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秋，父亲和杜夫、沈刻丁等人，先后赴苏南参加新四军，父亲到苏南的第一件事，是参加《太湖报》的筹备，《太湖报》是太滆中心县委的机关报，由田树凡、朱赤、和父亲三人筹备。

1941年起，日本鬼子为了发动太平洋战争，从中国战区抽调兵力，为了保卫已经占领的大城市和铁路运输线，在苏南地区的南京到上海铁路沿线，修筑了将近1000华里的竹篱笆，在竹篱笆内实行保甲制度，并实行连坐，只要有一个人支援共产党，十户人全部受牵连，这就是所谓的清乡，这是父亲和潘激之（右）、潘宗汶在反清乡时的照片，不久，潘激之就牺牲了。
 

父亲在苏南时，曾经担任过延陵区、太平区、安兴区、强埠区的区长，区委书记、区大队长，领导减租减息，接应汪伪航空警卫营起义，根据中央精神，实行“三三制＂的政权和参议会制度，发动贫雇农参军，领导当地的大刀会组织，打击日本鬼子和伪军，仅花墙门一场战斗，父亲就领导刀会组织及周边群众上千人，加上及时赶到的县警卫团100人，击溃日军一个小队，伪军100多人，这是花墙们战斗胜利后，父亲和通讯员孔凡玉合影。
 

花墙门战斗胜利之后，苏南三地委在父亲所在的安兴区召开了三地委扩大会会议，44年底，父亲调强埠区去开展工作，配合苏浙军区一纵发起东坝战役，攻克据点19处，摧毁碉堡50座，消灭日军一个中队，伪军30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000多支，使方圆一百多里的乡镇完全连成一片，战斗结束后，地方干部应邀到吴咏湘司令处谈今后行动计划，忽然机要员前来报告，收到西方通讯社消息，8月8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8月6日，9日，美国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日本伤亡惨重，深夜11点，机要员手拿电报高声大喊：“好消息！好消息！日本政府发出照会，接受波茨坦公告，准备无条件投降＂。 抗战终于胜利了，8月28日，毛主席去重庆谈判，并签订了双十协定。为了最大程度表示诚意，我军主动提出从长江以南的8个解放区撤退，父亲也奉命撤到了苏中、苏北，山东，参加了孟良崮等战役。

46年1月，在部队攻克新安镇后不久，父亲被调到八纵政治部，负责出版纵队报，因主任韩念龙突然调走去参加军调，父亲又转地方工作，到华中局财委报到，接待他的是负责财委日常工作的秘书长顾准，顾准留父亲吃了饭，并告知父亲，华中局决定在东台成立利丰棉业贸易公司，顾准兼董事长，龚意农为总经理，父亲担任人事部主任，父亲在这里认识了母亲高菲，母亲当时是利丰公司的总出纳，这是1948年父母亲结婚后不久的照片。
 

1949年5月，父亲参加上海市区的接管，先后担任常熟区接管秘书，代理接管专员，副区长，1952年任市土产公司经理，53年成立市商业局，任党委办主任，政治部主任，1956年任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这是父母亲接管时的照片。（原蒋介石侍从室主任俞济时的住宅。）

59年和金仲华副市长在马桥公社参加劳动。当时市里的领导每周四要参加半天的劳动，父亲说，有一次，他陪同副市长荣毅仁去郊区南汇农村耙地，农民认为荣以前是资本家，是大少爷，就故意拿了一把很重的铁耙给他，父亲看到后，赶紧叫他们换了轻的铁耙。文革初期，父亲在办公厅找了几位年轻的同志，戴上红卫兵袖章，到金仲华、赵祖康等人家中保护，但67开始，张春桥老婆文静到办公厅指挥造反，父亲也失去了自由。

59年，父亲陪同班禅、帕巴拉格列朗杰等在上海外滩参观，51年，西藏和平解放之后，就让西藏的拉嘛到全国各地参观学习，主要是一些条件较好的大城市，让他们感受到新中国的繁荣和富强。

1960年2月，父亲带领一批市政协委员，参事，文史馆员到山东，北京，湖北等地参观游览。这批参观团的成员平均年龄65岁，共三十多人，有旧政府省主席，国民党军长，十九路军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参议，秘书，知名导演孙瑜，画家江寒汀，著名教授等。而父亲这个团长年龄最小，只有40岁，参观团由铁路局专门挂了两节车厢，并配备几名年轻的联络秘书，以及医生、护士等沿途照顾。在北京参观民族文化宫时，孙瑜（左）主动过来要求和父亲合影，父亲也顺便把霍锡祥（原国民党邮政总局代局长）拉过来一起合影，原因是1957年反右以后，部分知识分子产生了消极情绪。中央及时纠正，周恩来、陈毅等几次讲话中谈到了“脱帽加冕”，希望这些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

60年代初，中央派了大量的工作队到基层搞“四清”、“社教”运动，比较著名的有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叶群的“太仓经验”，张爱萍的“方巷经验”等等，电影厂也拍了“夺印”等电影。六四年，父亲担任上海市人委四清工作队队长，在协昌缝纫机厂和蹲点的市长曹获秋合影。

1964年，周总理接见上海四清工作队人员。（中是父亲，右为陈丕显）

1967年1月6日，上海造反派在人民广场批斗陈、曹大会，父亲陪斗。

1974年，父亲在上市直机关五七干校门口，在审查了八年之后，因查不出“重大问题”，父亲终于“解放”，审查结论是“敌我矛盾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留党察看一年”，我们几个兄弟也一直背着“父亲问题”的沉重包袱，我在农村插队九年，四次上大学被推荐到了县里，“政审”不合格不予录取，征兵、招工也都受影响。

1978年一1981年父亲在航天局工作三年，在长征四号前留影。这是父亲“解放”后第一次恢复工作，虽然“平反”仍留了尾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79年才彻底平反。之前是分配父亲到复旦大学当党委书记的，但父亲有自知之明，只念过几年私塾的人去领导教授、博士，别人是会有想法的，所以父亲谢绝了。
 

81年，父亲调到市委统战部、市政协工作，并列席市委常委会，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84年4月，父亲陪同市委第一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在延安饭店会见全国政协落实政策华东组成员。

父亲在落实政策时，遇到了几件十分困难的事：一、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日林的私房归还问题，父亲在全国政协落实政策会议上作了发言，当天整理出简报，送到总书记胡耀邦那里，胡耀邦当天做了批示，得到了顺利解决。二、青浦回民公墓在文革中被冲击，准备建备用机场，文革后，大批回民去市里反映，后来父亲当面向全国政协副主席杨成武反映，由当时的总参谋长杨得志批示，才将这块土地归还给了回民，重新修建了回民公墓。三、为孙大雨的右派平反，当时复旦大学，教育局，市教委三级党委均不同意为孙大雨平反，在胡乔木的关心下，张承宗要父亲具体经办此事，并在衡山饭店向孙大雨当面宣布平反，华东师大的党委书记施平伸出援手，接纳了这位耿介清正的老人。四、为郑超麟落实政策，郑超麟是著名托派，在关押二十多年后放了出来，安排到市政协办公厅当专员。但年事已高，身边没有亲人照顾，提出将侄孙女调到身边照顾，但无人敢办，父亲不怕受牵连，多次亲自和人事局缪思德联系，终于将郑小芳调到上海工作。这张照片就是父亲1984年8月，向杨成武副主席汇报回民公墓的问题。
 

85年11月，陪同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李贵检查上海文物仓库。当时上海的落实工作做的比较细，抄家物资要发还到主人，没收的房屋要归还本人才能统计上报。

父亲离休后担任上海政务志编委会主任，参加编辑了上海市政府、人大、政协、旧政权四本志，还担任《当代中国的上海》副主编，及《上海组织史》的顾问。

2001年，父亲在区政协和接管上海时的国民党区长王伯盘见面。这一年，父亲已经81岁了，人老了，喜欢回忆往事，他把解放初期在常熟区一起工作过的同志召集起来叙旧。

2009年，父亲90岁生日，全家合影。2016年11月6日，父亲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他用自己的行动，努力地为大多数人民谋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