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对全体公民负担同等保障义务 养老是国家的义务，而非慈善救助，政府不应逃避责任，必须积极主动有效“作为”，履行保障与维护老年人“生存权”的义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公民在年老时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是对公民养老权的确认和保障，是社会公正的重要体现，亦是实现代际和谐的诉求。 作为一项宪法权利，养老权的实质是个体基于公民身份享有的社会权利的最高法定表达。 与此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也明确，国家和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健全保障老年人权益的各项制度，并逐步改善老年人生活、健康、安全以及参与社会发展的条件。 无论将其理解为“物质帮助权”还是“养老权”，都指向公民年老时的“生存权利”，以及其实现所依赖的“国家给付义务”。 从人权面向、社会权利面向及基本权利面向来看，“养老权”均系全体公民享有的无差别权利，直接关涉公民生存发展，国家对全体公民负担同等保障义务。 人权理论虽无定论，但在当今国际社会还是有一种共识存在，那就是：人因其为人而应享有的权利，其核心就是人人平等地“生存和发展”的权利。 人权的存在及实现形态包含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无论何种形态，“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也是享有其他人权的基础。 老年群体因身体机能退化而具有脆弱性，国家养老政策与机制作为满足老年群体生存发展需要并不断提升其质量的重要支撑，关乎老年群体“生存权”与“发展权”的实现。 所以，养老保障及社会福利的提供并非出于同情怜悯的人道主义关怀，而是对公民权利的直接回应。 公民养老权包括公民年老时享有的获得养老金权、社会福利权、社会救助权、最低生活保障权、医疗保障权、家庭赡养扶助权，以及继续受教育权、参与社会发展权、精神慰藉权等。 另一方面，社会契约理论同样构成“国家养老义务”的基础。 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思想是：人是自主、理性的，有自己的利益和诉求，但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他人伤害，人们自愿放弃一部分自由和权利，交给政府维护，政府的权威来自人民的授权。 社会契约理论诠释了国家的建构原则，人们通过订立社会契约产生国家，其自然权利转化为公民权利，国家作为契约产物旨在“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卫护和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 所以，自古以来，无论何种形态的国家，总会积极介入公民养老问题，以展现体恤民情的良好父爱主义形象。 从社会契约理论及现代法治视角来看，包含养老服务在内的公共服务供给职责恰恰是国家自证合法性的逻辑前提。 所以，在实证法层面，国家养老职责通常要明确规定于各国宪法。 结合国家运作机理，国家养老职责包含“给付责任”“制度建设责任”和“监督责任”等，国家应提供物质性、组织性、程序性给付使老年群体获益，建构符合老年事业发展的养老模式并确立配套制度，同时采取有效的监督保障措施。 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指标，不仅仅是看它有多高的GDP、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日新月异的技术和光鲜的统计数据，更要看它如何公平公正地对待自己的国民，看它是否履行了对公民应尽的义务，是否普遍享受到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文明社会养老服务实践理念正在经历从“生存照顾”的“国家德性观”到保障公民安全和发展的“国家内在秉性观”的转变。 一方面通过不断完善的公平合理的社会保险制度来履行国家养老义务；另一方面，养老服务作为公民养老权实现及国家保障义务履行的重要媒介，需要调和机构养老服务公益性与盈利性之间的内在张力并促使两者相得益彰，关键即在于经由利益衡量进一步强化养老机构发展的法治保障；同时，需要探索保障老年人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权益的充分实现。 总之，公民对养老保障的基本需求是基于公民资格而享有的基本权利，是表现为社会权利的一项积极权利，政府应以积极的作为，建立和完善养老保障制度来满足公民的基本需求。 依法对公民“养老权”的尊重与保护，才能有效保障高龄社会普遍老年人的生存、健康和参与社会发展，唯以“权利保护”的法制理念与方式履行“养老义务”，才能在整个过程中不被看成是施舍，才能使人到晚年保持做人的尊严。 会天道，人道者也，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遇见，怦然心动，于是惺惺相惜，我们一起让生活变得美好。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