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些知青来说，自我改造只是将自己投入火热的革命运动的第一步。仗着怎么也比当地农民多一点的文化知识，以及在城市里经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身在农村，尤其是插队的知青似乎看到了带领农民同谋幸福，共奔共产主义的前景。

     上海青浦赴近郊插队的知青冯正平当时担任了记工员，亲身参加了“大寨式评分”（冯正平：九安随笔 大寨式评分）。评分为什么要“大寨式”？因为这种“大寨式的集体出工、集体劳动的形式可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消灭私有制观念。”

 我把记工分的详细账目贴在墙上公布出来，自以为工分 账记得准确无误，谁知道社员们像炸了锅似的，吵吵嚷嚷，闹 个不停。一位男社员叼着香烟对我说：“七月五日下午，顾金奎家有客人来，回家招待客人了，你怎么记他全天出工。”我赶紧去问顾金奎，他承认这件事，我急忙改正；我从心底里佩服社员们的记忆力和互相监督的本领，我不太清楚的，社员却记得一清二楚。

大寨并不好学，作者在当好记工员的同时还主动学习社员的“记忆力和互相监督的本领”。

 评工分在生产队会议室进行，大寨式评分的时段，一般按农忙与农闲来区分，农忙时工分高一点，男社员可以高达每天 十四分，女社员可达到十二分；农闲时男社员十二分，女社员 十分。评分的顺序是先自报，再互评，最后队长拍板。农忙结束了， 先评绝大多数毫无争议的强劳力男女社员，再评半劳力的青少年，最后评有争议的社员。顾三宝干活不怎么样，还有丢三落四的毛病，然而却是个凶狠的人。最后队长说：“三宝这次就拿十四分吧，但是 你还要继续努力赶上其他社员！”才算勉强通过，也保全了他的面子。不一会儿，又有二个女社员争吵起来，争吵声从小声到大闹，从脸红耳赤到抓人头发，最后在大家的劝阻和调解下，给二人评了同样工分才得以平息。

评工分牵涉到的可是社员的切身利益，没人会不认真，尤其是碰到一些“刺头”。但工作总算是在进行下去，作者自己也有不少的感慨。不过作为知青，作者算是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特长，有意无意地带领社员走上“农业学大寨”的“康庄大道”。

与上例相比，下面案例中的主人公，原上海赴黑龙江插队知青杜晓政的工作就要自觉得多，甚至有些惊心动魄（摘自《分粮》，作者杜晓政）： 

一九七六年春天，县委刘殿滨书记由公社蔡书记陪同下来到了小杨户生产队。在一块早稻田他们问生产队队长老杨头这里亩产能打多少斤稻。从未见过县委书记的老杨头揪下了一株稻穗在手掌里搓了搓，瞇起眼腈数了数稻粒，就冒高说能产1200斤。刘书记高兴地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记录下来。收稻时公粮征购任务下來了，每亩交公粮800斤，留400斤作口粮。可那年实际亩产只有700斤，全交掉都不够。

当时我在小杨户蹲点，老杨头来找我商量，我说你不是说每亩打1200斤稻吗?老杨头说不敢讲实话怕被扣上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帽子，我让老杨头陪我去农民家一家家查看，条件稍好一点的吃地瓜干粥，差一点的就吃地瓜叶子。我将查看后的结果记在工作手冊上。老杨头催问我怎么办?说一切听我的。我叫他通知大伙回家休息，半夜12点到晒粮场分粮。半夜晒粮场点上了明晃晃的电灯，家家户户拿着麻袋脸上带着微笑来了，称粮的，记帐的忙的不一乐乎。谁知刘书记和公社书记从草庙集镇回梁园路过小杨户看见晒粮场上电灯、人群,一问什么都明白了，追查是谁在破坏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我说是我让分的粮。公社蔡书记把脸一沉，一摆手，几个民兵上来把我五花大绑的捆起來押往公社。在公社刘书记叫我跪下来，我不服，我分粮的动机是为了农民家家有饭吃。挨了两枪托后，我高声喊到，除非你们把我弄死了，否则我要上省里告状，不行上中央。

作者告诉刘书记他是做过调查的，有记录。刘书记楞了一下，问这个杜晓政是什么人。当他得知是上海的下乡知青后，马上给松了绑。他仔细地看了记录，又听他一五一十地叙述了经过，沉思了半天说“那就免了交这季的公粮吧!” 杜晓政回到小杨戶时天都快大亮了，全村老老小小都在村口迎接他。“当我把这季免交公粮的消息告诉大家后宣布到晒粮场继续分粮!小杨户沸腾了!分完粮后家家户户拉我回家吃饭，最后我在老杨头家吃的饭，老杨头老婆蒸的咸鸭子，炒鸡蛋，我们还喝了八角一分一斤的地瓜干酒，抽了胜利牌香烟。”

看见没有，在某些情况下，为乡亲谋福利并不容易，有时还要冒风险。还好，“知青”这块牌子在当地领导得心中有分量，这才有了最后作者和老杨头一起喝酒吃饭，抽“胜利牌香烟”！

    跟杜晓政满足了当地农民的一时之需相比，赴大盈江农场的昆明知青邓启耀等知青走得有点奇怪（摘自“山寨版人类学”作者邓启耀）：

 盈江县即将成立人民公社。我们来的时候，全县还只是合作社，比内地落后十余年。按照政治教科书的说法，我们知道农村应该沿着单干—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方向发展。眼下，要从合作社迈进到人民公社了，之前听说过的历史，竟然要亲身参与创造，免不了有些激动，产生了一种历史穿越者的幻觉。

 傣族乡亲没有那么激动，因为他们早已见识过了。1958年，提出的口号更让人激动呢，那就是要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吃饭不要钱，放开肚皮吃，供销社（商店）的东西也可以随便拿。老乡告诉我们，那个时候呀，供销社的东西，不到一天就被哄抢光。山上的人带着长刀和背篓下来背米，不给就拔刀，说共产主义了！三天，共产主义只实现了三天，就搞不下去了。沉默十年后，不知哪一股革命力量的推动，再次加快了蛮荒边地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步伐。

 现在回想起来，为什么在知青到来一个月，就掀起了成立人民公社的热潮，应该有一股外来的推力。就像广云，既然可以在一个知青户做乌托邦实验，为什么不可以在一个县推进这种新生事物呢？革命青年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志向，何止会限于一个村，一个县，一个国家。不久以后，越过边境，参加缅甸共产党武装，立志搞世界革命的知青，都一大把呢！正如后来我们知道的，已经有知青，进入了县革命委员会的核心层。在推动成立人民公社这个政治运动中，这一类知青，恐怕就是那个“托”。

 乡亲们想的很实际，他们盘算的是，蛮胆老寨和新寨要合并为一个生产队，辛辛苦苦养的鸡、养的猪、养的牛，怎么办？又要“共”了吗？

邓启耀不知道乡亲们是怎样讨论明白这个问题的。但老寨比新寨富裕，好东西不能就这么“共”掉，是大家的共识。趁并社还没有成为事实，当地公社杀掉了很多鸡和猪和一条牛，全寨放开大吃一顿。对此，邓启耀是什么态度呢？“我们也参加吃了，没有反对”。这些知青的经历似乎前后矛盾。前面要领着乡亲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后面当乡亲们出于“小农意识”狂杀牲口以“迎接人民公社到来”时，他们也没有反对。可见，真要把革命理想变成现实，不完全找准方向，单纯地与当地乡亲“同心干”有时要打点折扣。

下面这位到陝北插队的北京知青王克明带领乡亲闹革命干得似乎更顺理成章（摘自  “风风火火的阶级斗争”，作者王克明，原载熊景明、宋永毅、余国良主编的《中外学者谈文革》一书）： 

 村干部希望知青能給余家沟做些事，便推荐表现突出的作者当队干部。王克明于是积极地投入当时的「农业学大寨」运动。他知道学大寨不是农民自愿，于是开展“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动员，从上往下地強制推行。这在当时叫「抓革命、促生产」。

我当了大队书记后，选择改变余家沟落后面貌的捷径是打一座大坝，造出百亩坝田。但这得淹掉我生活那个自然村的二十多亩稳产地和所有人家的自留菜地，以及沟底的那个石坑水井，有损众人利益，多数村民反对。因此我回北京动员来了余家沟的第二批北京知青。知青力量的增强，压制了反对的声音，成为余家沟积极学大寨的重要条件。仍是以知青力量为主，为打坝工程成立了学习宣传、经济管理、技术等各种领导小组，还把“党小组”建立在基建队上，用“严格的纪律制度”建立规矩。

村民不满利益受损，说“大队要夺小队的权”、“党支部对人民群众专政”。我却坚持越大越重要的原则: 打坝是生产大队一级的利益，比各小队重要，小队又比每户农民的利益重要。打坝总结材料里写道:“ 越坚持斗争哲学，越把工作搞得‘硬’，才越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归根结底，伤害的不是社会主义大家业的利益，而只是个人的或小集体的利益。”伤害有理了。

王克明在队干会、社员会上反复强调打坝“最符合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说小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是“右倾保守、路线斗争、资本主义倾向、邪气、奇谈怪论”等，甚至把开荒生产的原始农业倾向也批判为资本主义倾向。知青们还组织文艺演出，自编自演打坝内容的眉户剧，在剧情中把打坝写成阶级斗争、路线斗争。作者画上鬍子在戏里演“走资派”。制造政治压力，目的是让农民“提高觉悟”、“斗私批修”，放弃对个人权利的关注，改为对根本利益的热爱。终于得到村民的基本认可后，作者决心“扎根农村，改变村庄落后面貌”。

 当然，他还是有底线的。再看下文：

 打坝那年秋季征粮时，上级规定村民人均口粮不得超过280斤，超过必须上缴，把农民都愁死了。我一算，平均每月23斤原粮，连糠带麸。年人均只有200来斤成品粮，平均每月才十几斤。而且土豆红薯也算在里面，5斤抵1斤粮食，这明摆着让大家饿肚子。我和知青们坚决反对，要求少缴公购粮，多留口粮。愈大愈重要的原则不能用于让农民饿肚子，这是我们的底线。我为村里预算的口粮是人均500斤原粮，勉强能够吃。那年上面最终没有强迫多交公购粮。    

 在上例中，当上了大队支部书记的王克明既“抓革命”，还“促生产”，又没忘村民的基本利益。从自我改造的角度讲，他既“在游泳中学会游泳”，又在“农业学大寨”的道路中实现“兼济天下”，这在当时，倒也难能可贵。

以上知青在“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并未止步于个人进步，他们有知识，有情怀，在改造了主观世界的同时还在尽力去改造客观世界。我忽发奇想，如果条件允许，这些知青会不会真领着老乡走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康庄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