报》（1929年4月17日创刊，由李求实主编，为4开4版日报，共出版385期）合并为《红旗日报》，4开4版，注明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至1931年2月14日改成“中国共产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报”；《红旗日报》主编先后为潘文育、王稼祥，采访部主任是潘汉年，常撰稿的有李立三、关向应、张闻天等，该报从多方面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受到党内外的欢迎，问世不满一个月发行数即达1.2万份以上，后因印刷所连续遭敌人破坏，难以正常印行，于3月8日停刊，共出版182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果断决定将《红旗日报》停刊，改出秘密发行的《红旗周报》。 《红旗周报》创刊号发表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法令草案》和《击破国民党进攻红军的新计划》等文章。而且，在相当于发刊词的《本报编者给读者的信》中呼吁：“亲爱的读者，为了维护苏维埃政权、推倒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而斗争呵！”该报主要刊登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决议、政策、通电、宣言等，转载共产国际的文件，报道苏联和各国共产党的消息，反映国内外政治形势发展状况，指导全党工作的开展。《红旗周报》所开辟的“蓬蓬勃勃的中国苏维埃运动”专栏尤其受读者关注，曾登载大量通讯，介绍革命根据地各方面的情况，如张闻天在1932年7月10日署名“洛甫”发表的《苏维埃政府怎样为粮食问题的解决而斗争》，综合几个苏区的文件和报告中的典型材料，生动阐述了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能够不断发展的充分依据。值得一提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周恩来在10月21日出版的《红旗周报》上发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们党当前任务》，其中最早提出“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这使“义勇军”的名称传播开来；此后，中共满洲省委决定“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并先后派出200多名党、团员到各地组织或协助创建义勇军。 由于白色恐怖严重，《红旗周报》常面临危险，但张闻天无所畏惧，尽力保证它的正常出版。《红旗周报》第一期至第九期，为8开版报纸；从第十期起，改成32开本书籍形式，出于掩护发行需要，曾陆续采用过《实业周报》《时代周报》《摩登周报》《佛学研究》《平民》《现代生活》《建筑界》等16种伪装封面。 为了使《红旗周报》等能顺利印行，中共中央1931年春租用上海齐物浦路元兴里两幢紧挨的楼房（今周家嘴路998弄146-148号），一幢设秘密印刷厂，一幢设进行掩护的绸布庄，由钱之光具体负责。不久，由于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要职的顾顺章叛变，秘密印刷厂转移到上海梅白克路（今新昌路）99号，一楼开烟杂店，常由“老板”钱之光观察外面动静，二楼作为宿舍，三楼用于排字、印刷和装订。 因白色恐怖严重，张闻天不得不屡次变换寓所。在1932年，他大部分时间居住于上海爱文义路平和里（今北京西路239弄）27号；至11月，转移到坐落于跑马厅西南侧的马立斯新村（今重庆北路216弄）。其间，他除了埋头工作，还以“洛甫”“平江”“歌特”等化名发表百余篇文章。1933年1月，他随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进入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红旗周报》坚持办到翌年3月1日，共出版64期，另有附刊13期；该报不仅起到重要的“喉舌”作用，还对昔日党在苏区和国统区的工作进行了完整的记录，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其他中央机关报刊 除了上述党报党刊外，还有一些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也曾在上海出版。 《前锋》于1923年7月1日在沪创刊，为了蒙蔽敌人，假托在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陈独秀、张太雷、向警予等为主要撰稿人。该刊主要分析和探讨中国革命问题，宣传中共三大制定的方针、策略；每期辟有“寸铁”栏目，以短小精悍的文字揭露时政弊端。1924年2月1日，出至第三期停刊。 《中国共产党党报》于1923年11月30日在沪创刊，由陈独秀主编，期刊不定。至1924年5月，已编印4期，其中第一期是中共三届一中全会文件，第三、四期是1924年5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文件。具体停刊日期不详。 《中央政治通讯》（也称《中央通讯》）于1926年9月在武汉创刊，翌年11月迁到上海。该刊初为供“中央局负责同志及重要区域负责书记了解各方面工作情形及决定政策时之参考”的“党内最机密最重要的政治刊物”，后改成党内公开刊物，主要登载中共中央文件、工作总结、各地通讯，包括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各地工农武装暴动的材料。1928年7月停刊，共出版30期。 《党的生活》于1929年1月1日在上海创刊，初为不定期刊，出至第六期后改成半月刊。该刊主要登载党内对中国革命道路进行讨论的文章，也有对右倾思想观点的批判；主要撰稿人有李立三、刘少奇、邓颖超、余鸿泽等。1930年6月15日停刊，共出版11期。 《实话》于1930年10月30日在上海创刊，系理论性报纸，由王稼祥主编。登载的主要内容为中共中央决议、宣言、通告，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文件，阐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文章。1931年3月5日停刊。 《斗争》于1932年1月21日在上海创刊，系油印的不定期刊，16开本，曾由张闻天主编；中共中央机关迁离上海后，该刊仍在上海出版，内容以中共中央文件、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文章为主，1935年7月5日停刊，共出版79期，被称为“上海版”。顺便一提，1933年2月4日，江西瑞金也曾印行《斗争》，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刊物，系铅印的旬刊，16开本，1934年9月30日休刊，共出版73期，被称为“苏区版”；红军抵达陕北后，1935年11月21日，《斗争》接续“苏区版”期号在延安印行，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机关刊物，后改成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系周刊，32开本，共出版54期，被称为“西北版”（1937年3月19日终刊）。 在上海创办或出版的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报刊中，有的敢为人先，有的策划精湛，有的编排考究，有的奋力开拓，它们坚持了鲜明的政治立场和办刊宗旨，也奠定了党报党刊的优良传统。 （作者为第十二届上海市政协文史委委员）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