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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拥有9.23万名执业（助理）医师，承担着高负荷的诊疗节奏
■记者 唐闻佳 李晨琰
今天是第七个中国医师节。 根据上海市卫健委最新数据，当前，上海拥有9.23万名执业（助理）医师，他们不仅在日常诊疗中展现出卓越的专业能力，且日均担负诊疗人次数高达13.5——这个数字，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高负荷的节奏，透露出大众对医疗的高需求度。 对普通大众来说，我们从未如此需要医学，但又似乎总是与医学保有距离，医务界的新闻总是“抓人眼球”，偶发的伤医事件触目惊心，叫人意难平。 今天，到底该如何理解医者、理解医学、理解医患关系？这个医师节前夕，我们与5名医生聊了聊。他们中，有30年鏖战“最难的癌”——胰腺癌的外科教授，有医生里的幕后英雄——影像科医生，有外科里的女医生，也有妇产科里的男医生，还有医学领域的新兴门类——运动康复治疗师。 在这个科技高速发展、几乎实现人与人之间“天涯若比邻”的秒沟通时代，我们认为，尊敬医者，理解医学，更为珍贵。  虞先濬在门诊中。 记者 唐闻佳摄 30年鏖战“最难的癌”，唯有坚韧不拔 虞先濬（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胰腺外科教授） 一上午看完57名患者，临近下午1点结束门诊，午饭照例赶不上了，食堂师傅给留了半份冷馄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胰腺外科虞先濬教授盛赞这是他“最爱的午餐”。我们的采访，就是在他吃这6个冷馄饨的午餐时段，见缝插针地开始了。 1994年从上海医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前身）毕业，今年，虞先濬从业整30年。30年鏖战“最难的癌”——胰腺癌，虞先濬已成为全国知名的胰腺外科专家，还有人叫他“网红院长”，因为网上流传着他的多个门诊视频，用生动幽默的语言把患者的病情讲清楚，这种深入浅出的病例解析，也被称为“虞式风格”。 “我不想当‘网红’，没办法。”虞先濬感慨，如果有患者因为这些健康科普“段子”而对胰腺外科多一些认识与理解，也是好事。 在行业里，对胰腺外科流传着一段非官方介绍：“骨头硬、资源少、活难干。”而从医学数据里，也能嗅出这段表述背后的医生之难——胰腺癌患者，平均生存期不到6个月。 “医生付出很多，病人还是去世了，很郁闷；更让医生郁闷的是，付出了很多，病人去世了，家属还告你……”聊起当医生的甘苦，虞先濬无数次对自己说、同时也对他的学生们说：“要记住，病人来医院不是来找事的，是来看病的。当外科医生要做到两点，第一，手巧，手到病除，病人不会闹；第二，多说，多沟通，对病人好。” 毕竟，遵医的患者是绝大多数，对医生好的病人也有太多。虞先濬与记者说起一个个历历在目的病例：一名老太太开刀后出血，第二次开刀，过了一周又出血，再开……第三次开刀后，病人实在拉不回来了。但这名老太太临终前专门感谢了医生。老太太的女儿从奥地利归来，照顾母亲间隙，看到医生白天黑夜地忙，几乎睡在病人身边观察，也一个劲地感谢虞先濬。 还有胰腺癌患者老陈，临手术前夜逃回家，不敢做手术，被虞先濬“抓”了回来，最终接受了手术，继续活到现在已十多年。如今，老陈不仅自己找虞先濬看病，全家人看其他学科的毛病，老陈也要先友情咨询一下虞先濬，因为信任。 几十年的努力，在虞先濬所在的团队里，胰腺癌的治疗效果已经比肩、甚至在很多领域超过了国际领先水平，但患者依然有期待——期待活得更长、活得更好。也因此，虞先濬和他的同行们依然夜以继日。“扎根这么难的一个学科，让我记住一个词：坚韧不拔。”虞先濬说。  孙扬带领患者做训练。 记者 唐闻佳摄
“我是康复师，不是康师傅！”
孙扬（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运动康复师） 当一名运动康复师是什么体验？“有时会被病人喊成‘师傅’，甚至以为我们是搞按摩的。”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运动康复师孙扬聊这个医疗领域的新兴职业，就从她的“抬头”聊起。孙扬还就此写过一个脱口秀段子，标题就是“我是康复师，不是康师傅！” 尽管很多患者还“叫不清楚”他们的称呼，却不影响大家慕名而来。孙扬对一名十多岁的女孩印象很深。外伤导致了她髌骨脱位、骨折，在外院做了骨折及韧带修复手术，但因术后康复不及时造成了关节粘连，后续还出现了股四头肌肌腱损伤，无法主动伸膝了。正值花季，就此失去了正常独立生活的能力？家长带着孩子找到华山医院运动医学科陈世益教授。 陈世益教授团队给女孩做了人工韧带股四头肌肌腱重建手术和关节粘连松解术，患者在术后立即按运动医学早期康复理念开展了系统恢复，经历了慢性疼痛等一个个难关，最后重返正常生活。目送女孩走出医院的那刻，孙扬想起了她第一次找来时的场景，女孩说，“医生，我希望在学校里能自己上厕所”。离开医院这天，她许下新愿望：“我停学好几年了，今年高一，过几年高考，我也想成为康复师。” 孙扬说，这些病例也一次次叩问着她选择这个领域的初衷：康复师能给患者带去什么？ 在孙扬身后，有不少运动员的签名运动服、足球，这是华山团队多次保障国内顶尖运动队的“纪念品”。“高水平运动员的康复目标是重返竞技状态，而不仅仅是恢复行动能力。其实，普通人何尝没有高质量的康复需求，很多人就是因为爱运动才会出现运动伤害，他们也希望康复后能重返运动。”在孙扬看来，好的康复方案能配合临床治疗方案，让患者重返工作、生活，更让很多人的人生就此大不同。 从业8年，孙扬明显感受到，在国内，运动康复师的队伍日益壮大，大众需求越来越大。“我们的门诊已经没有淡旺季之分了，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运动，由此引发的运动伤害也会增加，大家口口相传找到这儿，我们也期待更多人认识运动康复师。”  姜桦（右）手术中。（院方供图） “我们治的是肿瘤，只不过肿瘤长的位置不一样” 姜桦（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妇瘤科主任医师） 业内有一句玩笑话：“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妇产科男医生。”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院长姜桦就是一名妇瘤科男医生。 从业30年来，从一名临床医生到一名医院管理者，他见证着妇产科男医生从“少数”变成“中坚力量”。“在我们医院，男医生占比近40%。”在姜桦看来，随着人们理念的转变，整个社会、包括男性本身及其家属对这份职业的认同度及接受度越来越高。 1994年，从上海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毕业后，姜桦进入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工作，对这份职业的迟疑很快在工作中消弭：“我们治的是肿瘤，只不过肿瘤长的位置有些不一样，对医生而言，其实没什么差别，把病看好才是最关键的。” “是否有被患者拒绝的时候？”对于记者的疑问，姜桦直言，“几乎从来没有。”他在患者中颇受好评，甚至被一众病友誉为“男神”。 “当患者得了肿瘤，她的焦虑、恐惧、担忧是很明显的。”这份复杂的情绪在见到姜桦时可以化解近五成，而经其诊治，至少可以减少八九成。究其原因，姜桦认为，医术与态度缺一不可。“患者信赖医生的能力并以性命相托，医生理解患者就诊时的不易，相互理解造就双向奔赴，这是良好医患关系的基础。” 目前，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妇瘤科手术量居全市首位，宫颈癌手术量占全市宫颈癌手术量的近一半，妇瘤科的学科建设同样在全国名列前茅。优异的成绩单也对医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在医、教、研三方协同发力。 姜桦每日的行程排得十分紧凑，在繁忙的行政与临床工作之余，他不忘自己的博导身份，悉心培育着下一代医者的成长。每到毕业季，看到自己的学生戴着博士帽答谢导师，姜桦由衷自豪，同时也不忘再叮嘱几句：选择医生这份职业要慎重，因为一旦选择就意味着一辈子的付出；如果下定决心从医，必然能从这份职业中获得满足感和自豪感，这是件很幸福的事。  王葵（右）与团队讨论病例。曹希摄 刻板印象带来不信任？用实力打破质疑！ 王葵（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肝外二科主任） 一名普外科女医生有多稀缺？有人形象地说，“如同野生大熊猫一般”。海军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上海东方肝胆外科医院）肝外二科主任王葵是全院唯二的女外科医生。谈及自己最初的选择，她直言，这既是阴差阳错，也是命中注定。“本想着先到外科轮转，再定岗内科，没想到干着干着还挺喜欢。”用王葵的话来说，外科工作有挑战、有风险、有压力，“在这样的环境下，医生成长得很快”。 犹记得刚当医生时，王葵每天都要忙到深夜，长海路的两端连接着她的工作与生活。后来，随着专业能力渐长，她开始独当一面，当然，以往不曾有过的压力，也随之而来。由于王葵是团队中唯一的女医生，患者常误认为她是“护士长”。如何应对这些因刻板印象而带来的质疑与不信任？王葵选择用实力打破！ 从业28年来，在王葵的手术医疗档案中几乎没有产生过医疗纠纷。“哪怕切个胆囊，我也会在手术室中仔细盯着，这种良性疾病一点错也不能出。”她直言，医生要对患者好一些，但如果手上没活，这份“好”便无从谈起。 不少多年前接诊过的患者，至今还与她保持着联系。 不久前，一名患者再度找到王葵。她记得，这还是自己在当助手时，“动刀”的第一批患者。曾经40多岁的肝癌患者如今已年逾古稀，可在例行体检时发现肝脏上又长出了一个5毫米的肿瘤。癌症复发，这名患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曾救治过她的女医生。手术很顺利，王葵又救了她一次。“很多人说，肝胆外科医生没什么患者朋友，因为肝癌生存率相对较低。”可令王葵高兴的是，随着手术技术的进步与肿瘤药物的突破，长期生存的患者越来越多，几乎每周，她都能接到老患者打来的道谢电话，“谢谢王医生，好多年了，身体挺好的。” 至今，王葵仍记得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在她入行时的谆谆教导：“做临床医生很不容易，一定不能半途而废。”“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坚持下来了，努力成为一名好的外科医生。”王葵说，她的从医初心始终未变，那就是让癌症患者活得再久一点，活得再好一点。  吕琦正在阅片。 记者 李晨琰摄 探查疾病的蛛丝马迹，医患的目标是相同的 吕琦（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医师） 除了固定的早读片，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影像科副主任医师吕琦的大部分时间都在阅片中度过，从影像片中探查疾病的蛛丝马迹，为临床医生提供可靠的诊断依据，这就是她的日常。“每天，我都要面对数百份患者检查，每一次诊断都可能对其生活或后续治疗产生影响。”吕琦坦率地说，影像科的工作大多在“幕后”，平日里与患者接触的机会不多，但只要一接触，必有“麻烦事”。 她记得，有一次，一名患者气势汹汹前来质问：“为什么两次影像报告的结论不一致！”原来，第一次检查时，报告提示有三根肋骨骨折，但在第二次检查后，却报告了五根肋骨骨折。 “我当时先请患者冷静下来，一起找寻原因。”比对两次报告，吕琦发现，该患者第一次做的是X线检查，而第二次是CT检查，且中间相隔近一个月。 “每种影像学检查的分辨率是不同的。比如，X线检查快捷高效、辐射量低，但对某些细微的骨折或特殊部位的骨折显示能力有限。CT分辨率更高，可进行三维重建，能更清楚地显示细微骨折，但价格和辐射量相对高些。”在释疑的同时，她进一步问患者：近一个月内是否磕碰过患处？患者此时才和盘托出：前几天陪孩子时不小心扭到腰，疼痛难忍，这才想着来重新做个检查。 “影像结果的变化有时并非错误，而是疾病进展的一部分。”吕琦说，临床上，患者的疑问不少，诸如“反复检查是否是医院为了赚钱？”“为什么要做多种检查才能明确诊断？”等等。 “实际上，患者的误解可以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对复杂的影像学检查不了解，另一类是对不同疾病进展的速度没概念。”在她看来，影像科医生的目标就是确保患者得到准确的诊断，“医患间相互理解和信任，才能更好地合作，共同面对疾病带来的挑战，达成共同的目标——守护患者的健康。”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