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年半以来，美国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几乎沿用了二战以来历届美国总统信奉的同一种霸权世界观，忠实地附和她的上司美国总统乔·拜登。正如哈里斯2023年在一次演讲中援引拜登最喜欢说的一句话，“世界仍离不开强大的美国”。 然而，如果今年11月哈里斯当选总统，基于其主要顾问的思想，美国有可能下调到比较卑微的地位。 应放弃改造世界的狂热 哈里斯的国家安全顾问菲利普·戈登与副国家安全顾问丽贝卡·利斯纳在他们各自的书中勾勒了一种新世界观的轮廓，其中包括坦率承认美国过去的放肆行为，大大降低雄心壮志。抑或，如利斯纳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美国如何才能赢得21世纪秩序之争》一书中所言，美国应放弃战略首要地位和“日趋过时的后冷战‘自由国际秩序’”。 利斯纳与合著作者、目前担任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东亚和大洋洲事务高级主任的米拉·拉普-胡珀在书中写道，美国不应谋求维持毋庸置疑的霸主地位，而应认真收缩其全球角色。华盛顿早就应该放弃按照自己想象改造世界的“狂热”目标了——这项基本政策措施可追溯到伍德罗·威尔逊、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时代。相反，美国应逐步收缩至范围更小的角色——只要维护美国能够赖以繁荣发展的全球开放体系即可。 作者写道：“随着单极时刻消退，任何以为美国能够按照自己偏好、单方面统一制定世界秩序的幻想也必须消退。这种开放战略摒弃后冷战时代的自由普世主义、冷战式的遏制政策，尽管坚持美国的国际领导作用，但要摆脱对首要地位(它是狂热自由使命的基石)的依赖。” 这种新型策略意味着对威权和非自由政权的巨大妥协、放弃意识形态斗争或遏制战略。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持贸易开放，以及在重要问题上加强合作的务实利益，比如气候变化、未来疫情和人工智能监管。 对外干预导致恶性循环 戈登可能深有同感，至少认同美国对外政策最终要摆脱救世主特征这一点。他于2020年出版的《输掉漫长的比赛：中东政权更迭的错误承诺》一书，就是对美国70年前由中央情报局策划推翻伊朗时任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以来在中东地区各种失败行动的解剖分析。 尽管戈登将阿富汗(它严格意义上是在中亚)与美国在埃及、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的干预失败混为一谈，但他关注到一个共同的主题：政权更迭几乎从未奏效。美国决策者似乎从未吸取应该吸取的教训。 从1953年(策划推翻摩萨台)到阿富汗的两段灾难性经历(20世纪80年代和“9·11”事件之后)，乃至2003年对伊拉克的灾难性入侵，以及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在埃及、利比亚和叙利亚断断续续的行动，戈登发现了同一种模式。 他写道：“尽管每段经历各不相同，采用的方法也各不相同，但二战后中东的政权更迭史就是一段重复模式史。其间，决策者低估了推翻一个政权的挑战，夸大了美国面临的威胁，采纳了流亡者或没什么权力、但有既得利益的地方角色的乐观叙事，过早宣布获胜，未能料到政权垮台后不可避免会出现的混乱局面，最终发现自己未来多年、甚至几十年都要承担代价——有些情况下，代价超过1万亿美元和数以千计美国人的性命。” 这些判断失误的政策选择引发的恶性循环，破坏了美国作为全球监管者的合法性。以欺诈性借口为由对伊拉克的不必要入侵，以及因此对美国资源和注意力的消耗，都为华盛顿在阿富汗长达20年的失败埋下伏笔。 这些失败进一步造成美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分歧，令利斯纳和拉普-胡珀得出结论：传统的美国领导方式已经站不住脚。这些重大政策失误合在一起，也进一步败坏华盛顿政治体制的名声，为前总统特朗普及其“美国优先”的新孤立主义开辟道路。 戈登承认：“政权更迭诱惑永远不会消失。”他写道：“美国政治文化偏见源于国家成功历史和对自身例外主义的信仰，相信每个问题都有解决办法。” 无法胜任国际体系管理 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什么启示？试图摆脱历史、恢复旧体系是徒劳的。尽管结论不同，但戈登与利斯纳的书就像拼图的两大块：根据戈登详述的政策灾难(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他参与其中)、按照利斯纳和拉普-胡珀提出的路线来制定某种比较谦逊的策略也许是必要的。这种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是两党都赞成的。 利斯纳和拉普-胡珀提出的解决办法也许雄心勃勃，但在规模上又极其温和。数十年来，没有什么比持续出台傲慢政策更让华盛顿麻烦不断的了：从威尔逊在一战后提出“使民主在世界上安全存在”的不切实际的愿望，到时任国防部官员保罗·沃尔福威茨1992年以来奉行的极其强硬的防务政策指南，其中包括阻止对立性军事大国崛起的政策。正是沃尔福威茨及其新保守派同仁的这种思维为后来的伊拉克战争找到借口。 因此，利斯纳和拉普-胡珀或许选择了恰如其分的战场。如果我们可以挽救一定程度的开放，我们就能拯救旧体系的某些内容。他们在书中写道：“开放当然不包含美国全部的战略目标。其他威胁(如核武器扩散、疾病或恐怖主义)也许威胁到美国的重要利益。不过封闭的势力范围(不论是在区域内还是在特定领域)对美国的安全与繁荣构成最大危险，因为它妨碍必要的国际合作。” 作者暗示的另一个根本性问题是：美国可能不再胜任完全管理它所建立的国际体系的任务了。由于落后的教育和职能失调的政治制度，国际体系的复杂性与美国民众的知识水平之间的悬殊差异在不断扩大。美国人可能再也不能充分理解这套体系(全球自由贸易如何运行、军事联盟如何保护他们的安全)，从而维护它。 鉴于世界各地当下的危机，特别是欧洲和中东，值得高度怀疑的是：当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大国哪怕是接近于达到华盛顿的全球影响力时，美国是否能够向下调整(目标)。如果能，保持全球开放或许就是一个有价值并有可能实现的目标。 本文由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网站8月20日发表，原题为《准备迎来一个不那么傲慢的美国》，作者是迈克尔·赫什。 微信审核 | 孙彦德 内容编审 | 陈锐 朱彤 微信编辑 | 郭庆娜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