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葛叔平作为我军的通信测控专家，被中央军委指定为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委员，负责遥控遥测装备研制，担任系统总设计师，开创了我国遥控遥测工程。是核试验现场的技术副指挥。因为家里穷，他很小就被送去当学徒，受压迫受剥削，靠自己的努力半工半读大学肄业，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引领下走上了革命道路。   父亲葛叔平（1916-2007） 母亲赵柳荫14岁丧母，16岁丧父，靠着亲友们的接济带着弟妹在生存线上挣扎。他们阅尽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感受到了新中国劳动人民翻身做主人的豪情。所以他们总是站在基层劳动人民的角度用言行对我们进行教育。  母亲赵柳荫（1923-2004） 一 1953年我们家从华东军区调到总参通信兵部新建的研究所后，组织上就决定由我母亲筹建研究所幼儿园，并送她去学习苏联的幼儿教育，回来后担任了幼儿园教导主任。她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培养孩子从小就学会分辨是非，进行“养成教育”。我上三年级时，通信兵部的基建工程完工，放学时我和小朋友们路过已经撤走的施工队临时木工房，发现不少“下脚料”可以刻手枪，鏇陀螺，钉小板凳，大家都挑了一些拿回家，我和大弟弟也拿了几块，回家后放到了厨房的角落。母亲下班后发现了，询问这些木块那里来的，我如实回答了。母亲脸色一沉严肃地对我们说：“怎么能把公家的东西拿回家？”母亲不听我们的辩解，坚持要我和弟弟立即把木块送回营房科。我们俩摸黑送到了营房科交给了值班员，并且做了检讨。此事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公家的东西不能据为己有”。 上世纪60年代初，因为父亲工作需要，部队给我们家派了一个年轻战士当公务员，母亲硬是把他退回了部队。并且告诫我们，你们的父亲是你们的父亲，你们是你们。你们今后的路要自己走，这个小战士和你们年龄差不多大，他能干的事，你们都能干，不能从小就养成要人伺候的习惯。并且多次对我们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守着父母，依靠父母的孩子是不会有出息的。”60年代中期，部队滑冰场出租的“跑刀”少，大弟弟因为经常租不到，就和母亲闹着要买一双“跑刀”冰鞋。母亲当即就批评他，工人家的孩子能够想要什么就能买什么吗？我们家的条件已经很好了，不要不知足，生活上要和工人家的孩子比。 二 母亲看到有的工人家庭孩子多粮食不够吃，就把我们家结余的粮票送给他们。父亲的助手婚后要生孩子了，母亲就给他们讲育儿知识，亲自给未出生的婴儿缝制衣服。 在母亲的影响下，我在农村插队时，主动帮助缺少劳动力的人家，分柴，分粮，干一些体力活。看到农村的孩子无处理发，就从家里带了一把理发推子给全村的男孩子免费理发。每次探家都帮助乡亲们买东西。在大学担任学生会主席时，牺牲自己休息时间，帮助同学们解决伙食问题，考试过于频繁问题，女生宿舍安全问题……担任设计室主任时，一个中专毕业不久的女孩子被发现有“寄生胎”术后需要增加营养进行休养，而她家境贫困，于是号召设计室全体同志并带头给她捐款， 帮她恢复身体。 三 90年代，我过年回上海探家。看到厨房外地上有鸡鸭等农产品，澡缸里有两条一米多长的大青鱼。早就退休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当“星期六工程师”的乡镇企业送的。让他们拿走，硬是不拿走。紧接着问我：“你小弟弟会不会犯错误？” 我估计是小弟弟给人家帮忙，没要钱，过年了，人家过意不去送的。小弟弟回来一问果然如此。母亲对他说“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是应该的，毛主席早就规定‘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你按照市场价格折算成钱，退给人家”。 父亲75岁才告别工作岗位，我和大弟弟带了不少当地的土特产分别从太原和石家庄坐同一趟列车到上海看望他。出发前就打电话告诉父亲，要他按照离休干部用车规定，派车到火车站接我们。但当我们费劲地把携带的东西搬到出站口时，只见父亲一个人站在那里。我问他：“车呢？”他回答：“私事，用什么公家的车？打车！” 四 1966年我高三毕业，1968年学校分配我到农村插队，母亲怕我想不通，就对我说：“社会上各项工作都需要有人去做，组织上让你去农村，就说明哪里有工作需要你去做。”“后勤有很多从农村来的战士，和你年龄差不多，你到农村去就是壮劳力。农村孩子能够干的活，你都要能够干，不要叫苦。”1972年我因病回家治疗，从部队农场回来的父亲详细询问了我在农村的情况，深有感触地说：“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在蜜糖里泡大的，就应该到农村去吃吃苦，知道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 我知道他们不仅在旧社会吃了很多苦，而且1957年母亲响应毛主席“干部参加劳动”的号召，主动要求去了部队农场。我看到过她毫无怨言地在又脏又臭的猪圈里喂猪，起圈。“十·一”放假还把一起下放劳动的阿姨们请到家里来包饺子过节。父亲在首次核试验时在戈壁滩上喝苦咸水，住帐篷，没有蔬菜吃，经常遭遇沙尘暴，1964年11月下旬回来时又黑又瘦，整个人都“脱形”了，开门的瞬间连我小弟弟都不认得他了。但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在基地艰苦的生活，而是用革命乐观主义的态度给我们讲在戈壁滩上遇到的新鲜事。 所以我在7年插队期间，从不叫苦叫累，和农民打成一片，学会了所有农活，成为了每天能挣10分的壮劳力。 五 父亲在我们耳边说的最多的是：“学习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要求我们抓紧一切时间学习。他自己不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其他嗜好，业余时间除了读书看报，就是到资料室、图书馆查资料。他非常注意国外的科技动态，也始终认为“中国人并不笨，外国人能够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够做到，而且做的更好。” 在父亲行动的影响下，我中学期间给自己定了放学后每小时的学习计划，使自己能够在初高中6年内连续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学习成绩优良奖状”。插队期间能够在劳动之余读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等一系列马列著作，坚定了自己共产主义信仰。 我们小时候父亲就特别注意培养我们各方面的知识。小学五、六年级时，父亲从部队图书馆为我借回《红旗飘飘》，《星火燎原》丛书让我看，了解革命历史，牢记革命先辈。北京天文馆刚落成，他就带我们去参观，给我们讲天文知识，启发我们对科学的兴趣。 理论联系实际是父亲的一个特点。研制首次核试验遥控设备时，没有任何资料可参考，他在主持确定方案的民主讨论会上强调，要以“可靠，可行”为前提，要结合我国目前元器件生产状况，把系统能保证可靠运行放在第一位。 一个冬季的晚上，父亲带我们去部队大澡堂洗澡，走到被大雪覆盖的大操场时，他让我走斜线，他和大弟弟走操场的直角边，用事实告诉我们“三角形两边之和大于第三边”。 高三时看到外国有资源卫星，问父亲：“卫星在那么高的高空，怎么就能够探测到地底下的资源呢？”父亲虽然给我讲解了原理，但批评我说“你在高中化学、物理里都学到了这些知识，自己就应该能够解释。你的各科学习成绩不错，但是一定要学会综合利用各种已经学过的知识来研究和思考问题，否则考试成绩再好也没有用。” 他实际上告诉了我：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否则将一事无成。 插队担任民办教师时自己用农村孩子亲历过的雪地拉车要装防滑链，拉车上陡坡要比缓坡费力，讲摩擦力与省力不省功；根据我们村的浅水井盐碱含量高，当地农民会酿柿子醋的情况，把井水，柿子醋分别煮沸（使盐碱度酸度提高），后用PH试纸试验井水和柿子醋，使学生们懂得了“酸里红，碱里蓝”的化学原理；以道路两侧必须平行，和不规则地块的面积计算，讲平面几何。使学生的成绩大幅提高，自己也被评为全县优秀教师。  担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期间，用平面几何的知识证明一个三角形与一个梯形面积相等的办法，解决了两个生产队长期存在的地界纠纷。带领农民平田整地时，用自己初中学到的土壤知识，采取“生土回填，阳土上翻”方法，保留了能够保存水、肥的表层土；根据盐碱地，水浇地，旱地的不同情况确定了不同小麦品种的种植；发现我们村同品种小麦的产量低时，结合植物学中讲的果实需要磷肥，而平时使用的都是保证枝叶生长的氮肥，钾肥时，就带领农民一起到25公里外的山里拉含磷的腐殖酸。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把小麦亩产从历史最高的273斤，提高到412斤。小麦总产量从我到村里时的128万斤，提高到263万斤。被评为全县的知青模范。  在后来的科技工作中，自己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解决了不少问题，懂得了“学习的目的全在于应用”。 六 首次核试验成功后父亲立功受奖，不少同志前来祝贺，但父亲总是说，一次核试验要花多少钱啊，没有工人，农民创造的物质财富是不可能进行的，要说功劳首先是全国人民的功劳，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 他常要求我们“多做实事，少图虚名”。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研究所的悼词说，父亲一生参加了一百多项重大尖端军事工程的研制工作，获得了26项科研成果，填补了不少军事科研的空白。荣立一等功一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一次，总部通令嘉奖一次，并获得两个“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但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甘愿默默无闻。 他75岁后还念念不忘我国国防事业的发展。按照总装备部的请求，提出了我国各类导弹发展的书面意见。他这种生命不息，奉献不止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自己退休后一刻也没有松懈，接受了一些单位的邀请，担任技术顾问；深入农村、工厂调研，为捍卫，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写文章，讲课，回击历史虚无主义。 在他2007年8月去世前几个月，护理他的护士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当身体极度虚弱的父亲，听到临时安排在他病房的一个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文汇报》编辑和他的老伴谩骂毛主席，赌咒共产党时。怒不可遏地吼道：“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能有今天吗！”护士说自己吓了一跳，她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从一个生命即将终结，几乎丧失了语言功能的老人嘴里发出的声音。护士认为父亲是竭尽全力才喊出来的。那个编辑也被立即移出了病房。此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急剧下降，直到去世。“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能有今天吗！”这是父亲用一生的经历，凭借着仅存的生命之火留在人世间最后的一句话！ 我们一直认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干部，但当我们在他的遗物中看到他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时，书中做的大量批注，使我们明白了，对马列主义的学习要落实在行动上。   父亲一生忠于党，忠于毛主席，在科研工作中严谨，认真，一丝不苟，处处为国家着想，不图名利的思想作风，永远是我们的榜样，永远激励我们前进！ 七 父母一直要求我们把自己定位在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上。因为劳动者是我们的本质特征。我当了7年农民3年工人，大弟弟当了18年工人，小弟弟当了4年工人后又都通过平等竞争，考试进入大学学习。我是高级工程师，全国注册的监理工程师和全国注册的电气工程师；大弟弟是经济师、处长；小弟弟也是高级工程师，他的科研成果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三个人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父母亲的根本在于旧社会他们是受压迫剥削的劳动人民，是在毛主席和党的培养、教育下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我们兄弟的根本是在父母亲的言传身教下与工农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们一定永不忘本，并且要我们的子孙后代也不能忘本，永远和广大的劳动人民站在一起，让老一辈打下的红色江山世世代代永不变色！ 【作者简介】葛元仁，男，1947年出生，中共党员，高级工程师。  其父葛叔平是我人民解放军通信测控专家，中央军委指定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委员，担任控制委员会主任，核试验现场技术副指挥。 葛元仁1966年高中毕业于北京师院附中（现首都师大附中）。他在初高中六年连续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学习成绩优良奖状，是国家少年级运动员。 1968年12月到山西运城地区夏县禹王公社西其里大队插队。在农村的7年间，他利用劳动之余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主席著作，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积极参加农村的“三大革命斗争”，在工作组和群众的支持下清除了混入党内的叛徒，厘清了八路军情报员被迫害致死一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自己融入农民之中，虚心向农民学习，学会了所有农活；担任民办教师，因为教学质量高，被评为全县的优秀教师；担任大队革委会副主任3年中通过调整小麦品种，平田整地，解决土壤中缺失的磷肥，坚持不懈地推广科学种田，把小麦亩产从历史最高的273斤，提高到412斤。小麦总产量从他到村里时的128万斤，提高到263万斤。被评为全县的知青模范。 1975年他被招工到太原铁路分局，当过工人、政工干事、团委书记（以工代干），连年被评为工务段和分局的“先进工作者”。 1977年他通过高考被山西矿业学院机电系录取。面对“提干”担任党委委员，正式担任团委书记和上大学，他选择了后者。入学后，经学生代表大会选举，大学党委批准，担任了大学学生会主席。多次被评为“三好学生”“模范学生干部”，出席了全国学联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并在山西省学联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省学联委员。 1982年大学毕业获工学士学位，被分配到山西煤炭规划设计院工作。担任过设计室主任，联合党支部书记。他从助理工程师开始，通过中级职称外语考试，高级职称外语考试，经由地市级专家组成的“中级职称评定委员会”，省部级专家组成的“高级职称评定委员会”对他提交的论文进行审查，答辩通过，升为工程师，高级工程师。他签发了上千张设计图纸，无一差错，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3年在《山西煤炭》杂志第四期发表了专业技术论文“采区供电系统中电导系数取值的探讨”，1989年被评为山西省煤炭厅优秀党员。1993年按照政策调回北京。 2001年他通过了国家组织的由设计、施工单位具备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参加，通过率在15%左右的监理工程师考试，成为全国注册的监理工程师。2005年他通过了国家组织的，由专业技术人员参加，通过率在12%左右的电气工程师考试，成为全国注册的电气工程师，获得了国家人事部和建设部同时盖章颁发的两种不同证书和有自己姓名，编号的执业印章。可以代表国家按照设计规范对设计图纸进行技术审查。 2009年经过商务部考核，他获得了海外工程监理工程师资格。担任了安哥拉首都罗安达电网及水电站改造项目的国内电气总工程师。 他从2010年到2018年连续被北京市聘为评标专家库的专家。 作为技术专家，他审查、设计、监理了航站楼、医院、工厂、学校、写字楼、居民小区等上百个工程项目，其中一些获得了表彰和嘉奖。 他应邀参加了国家组织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行业标准》，北京市《图像信息管理系统技术规范》及其实施指南。受国家委托审查了《套接紧定式钢导管电线管路施工及验收规程》，北京市《LED室外广告屏应用技术规范》。 退休后，他被聘为中国城市建筑设计院绿色设计中心的电气总工程师。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暗物质工程项目的技术顾问。 他虽然是科技工作者，但在完成和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拿出不少时间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的学习与研究。他不仅是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科技/科普专家，而且成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华侨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文化青年委员会委员，“两弹一星”历史研究会顾问，黑河知青博物馆名誉馆长。 2011年他出版了自己知青经历的传记作品《我的知青之路》（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在年轻人特别是当年知青队伍中引起极大反响。2017年在《世界社会主义研究》第2期发表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需要》重要文章。2018年他整理和编辑出全方位、立体式地反映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那个激情燃烧岁月中知青的艰辛而充实的日常生活和战斗事迹，以及当年知青上山下乡所在地政府和农民朋友对当年知青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的90万字的《奉献者的足迹——历史回响》一书。他的文章被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抹不去的记忆——老三届新三级》收录，国家核心理论刊物《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和一级理论刊物《中华魂》多次刊登他的文章。 他始终认为，自己这一代知青是在毛主席提出的教育方针培养下“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是他们的政治方向；“有文化”是他们的基础和重点；“劳动者”是他们的本质属性。 近几年他又不断深入农村、工厂进行调研，在工厂、农村、部队、大专院校、社区、企业以及网上讲课，把学习和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纷纭的社会现象进行的分析和思考，作为自己的历史责任。 （来源：老辰光网【原创】，作者授权首发） （责任编辑：铁滨） (责任编辑：铁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