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8 月 11 日，在黑河知青博物馆召开了一个关于国家方志馆知青分馆的陈列布展和建设发展的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王伟光发表了四条建议，该讲话提到了知青历史、知青文化、知青精神，并强调了展陈的“三个为主”：第一，肯定知青主流为主；第二，正面宣传知青精神为主；第三，以弘扬知青文化为主。

王伟光，北京知青，他在四师三十九团（云山农场）多年，曾任连指导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两任院长都曾是北大荒兵团战士，一是伟光，一是冷溶。从工作关系论，我们多有接触和合作；从经历论，我们都曾是荒友；从人际关系论，他俩都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我爱人的大姐夫赵光武教过他们，关系甚好；从专业论，我们搞的研究方向大致同一。因此，我们碰到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北大荒便成了聊天的中心。

1971年4月18 日，三十九团一场山火夺走了26条活生生的性命，76 人烧伤，其中，20岁的天津女知青翟英选伤势最重（关于我和翟英选的交往请看我发表的《人们怎能忘记她？》《一把火，半世苍凉》《又见翟英选》等）。

王伟光多次回第二故乡探望，他到了云山农场，特地到“4.18”山火牺牲烈士墓地凭吊，为那些牺牲的荒友深深鞠躬默哀。我见到记录这感人场景的照片和影像，不禁泪流满面。我曾多次奉调进京，为中央宣讲团做联络秘书工作，王伟光是中央宣讲团成员。一次，我陪他来津宣讲，在饭桌上，他站起身来，向在座的数位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介绍“我和鸿林是北大荒兵团战友”，他下了座位，走到位于末席位置的我，以水代酒，我俩喝了杯荒友“酒”。别忘了，伟光当时身居高位，而我只是个副局级干部。由这两件事，我深受伟光内心那浓浓黑土情的感染，为他那可贵的黑土义和平民意识而点赞。

下面回到本文的正题。存在知青精神吗？伟光提到的知青历史、知青文化，这个实在是毫无争议的，况且，这是个中性概念。“知青精神”则不然，大凡提到“精神”，无不是正面的，只听说发扬“勇往直前精神”，没有听说要发扬“懦弱后退精神”。我个人认为，知青精神也是存在的。我和众多知青朋友都认可知青精神的存在，但在如何提炼、如何表述上发生了重大分歧。有的知青朋友认为，就以十年内乱时期掀起的（注意，是掀起，而不是兴起，这两者大有区别）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而言，这一时期的知青精神是负面的，其内涵大致可概括出几条，诸如：愚忠、盲从、偏激、虚幻、虚伪、心口不一、空想，等等，不一而足，每一条，他们都举出实例予以论证。有的言称，你们总结出来的那套迎合体制的所谓知青精神，我不认可，不要用它来绑架我。1993 年深圳的海天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风潮荡落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后，收到了来自国内外的读者信件，其中参加缅甸共产党游击队的前知青对他们的知青经历咒骂不已，他们用“虚幻”概括他们当年的精神状态。可见，知青个体的经历不同、立场不同、认知角度、所处国家地域不同，必定会引发对知青精神的臧否。

我对“精神”研究下过些功夫，曾主编出版过《图话中国精神》《图话时代精神》等，前一阶段，我和天津财经大学张健华教授牵头的团队编写了《图话红色精神》。在这几本书中，“北大荒精神”是必选的。如果“北大荒精神”立得住，那么“知青精神”就有了成立的理由，因为在北大荒的建设发展史上，百万知青的奋斗史是不可分离出去的。这种情形，在新疆兵团、云南兵团都很类似。

我有一位南开大学的女同事——丁军教授，她曾赴内蒙大草原当知青。她向我推荐一本书——《驻外札记——从知青到大使》。作者是于振起，振起的爱人叫马馼，曾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振起老兄是天津耀华中学老高三，和蒋大为同学，到内蒙古牧区插队，我在天津师院读书时，振起兄已经留校，后考到南开大学读研，又到国际关系学院读博，而后到了外交部。当年耀华中学开俄语课，振起兄的俄语早有基础。

他在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工作，曾和我们五连的北京知青左学良同事。后来振起任驻白俄罗斯特命全权大使，学良任驻塔吉克斯坦特命全权大使。我基于振起兄的个人情况，以点带面，推而广之，概括出五种精神内涵：忠诚、奉献、勤勉、兢慎、情趣。（请见拙文《一颗老知青的赤子之心——读于振起先生〈驻外札记——从知青到大使〉》，2009 年 3 月 2 日天津日报读书版）

习近平同志当选国家主席，在 2018 年 3 月 20 日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发表讲话，“3.20”讲话对中国人民精神、中华民族精神做了高度概括：奋斗、团结、梦想。千万知青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中的一个重要群体，人民精神、民族精神和知青精神怎么可以分得开？！于是我写了一篇《知青精神是群体的，更是民族的》，在一次以前知青为主体的研讨会上做了书面发言。

至于如何表述知青精神，这可不是一件脱口而出的易事。现在从国家层面认可并大力宣传的“精神”已逾百种之多，在其内涵表述中，多见相同的词语、相近的词语，最大的遗憾是，每一种“精神”独自具有的特征欠鲜明，给人以百精神一面孔的感觉。鉴于这项工作的困难，我特意写了《关于提炼城市精神表述语的一点思考》，发表在2011年12月5日天津日报第5版。

大凡精神的命名和提炼，一是按事件，例如长征精神；二是按历史时段，例如延安精神；三是按地域，例如大庆精神；四是按人物，例如雷锋精神；五是按行业，例如载人航天精神。表述样式基本有三：一是二字词汇排列式，例如，五四精神——爱国、进步、民主、科学；二是四字词汇排列式，例如，北大荒精神——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注意，有细分为动宾式、偏正式、并列式）；三是语句排列式，例如，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了人民的事业无私奉献；四是语句对仗排比式，例如，载人航天精神——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

具体到知青精神如何提炼并表述，千万知青藏龙卧虎，智者多多，集思广益，做好这件事，说难也不难。几句独特的内涵表述出来，一听就是专属咱们知青群体的，这就像“骏马精神、草原气质”，看了这八个字，就会想到，这个精神的载体肯定处在有马有草原的地方，说到有马有草原，当属内蒙古，恰好，这几个字是对呼和浩特城市精神的表述。希望我们的知青精神的表述也能达到这样的辨识度。

简言之，在众多当事人和局外人的心目中或眼界里，知青精神是确在的；知青内部的分化导致了对知青精神认知的分殊；历史地、真实地、正面地认可并概括知青精神，求得最大共识和最大公约数，这是可以做到的；基于主流观的知青精神不强求每一个体认同，理解并认可个体心中的那个有异于主流的知青精神存在；要承认，说出口的知青精神，和没有说出口或说不出口的知青精神是迥然不同的，每个知青都有说出口的权力，也有不说或内心不认同的权力；既然允许每个人心中有不同的哈姆雷特，那么，也要尊重每位知青心中拥有不同的知青精神。（注：此稿发出后，我的一些学友发来反馈，直言不讳地申明：一、“知青精神”是违背广大知青本质的虚幻名词，过去不存在，现在也没有。（这是一位我的挚友、著名知青作家的观点）二、知青现象本质上是国家行为，刻着特定的时代印记。从这个角度讲，知青精神具有特定的政治内涵和历史记忆。概括知青精神的内涵，首先要明确知青现象的历史评价，褒贬确定后，精神也就呼之欲出了。（这是一位70后的见解）三、知青精神永放光芒。（这是我的几个学生的反馈。他们大多是70后和80后，甚至还有90后。由此可见意识形态的巨大作用。）四、知青本人对知青精神体会最深，外人不知其味。作为精神谱系中的精神都可以大力弘扬，知青精神的弘扬，必然涉及到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这是个难点。（这是我的一位学生的认识，作为后辈，他认识到了知青运动评价的困难以及由此引发的知青精神的有无、褒贬。）五、提炼知青精神有必要，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不能重演。（这是天津大学一位学友的见解）六、在您身上就体现了知青精神！（这是一位学生对我的评价。我再次声明，本人记录知青历史、研究知青历史、宣传知青历史，确实出于比较强烈的责任感，但我的这点儿韧劲和热忱，不好和知青精神挂钩。

作者简介：杜鸿林， 1968年10月下乡至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后被推荐入天津师范学院，毕业后考取研究生，获硕士学位。历任助教、讲师、副研究员、研究员。在天津市委宣传部任理论研究室主任、副局级巡视员、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任等。在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师范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10余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南开学报，天津社会科学等报刊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三篇获全国“五个一工程”理论文章奖，多次获天津市优秀社科成果荣誉奖和一、二、三等奖。曾获北大荒人、佳木斯荣誉市民、全国普法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公众号编辑：周培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