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成立 ，既是历朝历代屯垦戍边历史经验的现代转型与实践 ，更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筹帷幄、审时度势 ，处理特殊历史问题和地缘政治的战略智慧[1]。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承续了中华民族屯垦戍边的历史传统 ，开启了屯垦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具备客观纪实性的纪录片与观照民众的口述史学两相结合 ，形成了将“兵团屯垦历史”视听重构的口述历史纪录片。纪录片《奔赴新疆的知青们》借由历史环境、人物经历、事件场景的内容框架 ，回顾了 1962—1966 年间上海知识青年进疆支边建设的峥嵘岁月。通过视像修辞与声音修辞的叠加 ，建构起融合个体记忆与社会记忆、连接历史情境与现实图景的记忆修辞路径 ，进而实现了历史记忆的回溯和兵团认同机制的搭建。 图片 1 文献回顾 第一 ，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研究。学界关于口述历史纪录片的研究多集中在内涵界定、历史向度分析两个方向。一是关于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内涵界定。它立足历史题材 ，通过记录讲述者口头表达的内容 ，真实多元地复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在影像媒介的介入下 ，历史本体通过视听重构 ，形成了兼具史实材料和个体经验的全新历史文本。二是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历史沿革分析。它的研究理路从历史资料收集转向历史真相发掘 ，借由历史记忆生发历史情感。口述历史纪录片作为历史纪录片的分支之一 ，是通过引入口述历史的创作手法而产生的一种新型历史类纪录片。20 世纪 60 年代 ，部分纪录片开始尝试在制作过程中添加主人公口述的元素，诸如《毛泽东》《邓小平》等文献纪录片以口述形式追忆伟人的光辉岁月。20 世纪 90 年代 ，纪录片引入口述历史的话语叙事方式 ，形成了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全新分支 ，其拍摄手法多元 ，叙事方式灵活。《二十世纪女性史》通过口述的形式深度再现了 20 世纪女性的解放进程 ；21 世纪后 ，口述历史纪录片以平民视角切入 ，聚焦于历史真相的挖掘。导演孙曾田在 2001 年将“口述历史”方式运用于《点击黄河》的制作过程中。此后 ，以央视、凤凰卫视为主的多家媒体纷纷进入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探索领域 ，《百年小平》《我的抗战》收获诸多行业好评。关于口述历史纪录片的内涵界定多强调口述形式 ，而历史沿革的相关分析虽在不同时期存在差异化的主题定位 ，但都积极探索了口述表达方式 ，为相关创作提供了多元思路。 第二 ，口述历史纪录片的记忆研究。关于口述历史纪录片的记忆研究。学界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记忆建构和集体记忆两部分。一是在记忆建构过程中 ，学界集中探讨了记忆生产模式的运作方式 ，《浩劫》《索比堡》等通过分析创建记忆的生产模式 ，补充了记忆性元素[2]。二是关于集体记忆部分的分析 ，研究者们多以阿莱达·阿斯曼和莫里斯·哈布瓦赫的记忆理论为支撑 ，试图通过个体记忆来展现其在媒介传播过程中对集体记忆的影响 ，突出集体记忆的重要性。《我的 1966》《电影传奇》等案例对历史真实与集体记忆进行再度诠释[3]。学术界较为关注口述历史纪录片记忆取向的研究 ，但研究多集中在记忆建构中的理论分析 ，多聚焦于记忆形成的过程 ，并且成文数量较少。因此 ，历史纪录片的记忆研究还有很广泛的研究价值与讨论空间。 图片 第三 ，口述历史纪录片的修辞研究。西方的研究理路多从古希腊时期的古典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发端 ，中国的修辞学研究则可追溯至《易经》（“修辞立其诚”），可见修辞学的发展历史悠久。但遗憾的是 ，以口述历史纪录片为主导的修辞研究较为匮乏。口述历史纪录片作为叠加视觉与听觉的视听艺术 ，成为修辞研究的较新领域。一是关于口述历史纪录片修辞研究的意义传达。直接化传达 ，即通过标题、字幕、动画、画外音解说来达到直接表现的效果 ；间接化形象表现 ，即借助故事情节结构、意象象征、色彩音乐渲染等手段进行暗示。二是关于口述历史纪录片的记忆修辞研究。纪录片《中国医生》利用文化记忆的理论对纪录片的修辞方式进行重新审视 ，通过重构的文化记忆的修辞实践介入当前的历史进程[4]。纪录片的修辞研究多聚焦于功能视角 ，即故事情节如何被表达等 ，其研究可借鉴其他类型纪录片的修辞实践实现完善与拓展。 2 建构记忆的内容视角 记忆是一种心理意识能动的反映 ，也是一种考察历史存在的视角[5]。口述历史纪录片《奔赴新疆的知青们》围绕场景、人物、事件 3 个要素 ，详细讲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初 ，以上海知青为主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支边岁月。回顾了沪籍支边知识青年在风头水尾、沙漠边缘艰苦奋斗、努力开垦的时代记忆。记忆是口述历史纪录片的核心内容 ，这类影像化表达方式属于一种记忆文本。它通过讨论记忆的生理、社会机制 ，实现了内容纪实性与表现艺术性的两相融合。 第一 ，场景 ：屯垦戍边的时代记忆。场景具有两层涵义 ：一是影像展映的平台话语体系 ，二是故事情节境况所置的宏阔背景 ，承载着人事际遇迁移流向的内在逻辑[6]。口述历史纪录片通过再现往昔场景 ，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屯垦戍边的时空记忆 ，营造出时代的真实感。《奔赴新疆的知青们》实现了时空交错的纵横融合 ，通过追溯 20 世纪 60 年代到如今的现实场景 ，完整再现了上海支边知识青年屯垦戍边的场景 ，建构了真实立体的时代记忆。一方面 ，它联动 53 位上海知青制作口述历史影像 ，通过既存的历史影像来重现动员、扎根 ，以及屯垦戍边的往昔场景。在整合口述史料和影像资料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还原了知青的屯垦故事 ，搭建起故事发生的真实历史场景。另一方面 ，它在讲述上海支边知识青年远赴新疆开垦造田的故事时 ，涵盖了上海和新疆两个社会环境。上海是支边青年的“故乡”，韩培芬等人追忆故土的场景传达出知青们的共有回忆。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属于知青们屯垦戍边的主要场景 ，田间的坎土曼、地头的镰刀锄头都见证了老一辈知青的劳作场景。这些场景提供了屯垦戍边的全景式时代记忆 ，为建构纪录片的认同研究营造了真实的修辞氛围。 图片 第二 ，人物 ：上海知青的群像记忆。纪录电影制作者表现人物 ，并且塑造人物。他们通过叙事手段和电影技巧表达某种人的概念和形象[7]。立足上海支边青年群像 ，安康、鱼姗玲等人远赴边疆开垦建设的历史背景 ，便于展现具有时代价值的上海知青群像。安康放弃上海音乐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毅然西行进疆成为军垦战士 ；鱼姗玲放弃原始家庭的优渥生活 ，入团入党后远赴边疆建设……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成为屯垦戍边历史的亲历者 ，也见证了从戈壁荒漠到花园绿洲的历史进程。它刻画出一群不畏困苦、在戈壁荒滩开垦造田的上海知青形象。通过支边知识青年的群像记忆 ，在建构群体认同下缔结情感连结。 第三 ，事件 ：边疆生活的行为记忆。纪录片对事件的描述是通过视觉、听觉的手段来提供真实世界某部分的表面现象或者再现形式[8]。追溯事件的起因、发展和后续结果 ，可以完整再现知青的行为记忆。而立足屯垦戍边的特殊历史情境 ，有利于关照上边疆建设的真实事件 ，从而记录往昔事件对知青们的时代影响。一方面 ，饥饿成为那个年代的重要记忆。由于粮食短缺严重 ，饿肚子成为年代的共识。在第三集《扎根》中 ，王祖炯直言 ，“唯一的追求和动物本能 ，就是把肚子吃饱”。而知青姜步宏即便时隔多年 ，在讲述食物短缺时也同样难掩激动的情绪。这些历史事件回溯了上海知青垦荒造田的艰苦生活。另一方面 ，限制性婚恋成为那个年代独特的记忆。第四集《落户》运用整集的篇幅讲述了知青的爱恋 ，落户也一度成为扎根的标志。诸如三年供给制期间不允许恋爱婚配 ，违规恋爱者会遭受开除团籍、撤除职位的处分 ；知青们在解除婚恋禁令后 ，“唯成分论”成为主要的配偶标准。通过回顾极富时代意义的事件 ，便于深度描摹历史细节。可见 ，以内容视角作为切入点 ，通过时代记忆、群像记忆和行为记忆的串联 ，有利于彰显场景、人物、事件的内生价值。 图片 3 建构记忆的修辞维度 纪录片属于运用影像技术进行艺术化言说的视听媒介 ，影像修辞成为其制造效果、强调主旨意义的关键策略[9]。修辞可以精心设计历史影像的出场和进程 ，将主旨意图传递给观众 ，以期实现较好的接收效果。《奔赴新疆的知青们》通过叠加上海知青们记忆内容的影像修辞和声音修辞的立体化呈现效果 ，提升了纪录片的历史厚度和艺术感染力 ，实现了丰富的意指编码 ，进而建构出认同机制下的修辞逻辑。 第一 ，影像修辞 ：画面的叠加。 画面图像作为纪录片修辞建构的基本单位 ，成为记忆书写的重要形式 ，而构成画面图像的重要元素是物象与光影[10]。物象是指纪录片通过镜头语言对外部现实的呈现 ，主要包括立足真实物质史实的虚拟合成影像和电影表演 ；光影则属于纪录片对具体影像的特殊包装 ，涵盖光线、色彩的多重运用。物象与光影的彼此配合便于彰显影像修辞的价值。《奔赴新疆的知青们》中的“物象”表现为史料物质的本体。口述历史纪录片重视影像真实 ，将上海支边知识青年的书面进疆证明、劳作工具（坎土曼、锄头），以及领取工分的纸质凭据等一手资料进行了公开展示。针对无影像资料记载的内容 ，则采取《军垦战歌》的片段进行情境勾勒与历史还原 ，此番“再现”强化了纪录片的真实度。各类“物象”的表达形式既能传递“历史真实”，又能丰富影像画面。 通过人物特写构图、光线明暗变化等“光影”修辞 ，进一步对记忆的视觉影像进行了修饰。诸如对报道知青先进骨干的报纸进行特写放大 ，突出人物的光辉事迹 ；对绿皮火车进行远景、全景构图 ，营造出离家远行的氛围来传达知青们屯垦戍边的所指意义 ；此外 ，1979 年 ，在全国大面积出现知青们返乡问题时 ，画面以街边昏黄的灯光作为隐喻 ，通过明暗交织的变化展现出知青们在新时期遇到的“境遇难、出路难”问题。历史性影像因修辞要素的介入一再渗透导演的主观意图 ，成为一种间接性建立意义的方式[11]。这种“光影”表现有利于提升纪录片画面的美学效果 ，因蕴含丰富的表意目的 ，形塑了触动观众心灵、情感和思想的修辞实践。 图片 第二 ，声音修辞 ：口述式纪实。 纪录片是声画统一的艺术整体 ，声音和画面是不可分割的 ，声音赋予画面以形态 ，画面赋予声音以神韵[12]。修辞的一切手段，都离不开语言因素[13]。口述历史纪录片以当事人的口头叙述为基础 ，通过纪实口述体现言语背后的真情流露。影像修辞对纪录片的记忆建构起到重要作用 ，而以口述为主导的话语 ，兼具音乐、音响和音效的声音修辞实现了记忆建构的再度升级。口述历史纪录片选用当事人口述的方式 ，通过言语回顾往昔峥嵘岁月中知青们的真实体验。相较于宏大叙事的正史 ，以口述为主的声音修辞 ，还原了历史记忆中的细枝末节。《奔赴新疆的知青们》借由主人公口述的方式 ，对历史事件和相关人物进行再三言说 ，不断完善历史记忆的细节。它通过详细描摹历史事件 ，使得记忆建构愈发清晰与完整。例如第二集《出发》中 ，知青毛国胜口述西行进疆路程的荒凉 ，讲述现实与想象的全然不同。此外 ，它通过背景音乐烘托历史氛围 ，片头背景音乐以悠扬绵长的慢调旋律为主 ，渲染出峥嵘岁月的艰辛与不易 ，奠定了故事的基调。而旁白解说则主要突出主持人质朴的音质 ，传递出历史题材纪录片对真实性的坚守。可见 ，声音修辞以颇具张力和感染力的方式 ，强化记忆情境建构的效果。 4 建构认同的记忆修辞路径 认同是一种肯定性的认知态度 ，具有建构的可能性。历史记忆是建构认同的关键要素 ，通过对过去历史的回忆和重构 ，能够追溯共有的文化根脉 ，建立起成员间休戚相关、命运与共的共同体意识[14]。历史记忆作为认同的前提 ，通过修辞进行细节化表达 ，在凝聚共识中建构认同。它通过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两相融合、历史情境与现实图景的互动交织 ，达成了记忆修辞的效果。在回顾上海知青们屯垦戍边岁月时 ，实现了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潜在渗透 ，一再形塑历史认同、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 第一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融合。汤普逊认为 ，通过口述史可以确信共同体能够而且应该撰写自己的历史[15]。口述史为主的个人叙事已成为建构和留存集体记忆的重要手段 ，口述历史研究与其说是一种对历史的真实表达 ，不如说是用于表述社会记忆建构的纪实证据。以个体记忆为集体记忆提供鲜活的历史证明 ，而集体记忆又可以为个体记忆搭建宏观语境 ，赋予其历史意涵与价值正当性。《奔赴新疆的知青们》选取 53 位上海知青进行个体记忆的描摹 ，形成了属于上海知青群体的集体记忆。文化记忆理论的先驱阿莱达·阿斯曼认为 ，“人们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进行回忆的”[16]，个体记忆脱胎于集体记忆 ，作为鲜活的历史证明建构与重塑集体记忆。个体记忆在融入集体记忆的进程中被赋予一定的历史厚度 ，引发具有时代价值的情感共鸣和深度反思。个人叙事一开始就镶嵌在群体生活之中 ，并因此具备了跃迁为集体记忆或群体精神表征的可能 ，而转化的机制或建构的手段就是共同体背景[17]。具有不同家庭背景、性格特征的上海知青们演绎着具有集体共有性的屯垦故事。安康放弃音乐追求 ，不顾家人反对西行进疆参与生产建设 ；祝匡依在“三秋劳动”中表现优异后斩获奖状表彰……知青们在塔里木腹地垦荒戍边的历史故事拓展了纪录片的戏剧张力。《奔赴新疆的知青们》以人物故事为载体 ，对上海知青们的生活点滴与切身感受进行了细致描摹。具体生动的个体记忆构建起了属于那段峥嵘岁月的宝贵集体记忆 ，使得个体认同与历史认同升华为价值认同。 图片 第二 ，历史情境与现实图景的互动。 历史情境与现实图景彼此勾连 ，历史情境为现实图景提供记忆细节 ，现实图景为历史情境提供时代价值。口述历史纪录片成为呈现历史、连接现实的最佳媒介载体。《奔赴新疆的知青们》立足现实考量 ，对上海知青们屯垦戍边的历史情境进行了多重建构 ，形塑群体内的历史认同、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无论是保存当年田间劳作的坎土曼、爬犁子 ，收集当年劳动骨干的荣誉奖状 ，修缮军垦博物馆和屯垦纪念馆 ，抑或是集结回沪知青回访团返乡 ，这些细节都体现出屯垦戍边历史对如今现实的深远影响。这段历史记忆的现实价值与时代意义不容忽视 ，它在潜移默化中形塑并强化了观者的历史认同、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奔赴新疆的知青们》选取新疆兵团生产建设进程的一个面相 ，对上海知青们屯垦戍边的往昔历史进行了记忆建构 ，借由修辞技巧展现出上海知青们的垦荒戍边历程对边疆建设造成的重大影响。通过呈现历史、塑造人物、传承精神的记忆修辞路径，实现了群体对历史认同、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建构。它采用记忆修辞策略 ，在回顾往昔历史、追溯年代记忆、探索影像参与认同的修辞建构等方面提供了一定借鉴与启发。 参考文献 [1]邹赞.新疆兵团军垦题材影视剧的记忆诗学与情感政治[J].社会科学家，2020（3）：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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