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6月，毛主席回到韶山，与家乡人民交谈。
人民，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作者：田亮 毛主席哭了。 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夏天。安徽、河南交界连降大雨，淮北地区遭遇百年未有之大洪水。一份电报中讲道：“由于水势凶猛，来不及逃走，或攀登树上，失足坠水（有在树上被毒蛇咬死者），或船小浪大，翻船而死者，统计四百八十九人。”看过电报，毛主席流下了眼泪，还在“被毒蛇咬死者”和“统计四百八十九人”两处划了横线。 他是革命与战争淬炼的伟大战士，可短短几十字让他潸然泪下，只因其中写的是人民疾苦。“毛主席始终把人民群众当朋友，当亲人。”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龙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位于湖南省湘潭市的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日日游人如织。11月的一天，《环球人物》记者走进这里，看到人们纷纷在一封信前驻足。信中写道：“寄上人民币叁百万元（旧币，1万元相当于新币1元，此处即300元），为补助日用之费。嗣后有困难，尚可设法帮助。” 这是1954年10月29日，毛主席写给韶山老乡郭梓材、刘天民夫妇的回信。毛主席得知他们生活困难后，就用自己的稿费帮助他们度日。 
·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展示的毛主席写给郭梓材、刘天民夫妇的回信。
毛主席与人民群众的接触是从家乡开始的。 1925年春节期间，时任中央局委员的毛泽东回到韶山，广泛接触群众，教大家识字、学珠算。在讲“手”“脚”二字时，他说：人人都有手和脚，农民的手脚一年到头不停劳动，可是吃不饱、穿不暖；地主有手不劳动，可是吃鱼和肉，穿绫罗绸缎，有脚不走路，出门还要坐轿子，这原因在哪里？合不合理？ “那年夏天，毛泽东召集杨昭植、彭公达等人在湘潭电灯公司的地下室召开了两次秘密会议，就是由我父亲安排和守门的。”郭梓材的女儿郭治久告诉《环球人物》记者。 “父亲觉得，毛泽东是个值得信任的人，所以父亲愿意为他把门。电灯公司也就成了韶山共产党员活动的中转站，有时父亲还资助经费。”郭治久说。 1927年，毛泽东离开韶山，与家乡人民的接触就少了。 1950年8月，郭梓材给毛主席写信，介绍了湘潭的一些情况。由于湘潭电灯公司在倒闭之中，郭梓材想进京工作。 毛主席复信：“来信收到，极为欣慰，北京人浮于事，吾兄工作问题，还以就熟悉吾兄情况的友人筹谋解决，较为适宜。愚见如此，当祈斟酌。”行文入情入理，又不失原则。 郭梓材收到信后，感到欣慰。郭治久说：“父亲认为，毛主席能够回信，本身就是一种信任和鼓舞。后来，父亲与他人组建了一家猪鬃厂，就是遵照主席的话自谋职业。” “在我父亲生活困难时，毛主席总能慷慨解囊，先后6次共寄款1700元。对父亲而言，毛主席既是领袖，也是重情重义的仁兄。” 郭治久的母亲刘天民也是韶山人，早年家贫，14岁便做起地主家的童养媳。男方又聋又哑又丑，刘天民备受凌辱，很不甘心，逃到城里的一所女校，在老师的同情与呵护下半耕半读。 
·中年时期的刘天民。
“毛泽东认为我母亲的叛逆精神值得称道，还到刘家与家族长老们交谈，告诉他们‘捆绑不能成夫妻’，长辈们最终同意解除婚姻。”郭治久说，后来刘天民经人撮合与郭梓材恋爱、结婚，一直从事基础教育工作，还当过校长，资助过数十名贫困学生，特别是女学生完成学业。 “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时，父母都在湘潭工作生活，当时交通不便，加上父亲身体不太好，父母没能回乡再见毛主席一面。这是他们最大的遗憾。”郭治久说。 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回到魂牵梦绕的故乡韶山。6月26日晚，毛主席请乡亲们吃饭。开席后，他逐桌去敬酒。但当他端着酒杯来到时，各个桌上的菜都吃光了。饭后合影的时候，他几乎一言不发，饭桌上一点不剩的情景挥之不去。当晚，他没有一点睡意。 他饱含深情，写下《七律·到韶山》：“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喜看稻菽千重浪’并不是当时韶山的实情，而是他热切期盼着能够看到的前景。透过‘遍地英雄下夕烟’，他憧憬着他心目中的英雄——农民群众能够奋发图强，创造广大农村新生活。情意绵绵的诗句，充分体现着一代伟人心系民生的忧患意识和为民情怀。”汪建新说。  1945年11月18日，是延安县川口区农民杨步浩40岁生日。没想到，毛主席竟给他送来了寿礼。“是一块大红绸子，上面写着‘与人民同寿’5个大字。”杨步浩的孙子、延安革命纪念馆广场办主任杨宝成告诉《环球人物》记者。杨步浩激动得不知说啥好，一个劲地说：“这咋成，这咋成……” 这要从杨步浩为毛主席代耕说起。 20世纪40年代，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主席号召陕甘宁边区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他和朱德、周恩来也积极响应号召带头参加。 “当爷爷知道了这件事，就想，毛主席他们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种地交公粮？爷爷觉得自己很能干，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就有了为毛主席代耕的想法。”杨宝成说。 “等到1943年阴历五月，我的小麦打下了，我赶着4头毛驴，驮了一石（500斤）多小麦，来到主席住的地方杨家岭。”杨步浩回忆道。 “杨步浩同志，请坐请坐！”杨步浩落座后，毛主席又问他：“杨步浩同志，你为什么替我代耕？” “主席，我原来是横山县（今属榆林市）人，8岁上死了母亲，10岁上替地主当小长工，1929年饿死我父亲和小娃，旧社会实在可憎极了。1935年11月间，您老人家给我分地、分羊、分窑洞，穷人翻了身。今年我到南泥湾慰劳军队，听说您老人家还有任务，我就替您老人家完成。”杨步浩答道。 “好，好，好！谈得我心里高兴，真是无产阶级闹革命。”毛主席说。 “爷爷觉得，毛主席来了，他才是个人了，才有人权了。所以他特别感激毛主席，宁肯赶着毛驴走三四十里地，也要去杨家岭为毛主席交公粮。”杨宝成说。 杨步浩琢磨着，要为毛主席送一块匾。1946年正月十五，他和川口区六乡秧歌队一起朝毛主席住处走去，一路吹吹打打，匾上的“人民救星”4个金色大字吸引了满街的群众。到了之后，毛主席出来迎接，杨步浩献匾。 
·1946年正月十五，杨步浩等人在延安向毛主席敬献牌匾。
“毛主席是我们的大救星，我们川口区六乡人民祝福毛主席身体健康！”杨步浩说。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主席说：“延安县川口区六乡的520户、2400多人口，经常和我们中央政府来来往往，像亲戚一样。今天又送来金字匾，对中央这样的亲切，谢谢六乡的全体人民。祝六乡人民今年夺取个大丰收。”  1964年12月26日，是毛主席71岁生日。当晚，毛主席用自己的稿费在人民大会堂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他亲自定的。 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公开的生日宴会，坐在毛主席两侧的是只有二十三四岁的两位年轻人。左侧是来自江苏盐城的回乡知识青年、劳动模范董加耕。“板凳碰板凳。”现年83岁的董加耕向《环球人物》记者回忆道。右侧是来自天津的劳动模范邢燕子。 
·2023年11月，董加耕在江苏盐城家中接受环球人物专访。（本刊记者 田亮 / 摄）
早在1945年，毛主席就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上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三种长处，起了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你们的工作成了一般人的模范，提高了工作标准，引起了大家向你们学习”；骨干作用，“你们已经是群众中的骨干，群众中的核心，有了你们，工作就好推动了”；桥梁作用，“群众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上来，上面的意见经过你们传下去”。 这次生日宴会上，毛主席不断给坐在他两边的劳动模范夹菜，口中还念叨着：“你们年轻，农村来的，多吃一点。”散席前毛主席还给在座的几位一人一个苹果，并一一握手告别。 
·1957年2月，毛主席接见出席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代表会议的代表。
1961年5月4日，青年节这天，21岁的高中毕业生董嘉庚把名字改成了董加耕。“意思是我要在广大农村做更多的耕耘。”当时，他是盐城龙冈中学的首届优秀高中毕业生，学校已决定保送他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深造。可他最终在志愿书上写下8个字——回乡务农，志在耕耘。 “我读高中时，正值重大自然灾害时期，我看到了许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设新农村的事迹。毛主席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做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这让我很触动。”董加耕说。 就这样，董加耕用一根扁担挑着书籍和行李回到家乡葛武公社董伙大队第四生产队。他带头提出和实施了沤田改旱田，稻、麦、棉、绿肥轮作，改良土壤，解放劳力等措施。他提出的轮作制在全大队、全公社乃至长江和淮河之间的里下河地区获得推广。 1964年底，董加耕参加了毛主席的宴请。回忆往事，董加耕感慨道：“毛主席是世界劳动人民的领袖。能做到他这样和劳动人民亲密无间的领袖是不多见的。” “毛主席深受人民群众爱戴，是因为他深知依靠人民群众，中国革命和建设才能取胜。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他是这么说的，更是一生真心实意这么做的，他真正把人民当作历史发展的主体、历史前进的推动者。”陈龙对《环球人物》记者总结道。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