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自20世纪50年代初兴起，至70年代末结束，整整经历了30年。这30年，正是新中国艰难起步的30年，正是依靠全国人民的患难与共、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砥砺前行，才使得新中国焕然一新，改变了面貌，实现了振兴中华的梦想。 一、“知青”定义的提出 在上海某大学举办的知青课题讲座上，由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主讲“什么是知青”（见“澎湃新闻”：定宜庄、刘小萌：理解“知青”，关键在于城乡二元体制）。定宜庄认为：“‘知青’这一群体的产生，关键在于中共建政后实行的城乡二元体制，只有理解了这个制度，才能理解‘知青’。”她说：“我们所说的‘知青’，并非字面意义上的有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它指的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个特殊群体。它包括的是曾在学校受过教育，然后在‘上山下乡’这个特殊的政策之下，由政府组织的，到农村或连续从事农业生产的那批青年人。”这是定宜庄给出的“知青定义”。 定宜庄对“城乡二元体制”做了具体说明：1954年宪法取消了“人口自由迁徙权”的规定，而到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以下简称《户口条例》）开始执行，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受到更严格限制，“农村户口的学生考城市中学的比例都有着严格的规定”，这些规定标志着中国“城乡二元体制”的建立。在这一制度下，城镇户口的居民享有升学、就业以及社会保障等诸多福利，而这些福利却是农村户口的居民享受不到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特殊政策”，也正是在这样的体制下产生的。它的根本特征，首先是动员家在农村的中小学毕业生回户籍地。然后当城市经济出现问题的时候，再动员城镇中小学毕业生下乡，由城市户口转为农业户口。所以，成为“知青”就意味着由城市户口变为农村户口，放弃城市户口所享有的一系列福利和权利。 定宜庄认为，以1958年确立的“城乡二元体制”划分，回乡知青不能算是“知青”，因为他们不是“城里人”，不能享受城里人的政策和待遇；而且之前上山下乡的城镇知青也不算是“知青”，只有之后上山下乡的才算“知青”。她解释说：“因为那时城乡二元体制还没有建立，已经下乡到农村的青年只要想，还可以选择回到城里。” 二、城乡二元体制的历史成因 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多次进行全国性的将城市人口迁往农村的运动。从1952年动员高小毕业生回乡生产开始，到1955年大批输送垦荒移民，以及此后的精简职工、紧缩城市人口、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都是为了缓解城市人口压力。这些有组织的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背后体现的是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与现代工业化建设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城市发展对农业生产、尤其是对粮食需求之间的矛盾，因而对此后国家政策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早期紧缩城市人口的运动中，国家曾经将垦荒移民视为解决城市人口问题的主要途径，并在人力、财力上做了大量的投入。然而将已经进城的农民再输送回农村，显然不符合这部分农民的愿望，城市与农村之间生活水平的落差，使得许多人都不愿意回归农村，因而存在抵触情绪，致使紧缩人口的规划不得不搁浅。这表明，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人口问题。之后国家开始更多地寻求制度上的支持，如建立城乡二元体制，大规模内迁工厂企业，实行居民粮食定量供应等政策，以限制城乡人口的无序流动。 新中国建立伊始，农业还没有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极端贫穷落后的状态中有所改变，依然以个体经营为主；工业更是在连年的战争蹂躏中艰难起步，连最普通的钉子都无法生产。至于科技、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也都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开始初建。整个新中国，完全处于两手空空、一穷二白的状况。即使在这种状况下，美国还趁火打劫，不仅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还大搞经济封锁，妄想扼杀新中国。新中国完全靠自己的努力是不可能迅速改变贫穷面貌的，所以建国后毛泽东立即出访苏联，与苏联签订条约，并争取到各方面的宝贵援助。但是，唯独农业生产却只能依靠自己解决。 从新中国历年粮食产量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新中国建立以来，粮食产量是逐年增长的。从1949年人均粮食产量208.95公斤到1956年的306.79公斤，人均粮食产量整整增加了100公斤，这在当时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须知在粮食逐年增产的同时，人口也由1949年的5.41亿增长到1956年的6.28亿人口，等于同时增加了将近一亿吃饭的人口。人口多了，更需要想办法提高粮食产量，不仅满足人们吃饱饭，还要满足城市工业化发展的需要。 然而，在这期间，出现了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的现象。到1957年，通过计划招工进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以及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高达2000多万人，连同城市同期增加的人口，不仅给城市就业形势造成巨大压力，而且粮食供销和商品供应也捉襟见肘，穷于应付。于是，政府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想了许多办法，其中之一就是制定《户口条例》，对全国流动人口实行严格的制度管理。 与定宜庄引述的说法不同的是，《户口条例》中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相关的条例是这样写的： 第十条 公民迁出本户口管辖区，由本人或者户主在迁出前向户口登记机关申报迁出登记，领取迁移证件，注销户口。 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 公民迁往边防地区，必须经过常住地县、市、市辖区公安机关批准。 《户口条例》中找不到定宜庄所说“农村户口的学生考城市中学的比例都有着严格的规定”等词语。相反，“农村人口流入城市受到了严格的限制”的说法倒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户口条例》并非只是为限制农村人口流入城市而制定的。 什么叫“城乡二元体制”？所谓“城乡二元体制”体现的就是城乡差别，是农村与城市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管理体系。不可否认，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城乡二元体制”弊端显现，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实施制度性改革势在必然。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断言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户口条例》“是造成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 事实上，自1958年起，随着三年严重自然灾害爆发，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一场持续达四、五年之久的人口大迁徙，只要随便查阅哪一部地方志的“人口篇”，都可以看到当时人口数据大幅度变动的迹象，而这种大幅度变动的主因恰恰是为了应对三年特大自然灾害，而进行大量精简职工和紧缩城市人口引发的，其数量之巨大，堪称史无前例。这期间，全国职工总数减少了1,887万人，全国城镇人口减少了2,600万人，全国吃商品粮人数减少了2,800万人。无法想象，如果没有《户口条例》的严格管理，这样一场涉及到数以千万计的人口大迁徙将会出现在国内什么样的混乱状况？ 户籍问题的本质是国家制度管理，人在则户口在；人既迁移，户口当然随之迁徙。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应该遵守户口管理规定，概莫例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城市居民变而为农村知青，身份变化了，户籍变化自是顺理成章的。知青不是“特殊公民”，他们与人们一样，无论到农村去务农，还是返回城镇工作，都由派出所办理户口手续。城乡差别并非《户口条例》造成的，反过来说，取消了户籍管理制度，就能解决城乡差别吗？城乡差别是客观存在的，而这种差别的改变也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逐步实现的。无可否认的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目的就是消除这种“城乡差别”，而不是扩大这种差别。仅仅以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城市户籍”变为“农村户籍”，这只能是对历史事实的混淆。 三、限定“人口自由迁徙权” 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紧接着，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通过并实施《户口条例》。《户口条例》表面上是严格人口管理制度，实际上是有极为深刻复杂的社会背景的，就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状况而言，实施《户口条例》对当时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建立以后，对于多达六亿人口实施全面户籍管理，不仅阻力极大，难度也极高，这是国家实施“计划经济”，加快经济发展的一项制度性措施。按照《户口条例》的规定，农村户口的青年学生和毕业生如果不能升学或就业，则返乡务农，此即所谓“社来社去”；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当然要销掉“非农业户口”，变更为“农业户口”。这本来就是很正常的户籍管理程序。定宜庄却由此断定，这个《户口条例》使“知青”的身份有了“明确的限定和依据”。平心而论，《户口条例》并不是针对知识青年的，把人口管理制度当作“剥夺城里人待遇”进行解读，确实有些危言耸听。 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限定在“城乡二元体制”的观点究竟对不对呢？ 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在1954年制定的，它的意义在于这是第一部真正属于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宪法，标志着新中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它的制定过程就是一场规模宏大的社会主义民主运动和普法教育。这部宪法对于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不仅起到稳定人心的作用，也宣示了新中国的合法性。 取消人口自由迁徙权，完全是根据当时的国情做出的一种必要的限制，其目的并不是“取消人口自由迁徙权”，而是限制某些人群的“自由迁徙权”，如国民党散兵、特务、土匪、反革命分子等，限制他们的可预见的社会危害性。这完全是为巩固新生政权而采取的必要措施。但在定宜庄眼里，这种规定非但不合理、不合法，还成为此后造成“城乡二元体制”和迫害知识青年的肇始！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居然是“取消人口自由迁徙权”的产物，是“城乡二元体制”的象征，这种话出于一个国家级社科研究员之口，令人匪夷所思！一个基本的历史常识是：新中国建立的最初几年，并不意味着全国范围战争状态的结束，相反，内部敌对势力蠢蠢欲动和外部敌人的虎视眈眈，使共和国随时都存在着生死存亡的危险。在1954年宪法公布前后，全国人民意气风发地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新中国稳固了政权的标志。在此期间，徐建春及其他知识青年返乡务农，正是以实际行动保卫和建设了新生的共和国。 宪法公布之后的1955年，全国各地城市知识青年掀起投身“青年垦荒”运动，这里可有所谓“取消人口自由迁徙权”的影子？恰恰相反，如果说返乡知青不算“人口自由迁徙”的话，那么知识青年参加“垦荒运动”正是人口自由迁徙的表现，而且，规模更大的垦荒移民迁徙到边远地区开发农业生产，也应该属于人口自由迁徙的正常范围。实际上，攻击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取消人口自由迁徙权”，并不在于说明什么“知青定义”，而是要否定新中国的历史事实。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由来 中国是农业大国，人口众多，生产力水平低下，刚刚从封建制度的形态中解放出来，虽然有“翻身做主人”的激情，有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愿望，但受制于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基础太差，亟待补充新鲜血液，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参与。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发《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通讯报道，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树立的第一个上山下乡先进典型，从此在全国范围掀起了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的热潮。徐建春的事迹，不仅在于为千百万学成毕业而不能升学的青年学生指出了一条就业道路，也在于创新了中国农业发展的一条新路，那就是鼓励知识青年以文化知识改变农村面貌，促进农业发展。1955年度，全国将有57万初中毕业生、236万高小毕业生不能升学，加上往年没有就业的历届毕业生，大部分都将面向农业。同时，以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组织城市知识青年远征垦荒队共50多批，人数达3.7万人。也即是说，不仅回乡知识青年，而且城镇知识青年也纷纷投身于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并形成一股热情高涨且持续不衰的热潮，成为新中国农业战线奋起直追，奋发图强的新气象！ 对于广大知识青年积极投入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毛泽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扬。1955年7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他说，农业合作化再度掀起高潮，至1956年进入互助组和合作社的农户己达96.3％，全国农业合作社已发展到100万个以上。按此推算，所需有文化的人应当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人以上。9月，毛泽东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中说：“全国合作化，需要几百万人当会计，到哪里去找呢？其实人是有的，可以动员大批的高小毕业生和初中毕业生去做这个工作”。同年12月，河南省郏县大李庄乡组织32名回乡知青参加农业合作化工作，开创了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农村工作的经验，毛泽东亲笔批示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数百万计知识青年投身于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加快了农业集体化、合作化的步伐，使整个农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毛泽东兴奋地宣布：“过去计划在10~15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在4年内就初步完成。” 1957年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30%上升到56.7%，这标志着中国经济结构发生很大变化，为新中国初步建成独立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但相比之下，农业生产跟不上工业化的发展，整体生产技术的落后拖住了农业发展的步伐。因此，国家继续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支援农业生产第一线。在此期间从京、津、沪、鲁、豫、冀等省市向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新疆等边疆地区移民达43.3万人。广东、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18省在省内移民29万人。许多省、区青年垦荒队的活动己同政府组织的大规模垦荒移民结合在一起，大部分移民被安置在当地的农业合作社。 上山下乡是什么？从她产生的历史背景来看，这是新中国走向工业化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也就是说，没有发达的农业作为促进工业化发展的基础，中国是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的。而且党中央注意到知识青年在农村中发挥的巨大能量和积极作用，从报道第一个回乡知识青年徐建春的事迹开始，逐步形成了相应的政策和规模，并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列为国家“农业发展纲要”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为“知青”重新定义 知青身上蕴涵着最鲜明也最丰富的历史信息，他们承载着共和国的苦难，铭刻着共和国艰难前进的历程，是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其实，认识和了解知青，不能只从知青本身着手，因为知青是时代的产物，是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催生的一代群体。不能了解当时代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就不能理解知青究竟是“什么”。 关于什么是“知青”的定义？我的看法是：知识青年是指毕业后到社会参加工作的青年学生的身份统称。也就是说，只要是从学校毕业走向社会，不论你参加什么工作，你的身份就是“知识青年”。但是，从城市下乡到农村，这就与留在城市里的知识青年存在差别。这种差别具体表现为“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等。于是，知青的身份具有了极其特殊的意义——他们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农民；既不是城里人，也不是农村人；既不是体力劳动者（有知识），也不是脑力劳动者（要挣工分养活自己）。这样的身份绝不是在城里当了工人、职员，或者其他什么职业的知识青年所能相比的。因此，把下乡到农村的城镇知识青年统称为“知青”更符合时代的特定涵义。 但是，这还不足以说明“知青”概念的内涵。知青指的是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的参与上山下乡的整整一代青年群体，这就需要探讨这一代青年群体的共同“特质”是什么： 一、他们都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第一代青年； 二、他们都是在毛泽东的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青年学生； 三、他们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命运紧密相连； 四、他们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使他们得到了考验和锻炼； 五、他们成为改革开放的中坚力量； 六、他们粉碎了西方政客寄托在这一代人身上的“和平演变”！ 这就是知青的“特质”。这种“特质”是后来人难以具备，也是现在的年轻人难于理解的，更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无法抹煞和诋毁的。 五、知青是共和国当之无愧的英雄群体 知青为国家分忧，勇于担当，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毅然以自己的青春热血报效祖国，才创造了今天的辉煌，这就是“知青精神”的精髓要义！ 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政权转归无产阶级掌握以后，在剥夺了剥夺者以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榜样的力量——如最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多次指出过的那样—-第一次有可能表现自己的广大影响。”（《列宁全集》第三卷第513页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第一版） 列宁的那段话是什么意思？ 第一、无产阶级掌握政权以后，也就是“剥夺了”剥削阶级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特权以后，“情形就根本改变了”。 第二，什么情形“根本改变”了？就是人民当家做主了，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社会制度的建立，为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第三，什么是“榜样的力量”？只要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出现的新生事物，只要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新生事物，都会成为“榜样的力量”，并且表现出自己的“广大影响”。 第四，什么叫“第一次有可能”？这个“第一次”不仅仅是数量词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一种影响深远的引领作用。 徐建春就是这样一个“榜样的力量”。这种“榜样”只能出现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于是，在她的身后，跟上来千百万个知识青年，不仅是回乡知青，还有城镇知青，他们成就了一个共同的事业，成就了一个共同的时代，成就了一个共同的精神，也成就了一个共同的历史辉煌！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失落的一代”！ 作者：宇宏，上海地方志副编审。 （责任编辑：铁滨） (责任编辑：铁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