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名 ——兼评英国《金融时报》采访刘小萌报道 宇 宏 2013年12月，英国《金融时报》驻北京记者席佳琳(Kathrin Hille)发表了题为《那些上山下乡的中国青年》的采访文章。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在中外知识界流传颇广，不仅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污蔑诋毁，连带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也被打上了“粗暴剥夺一代人的青春”、“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面”的标签。 （一）席佳琳采访报道的立场基调 席佳琳是这样开头的：“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千百万中国青年被送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些与家人分隔、被剥夺了青春年华的人，后来被称作‘知识青年’。多年后他们中的几位再聚首，向《金融时报》记者讲述了那段辛酸的往事。” 席佳琳采访的对象都是知识青年，诸如马尚珠、刘小萌、鲍淡如、曹伊斐、顾耀琪等。这些知青，除了刘小萌之外，都是诉说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旧事感受，如实地再现了四十多年前参与上山下乡的情形。这是我们绝大多数知青的经历，我们心同此心、感同身受，无论何时何地，上山下乡的记忆都会伴随着我们，永远是新鲜难忘。 但是，席佳琳的采访却是有目的的，她不是就上山下乡而采访，而是有意识地借着这个话题攻击中国共产党，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刻意歪曲，她说：“上山下乡并非毛泽东发起的最具破坏力的政治运动，但它同样带着毛氏统治的印记：一个极权主义国家对人民生活的粗暴干涉。对于许许多多中国人来说，这场运动意味着他们被彻底驱逐、集中起来强制劳动，它剥夺了整整一代人的青春，也撕裂了千百万家庭。”席佳琳就是从这样的立场来评议上山下乡的。 正是因为席佳琳这样的立场，所以不仅是普通知识青年，而且连有过知青经历、刚刚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也成为她讥讽挖苦的对象：“在中共官方的叙述中，人们的苦难、牺牲和恐惧被掩盖在充满冒险和浪漫色彩的故事背后。官办媒体在报道习近平时说，知青岁月让他成为了一个务实、节俭的人，使他能敏锐地观察到普通百姓的需求和关心的问题，也加深了他对国家经济的理解。其他的官方叙述则称颂知青们在大自然中度过的美好时光，认为这场运动塑造了日后成为“新中国”脊梁的精英群体，以及非常能吃苦的一代人。” （二）刘小萌的身份定位 在采访中，席佳琳直接引述了刘小萌的自我介绍：“我是一个史学工作者，我是从历史角度，从整个国家发展的立场来反观历史。我当然是否定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史学教授刘小萌这样说道。他是这一领域几部最权威论著的作者。“这是人类历史上很黑暗的一面。” 席佳琳给刘小萌的“身份定位”看起来没有夸大的成分，因为刘小萌确实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也确实在知青学领域拥有“几部最权威论著”。刘小萌的话是不是原话，是不是席佳琳引述失实，因为至今没有见到刘小萌出面否认，所以我们只能认可刘小萌确实对席佳琳说过这样的话。 首先，刘小萌不是从个人的角度接受采访的，他与同时接受采访的其他知青不同，谈的不是上山下乡的往事或感受，而是“从历史角度，从整个国家发展的立场”来评判上山下乡。刘小萌早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知青，他也不屑于“知青”的身份，他俨然就是代表“历史”、代表“整个国家”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进行严厉“宣判”。 其次，刘小萌在刻意拉开自己与所有知青之间的距离，刻意追求所谓的“史学”高度，试图为知青学研究导航定调。因此，他的一言一行早已不是谨言慎行的史学研究者，反而更像是颐指气使的“大法官”，令人望而生畏！ （三）刘小萌是研究什么的“专家” 刘小萌的专业研究领域不是“知青学”，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为体制内还没有专业的知青学研究人员。那么，刘小萌研究的是什么呢？是清史，具体地说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清史。 什么叫“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清史”？就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殖民中国、瓜分中国、奴役中国的历史，就是腐朽透顶的清王朝屈辱卖国、丧权辱国的历史！ 显然，这种近代清史研究比起知青学研究，更具有历史价值，也更具有学术价值，而且这个研究也只有具备较高学术造诣的专业研究人员才能承担。刘小萌有没有专业研究成果，我们没有听说过，但刘小萌并不是以他的专业研究出名的，他是以出了几部关于知青的“最权威论著”出名的。以体制内的职责做体制外的研究，这样的出名方式不足为奇。但是，我们不知道刘小萌懂不懂这个道理，因为我们没看到刘小萌在扎扎实实地做本职研究工作，相反，我们只看到他醉心于并奔波于与本职工作毫不相干的、尚未列为国家历史学研究项目的“知青学研究”。 （四）刘小萌把知青学研究当成投靠西方的“敲门砖” 刘小萌作为国家级的近代清史研究员，是不是把自己的精力放在本职的学术研究中，从席佳琳的报道我们也可以略知一二。席佳琳是这样说的：“虽然刘小萌是‘知青’问题的权威，但他只把研究当成爱好，因为在接触一手资料方面，他面临各种困难。一直以来，利用国家档案研究‘知青’、‘大跃进’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问题，都是党内历史学者的特权。‘大跃进’运动也是毛泽东发起的，导致约3000万人非正常死亡。” 在席佳琳的报道中，刘小萌毫不讳言他是把“知青学研究”当作自己的“爱好”，而且他不但想研究“知青”问题，还想研究“大跃进”、研究“文革”等历史问题，但这些问题“都是党内历史学者的特权”，他没有话语权，无从插手，所以啧有烦言，所以要向外国记者表达自己的愤懑与不满。 大家都知道，知青问题，大跃进问题，文革问题都属于当代史学范畴，也即党史研究范畴，这是与近代清史是完全不同的研究领域。党史研究当然是“党内历史学者”的“特权”。刘小萌作为“近代清史”的专业研究人员，不去研究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原因，不去研究共产党取得成功的社会原因，却执意要去“研究”共产党的历史“罪恶”，这就不能不使人们怀疑，刘小萌的“史学研究”有没有投靠西方的“政治目的”？ 席佳琳对此完全是心领神会，她进一步报道刘小萌的话说：“中国所谓的当代史不具有学术性，”刘小萌说。“比如中央党校，他们也有好多所谓研究现代的，可是他们的成果在独立性上，学术性上，独立思考上，是个问题。” 刘小萌所说的“当代史”和“现代史”，以及他没有提到的“近代史”这几个概念之间，除了历史传承关系，在性质与内容等方面是有很大区别的。从历史分期上说，所谓“近代史”是指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为上下限的，这个时期属于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而“现代史”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它的时间界限就是自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一个“当代史”，在中国史学界，“当代史”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 这就是说，刘小萌对国家赋予他的学术研究职责不感兴趣，相反，他真正感兴趣的，并竭尽全力投入的，就是为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和西方刻意抹黑诋毁新中国提供具有特殊杀伤力的“炮弹”。 （五）刘小萌的“学术性”是什么东西 从席佳琳报道看，刘小萌特别追崇所谓“学术性”，总喜欢指责别人“不具有学术性”。什么是“学术性”？关于“学术”一词，在字典、词典、辞海、辞源等等，都有众口一词的解释：“专门的、有系统的学问”。《新华字典》说得更简练，“学术，一切学问的总称”。这好像解释清楚了，但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于是，很多人就按照自己的理解来解释“学术”这个概念。譬如，有人说，学术就是“谁对听谁的”。也有人说，没有“政治”才是“学术”。甚至还有人说，学术就是“百家之言”等等，不一而足。 刘小萌所说的“学术性”指的什么，他没有说明，但他的指意还是很清楚的，明眼人一看就懂。他的“不具有学术性”，或者“在学术性上是个问题”等说辞，都是一种质疑，一种否定，一种不以为然。既然如此，刘小萌为什么不能站在“学术性”的立场上，直截了当地指出问题，却掩掩遮遮，欲说还休，把一向光明磊落的“学术”变得如此不可告人？ 刘小萌不敢直说，是因为他有顾忌。但西方记者席佳琳却没有顾忌，她替刘小萌说了出来：“尽管毛泽东死后，中共执政方式已发生巨大变化，实施务实的市场化政策，退出民众的个人生活，告别无休无止的政治斗争，但它仍然拒绝全面重新评价过去。” “仍然拒绝全面重新评价过去”，正是刘小萌的“学术性”要害之所在。 所谓“全面重新评价过去”，这里的“过去”，只是说“现代史”和“当代史”，并不包括“近代史”。刘小萌本人就是研究近代史的专家，他认为近代史已经研究得很透彻了，不需要“全面重新评价”了。需要“全面重新评价”的，是并不属于他的研究范围的“现代史”和“当代史”，因为在他看来，不具有“学术性”的历史研究当然应该“重新评价”。 前面已经说过了，现代史和当代史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都属于“党史”的范畴，理所当然是应该由中国共产党来进行研究。不在党，或其他有兴趣研究党史的人，也可以进行资料的收集和研究，但这种研究应当严格按照党史研究的原则和规则进行。 表面上看，刘小萌是对中央有关档案仍处于“保密”状况表示不满，但他的“全面重新评价过去”，则完全不是什么档案“解密”的问题，因为档案是否“解密”，与史学研究是否具有“学术性”，并无直接关系。由此可知，刘小萌的“全面重新评价过去”就意味着他要推翻迄今为止党史研究的所有结论和成果，另起一套他所认可的、具有所谓“学术性”的现代史和当代史的学术研究结论。 （六）应当理直气壮地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名 刘小萌的口气不可谓不大，野心也不可谓不大，只怕是到头来心有余而力不足，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别的不说，仅就“知青问题”而言，是不是也包括在刘小萌的“全面重新评价”里呢？ 答案是肯定的！ 知青问题就是当代史中一个比较突出，而且富有特点、持续时间也比较长的问题。抓住这个问题来大搞一番“全面重新评价”，是很容易达到“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特殊效果的。原因就在于，知青问题是比较敏感的社会问题，涉及也比较广泛，而且作为“青年运动”，呈现大起大落的态势，直接导致相关政策出现混乱的状况，成为国家政治走向的“晴雨表”。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一开始出现，就处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前沿，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一支生力军，只要看看50年代、60年代期间《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中央报刊连续发布的数百篇社论、报道、文章等等，就可以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受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始终如一和不弃余力的关怀和支持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与社会主义新中国同时出现的新生事物，不管她后来发生了什么变故，出现了什么问题，都不意味着她的方向和性质有什么改变。 恰恰相反，有人正在试图以所谓的“全面重新评价过去”来“彻底否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而达到否定共产党、否定新中国、否定社会主义的目的。席佳琳采访刘小萌的报道就是一个影响恶劣的反面“典型”。 作者简介：宇宏，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由天津赴内蒙古插队落户。1985年大学文科毕业。1988年参与上海地方志编修工作，退休前为上海地方志高级职称。现为上海市（离）退休高级专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铁滨） (责任编辑：铁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