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因素是分田到户 众所周知，在所谓“计划经济”年代，占全国人口总数20%左右的城里人，吃的虽然也不好，被人们戏称为“的确良的裤子苞米面的肚子”，但除了三年困难时期以外，基本上能吃饱饭或达到九分饱。真正饿肚子的是占总人口80%左右的农民。 这里首先要搞清楚农民吃饱肚子需要多少粮食。根据老年人记忆和一些史料记载，那个年代鸡鱼肉蛋消费量极少，农民又从事重体力劳动，大人小孩平均下来，每年至少需要600斤原粮（加工成成品粮约390斤左右），加上占生产队耕地面积5%的自留地里收获的粮食和蔬菜、薯类，才能吃饱饭。有两方面的数据可以作为间接佐证：1985国家开始实行合同订购，农民有了一定程度的留粮自主权，口粮消费每人每年平均都在660斤左右，90年代以后，增加了肉蛋消费，口粮才逐渐减少。从城镇居民成品粮定量看，北京市民1953年每月人均27.86斤，按六五折匡算，全年约合原粮515斤；黑龙江省1954年和1957年城镇供应成粮分别为16公斤和14.3公斤，平均每年约合原粮560市斤。全国农民的肉蛋消费量肯定赶不上这两地的城镇，劳动强度当然也要超过城镇职工，粮食消费高于城里人20%左右是没什么疑问的。 那么，在统购统销年代，我国农民的实际口粮是多少呢？我暂时没找到全国资料。但从地方史和部分研究者的文章中可以获得一些数据。陕西省50年代农民人均口粮每年在300——460市斤之间，绝大多数地区在400市斤左右。河南省从1955年到1965年，多数年份在200——225公斤之间，1960年、1961年，分别为155公斤、131公斤。黑龙江省从1953年到1982年，只有个别年份达到600斤；“一五”时期，年平均262.2公斤；“二五”时期，下降到188.8公斤；此后到1983年，一直在200——260公斤徘徊；三年困难时期，年均只有151公斤。湖南省岳阳市农民口粮，50年代年均251.5公斤，60年代，下降到232.1，70年代提高到270.6公斤；1980以后，保持在330——335公斤。从这三个省和一个市的资料看，农民在多数年份，处于七分饱到八分饱之间。另有资料显示，1977年，全国有1.4亿人（占农村人口的14.8%）平均口粮在300斤以下，处于半饥饿状态；山西吕梁地区辖13个县，250万人，人均占有粮食只有四百多斤，口粮仅二百来斤（傅上伦、胡国华、冯东书、戴国强等四位新华社记者的调查手记《告别饥饿1978》，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出版）。 我国农民长期吃不饱的直接的、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粮食产量增长缓慢，落后于人口增长和工业化的需求。 1978年，全国粮豆薯总产实现30477万吨，人均占有粮食316.6公斤，比26年前的1952年分别增长85.9%和11.0%。1976——1978年三年平均产量29127万吨，与前20年的1956——1958年相比，只增加49.3%；而同期人口增长47.3%，人均占有粮食只增加3.9公斤，供应状况基本上没有改善。期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导致1959——1961年三年总产量分别下降16.5%、17.0%、5.4%。 改革开放以来，形势发生了巨变。1979——1981年，粮食总产年均32590万吨，人均占有粮食年均330.0公斤，分别比前三年增长11.9%和7.6%。1982年放开对农民包产到户的限制，当年总产35450万吨，人均有粮348.7公斤，分别比上年增长8.32%和7.4%。此后，在较高起点上，粮食产量继续快速增长。到1990年，全国人均占有粮食390公斤，从总体上告别了饥饿，端稳了饭碗。1996年，粮食总产突破万亿斤大关，实现50454万吨，比20年前增长70.3%，比前20年增幅高42.6%；尽管人口已增加到12.2亿，人均占有粮食仍达到412.2公斤，比20年前增长34.9%，比前20年增幅高217.3%。人们的饮食逐步由吃饱向吃好转变，口粮消费量逐步下降。 那么，为什么改革前后粮食产量增长幅度差距那么大呢？我们按常识来简要分析一下相关因素：第一，耕地面积变化不大，可以忽略不计。第二，始终处于和平时期，“改开”前后没有区别。第三，农业劳动力总量：在“改开”前受人口自然增长、妇女下田比率提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干部精简下放等多种因素影响，增长较快；“改开”后增速放慢，1991年达到峰值，此后逐年减少。这方面对粮食增产幅度影响不大，要说有影响，“改开”前显然条件更好。第四、机械化程度和灌溉面积：1978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为11750万千瓦，比1952年增长651倍，比1965年增长9.7倍；1990年为28708万千瓦，比1978年增长1.4倍。可以看出，在“计划经济”年代，农业机械化发展速度比“改开”后快得多（当然与基数太低有关），但并没有带来减少劳动力投入及增产的效果。第五，灌溉面积：1981年发布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写道：“全国灌溉面积已由1952年的三亿亩扩大到现在的六亿七千多万亩。”2019年纪念建国70周年活动期间，水利部门负责人的文章说改革开放40年全国有效灌溉面积增加了3亿亩，已达10.2亿亩。对比这两个数据，可以看出，1952年——1980年的增幅（123%）远远高于“改开”40年的增幅（42%——52%）。第六，基数和发展潜力：1949年，总产只有11318万吨。据许涤新、吴承明等学者考证，比战乱频仍的1938——1947年间还低5.5%，比1931——1937年间低10.4%，比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低24.5%。后来虽然增长缓慢，但经过30来年积累，到1978年的时候，毕竟形成了较高的基数。两相比较，“改开”前增产潜力比“改开”后大得多，“改开”后难度比“改开”大得多。 争议比较大的是科技进步特别是良种和化肥起到多大作用。科技应用促进了粮食增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把它说成是“改开”前后两重天的主要因素，则不符合实际。因为建国以来各种新技术一直在推广之中。这也是除了极左政策最猖獗和自然灾害严重的个别年份以外，粮食产量一直能够保持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在不同时期增产效果大相径庭。比如，1978年化肥施用量884.0万吨，比 21年前的1957年增加22.7倍，同期粮食产量只增加56.3%；2000年化肥施用量2590.3万吨，比22年前的1978年增加3.7倍，同期粮食产量却增加了1.4倍。至于良种普及，早在1950年3月，农业部就拟定计划，作出部署，1957年良种覆盖率达到54%，此后良种更新换代始终没有间断。但因为种子管理、繁育和推广的商品化程度太低，没有达到增产效果。“改开”以后良种繁育推广市场化步伐加快，良种的实际贡献率也逐步显现出来。 说来说去，改革前后粮食增产幅度相差悬殊的主要原因，还是要到生产经营制度或政策上去寻找。 建国初那三年，通常叫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粮食总产平均增长11.58%，1952年超过16年前的历史最高水平。这固然与基数过低有关，但放到百年农业变迁的大背景去考察，则不难看出，国家实施新民主主义政策，农民享有土地所有权和粮食贸易的自由权，恐怕是更主要的制度因素。1953年至1957年，国家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虽然文件上说要坚持“自愿互利”的原则，但由于党的最高领导人念念不忘“使小生产绝种”，不断反右倾、批“小脚女人”，短短几年，全国农民就被迫走上了苏式集体化道路，生产积极性受到一定程度的挫伤。到1957年，全国粮食总产虽然比五年前增加了19.2%，但年平均增幅比“恢复时期”下降了8.2个百分点。1958年以后，全国建立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农民的自主权被剥夺殆尽，生产积极性每况愈下。在前文所述的诸多有利条件下，粮食增产速度却非常缓慢，人均占有粮食数量几乎没有增长（见前文数据）。1956年制定的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这个目标多年没有实现，直到1982年，全国平均亩产才突破400斤，达到黄河以北的既定目标。 号称“北大仓”的黑龙江地区，粮豆总产（不含薯类）1930年就达到760万吨。1946年全境解放，10年后的1955年才达这个水平。“一五”时期比经济恢复时期年平均产量，只增长6.4%。“二五”时期比“一五”时期减少10.6%。从1963年开始，粮食产量缓慢增长，到1982年，只比30年前（1952年）增长39.1%，递增率不到1%。平均亩产长期在低位徘徊，甚至由恢复时期的80.8公斤下降到“二五”时期的75.4公斤。1966年以后才基本稳定在100公斤以上。“大包干”后的1990年，终于实现“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亩产400斤的目标，比预期晚了23年。 那个年代生活在农村的过来人都清楚，除了占总数百分之六、七的明星生产队以外，绝大多数地方都存在社员消极怠工的问题。庄稼出苗时全苗率大约八、九成，几次锄草，就被砍到七八成甚至六七成了。占总数三分之一左右的“后进队”，常有耕地因草荒而收获三四成。秋后收割不及时，有的庄稼被雪捂到地里。大约占总数四分之一左右的生产队年复一年地过着“三靠”（花钱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日子。社员自留地里的产量一般都能达到生产队同等面积的三倍左右，甚至更多。 农民和基层干部最清楚怎样干才能不饿肚子。早在1956年高级农业社刚刚建立时，四川江津、安徽芜湖等地农民就自发地搞起“包产到组”或“包产到户”，浙江永嘉县甚至在全县有组织、有计划试行包产到户，后来波及整个温州地区，而且都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高化民：《农业合作化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版,第359页；罗平汉：《农业合作化运动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342页；陈大斌:《包产到户实践者戴洁天的遭遇》）。不久，这一波包产到户风潮在社会主义大辩论中被打压下去。此后，1959年夏天、1961——1962年，又发生两波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单干风潮。1962年，因为面临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带来的严重困难，相当一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主张放宽限制，全国包产到户甚至变相分田单干达到30%左右（胡安全：《当代中国家庭承包的历史逻辑》（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学报，2016年第3期）。但是1962年八、九月召开的中央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严厉批评单干风，大讲“阶级斗争”。到年底，第三波“包产到户”风潮又被打压下去。 
最早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永嘉县三杰
1976年，国家政治形势逐渐发生变化。1978年——1979年，安徽省和山西省闻喜县的一些地方突破生产队经营规模，将耕地包给农民分组或分户耕种。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8个农民签下了“分田到户”（比一般的包产到户进了一步，后来叫“大包干”）的“生死状”。由于极左的东西根深蒂固，那几年虽然已经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大幕，但高层和地方大员“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的声音仍居主导地位，甚至多次写入中央文件。经过三年的争论，在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的坚持下和万里、胡耀邦、邓小平等务实派领导人的支持下，中央终于在1982年初通过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主选择包括包产到户在内的生产责任制形式。随后，“大包干”如决堤洪水，在全国推开，亿万农民长达27年的拼争终成正果。全国的粮食产量也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 正如党国英研究员所说，“政府给农民自由，农民给政府惊喜”。除了前文所列的全国数据，“大包干”一举改变落后面貌的事例俯拾即是。如，小岗村大包干第一年，就收获了66吨粮食，相当于1966年到1970年5年产量的总和。黑龙江省放开对“大包干”的限制比其它地方晚了一年多。个别地方冲破阻力，率先试水，结果出现了很多一步登天的“奇迹”。如，嘉荫县沪嘉公社，包干到户前一年吃返销粮50多万斤，包干当年，除留足口粮外，还向国家交余粮38万斤。人均收入由23元上升到180元。嘉荫县实行了“大包干”的当年，粮食总产就增长77%。五常县沙河子镇“大包干”第一年，粮食总产增长74%；向国家卖粮470吨，一年就结束了全镇吃返销粮的历史。 告别饥饿的第二因素是农业科技进步 农业科技进步，包括良种、化肥、耕作、覆膜、农药、灌溉等很多方面。有研究者说，良种作用占23%，化肥作用占25%，也有人说，良种贡献率占30%。化肥贡献率占40%左右。 如前文所述，“改开”前化肥施用量迅猛增加，带来了粮食产量缓慢增长的效果。“改开”以来，虽然施用量增幅没有原来高，但绝对量逐年增加，无疑成为粮食持续增产的重要条件之一。当然，化肥施用量过多，已经带来土壤板结、有机质下降等消极后果。这不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这里着重谈谈良种和主要栽培技术对国人保饭碗的作用。 稍有生活常识的人都知道，国人的饭碗，主要来自稻谷、小麦、玉米、高粱、谷子、豆类、薯类等多种农作物。其中，稻谷、小麦、玉米三大主粮占75%左右。 我国的稻谷产量，上世纪50-60年代，占粮豆薯总产的40%左右；70——80年代，上升到45%左右；本世纪初到现在，下降到31%——37%左右。稻谷在国人口粮中的比重，一直在40%——50%之间。所以说，它始终是第一大主粮。 稻谷分籼稻和粳稻两大类。1980年以前，粳稻种植面积和产量只占稻谷总量的11%左右，籼稻当然担当主粮角色。后来，粳稻面积和产量逐年增长。进入新世纪，粳稻占稻谷总量的30%左右，2015年，达34%。由于口感好，粳稻93%左右用于口粮，在稻谷口粮中的比重由三分之一攀升到三分之二左右；籼稻则下降到三分之一左右。 籼稻的良种繁育，从50年代起一直没有间断。1959年，广东省农业科学院黄耀祥团队通过人工杂交，成功育成中国第一个矮秆籼稻良种，到70年代年种植面积最高达1.5亿亩，占播种面积的32%。1975年，全国水稻产量实现12738万吨，比18年前增长60.4%；平均亩产由179公斤提高到234公斤，增长30.7%。尽管增幅不如改革后，但“矮化育种”功不可没，而且为以后的杂交育种奠定了基础。 我们所说的杂交稻，主要用于籼稻生产。1974年，袁隆平团队育成三系杂交种“南优2号”，于1976年得到推广应用，种植面积达208万亩，产量比常规稻增产20%。1995年,该团队育成的“两系法”杂交水稻大面积推广,到2000年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达5000万亩,平均产量比三系360、390增产5%―10%。到2012年，累计推广面积4.99亿亩，增产稻谷110.99亿公斤，约占同期总产量的0.35%。 
水稻专家谢华安
1980年-1981年，后来当选为科学院院士的谢华安根据袁隆平的杂交水稻“三系配套”理论，培育出恢复系杂交稻“汕优63”号。从1986年到2001年，“汕优63”连续16年成为中国种植面积最大的水稻良种。至今累计推广约10亿亩，是我国至今推广时间最长、应用面积最大、增产最显著的水稻良种，共增产粮食700亿公斤。约等于袁隆平团队增产量的6.3倍。当然是在袁隆平理论基础上实现的。
 水稻专家袁隆平 随着人们饮食要求的提升，籼稻用于口粮的比例越来越低，对“端牢饭碗”的作用当然也就逐步让位于粳稻了。 粳稻也有杂交品种试验，但推广面积很小，最高时也刚到3%，增产作用可以忽略不计。增产的主要因素是以寒育稀植（也叫旱育稀植）为主的综合配套技术。 粳稻主产区黑龙江省较有代表性。60年代到70年代，主要种植本地繁育的良种，并大面积改“漫撒子”为薄膜育苗和插秧。1980年，亩产252.0公斤，比南方籼稻为主体的全国平均产量275.3公斤低8.5%。 1981年，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原正市等人先后应聘到方正县传授寒旱育稀植技术。按1992年国办发6号文件描述，这项技术可提高产量20%——30%，还可省种和省水各50%，省肥50—70%。到1985年，黑龙江省推广面积达302万亩，占水稻面积的51.7%。1990年，全省水稻种植面积发展到1095万亩，比6年前增长163.0%；旱育稀植面积超三分之二；总产和单产分别增长169.8%和10.4%。7年间，累计推广旱育稀植223万公顷，累计增产稻米503万吨。2000年以来，在继续推广寒地稀植的同时扩大大中棚育苗，加快良种繁育和推广步伐，育成多种耐寒、抗病、高产、优质的龙粳31、五优稻4号等品种；五优稻4号即五常稻花香闻名全国。2000年，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分别比1990年增长120%和141%。单产提高29.3%；由过去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变为高出3.3%。水稻总产占粮食总产的比重，由1980年的5.44%上升到2007年的41.8%。 1992年2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6号文件，要求全国各地特别是“三北”（东北、华北、西北）地区推广日本专家在黑龙江传授的水稻旱育苗稀植栽培技术。文件指出，从1989年开始，“三北”地区推广这项技术，1991年已达167万公顷，占水稻种植面积的43.2%，增产稻谷约15亿公斤。宁夏、吉林的个别地块达到每公顷15000公斤。 2016年，全国粳稻产量达到6444.9万吨，占全部稻谷的34.1%；比40年前的1976年增加5166万吨，增幅404.0%。从单产看，过去粳稻低于以籼稻为主体的平均产量，本世纪以后粳稻高于以籼稻仍占主体的稻谷平均产量10%左右。至于口粮，粳稻大约占稻谷口粮的65%，占全部口粮的32.5%。 这些数据表明，粳稻发展速度和在“端牢饭碗”中的作用远远高于籼稻。旱育稀植技术推广的功劳起码不亚于杂交种的推广。 国人的第二大主粮是小麦。50——60年代，小麦产量和粳稻差不多，约占粮豆薯总产的11%——13%。70年代末上升到18%，80年代中期以后上升到20%左右。我国现代小麦科学主要奠基人金善宝被称为“中国小麦之父”。他早期育成的“南大2419”、“矮立多”等小麦优良品种，最大年种植面积达7000多万亩，占小麦播种面积的17%左右，普遍较当地品种增产20％～40％左右。被称为“杂交小麦之父”的科学院院士李振声带领科技人员，于1979年成功地研究出小偃6号，后来培育系列良种70多个，种植面积近3亿亩，增产15%左右，年增产量75亿公斤。2000年，我国小麦总产和亩产分别比1957年增加321.4%和335.7%。2006年，口粮占小麦产量的76%以上，占各类口粮总数的比重由50年代的15%左右上升到28%左右。显然，从科技进步对产量增加及“端牢饭碗”的贡献看，小麦最为突出。 国人的第三大主粮是玉米。50——60年代，总产量和水稻、小麦差不多，占粮豆薯总产的11%左右。70年代末，上升到18%左右，八、九十年代上升到20%左右，2010年上升到32%。科学院院士李竞雄带领助手们于1956年培育出农大4号、农大7号等几个玉米双杂交种，被誉为“我国杂交玉米处女地初绽的鲜花”。后来，育成“中单2号”，比当时正在推广的其它杂交种增产15％—25％，并有很强的抗病性。该品种从1977年到1989年累计推广26975万亩，共增产玉米134．8亿公斤。农民科学家李登海于1985年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具有科研、生产、推广、经营为一体的中和信民办农业科技企业，5年后试验成功了“掖单2号”，创下了我国夏玉米单产776.9公斤的最高纪录。据说他与袁隆平齐名，被誉为“杂交玉米之父”。2000年，全国玉米总产10600万吨，亩产306.5公斤，分别比1957年增加359.5%和220.4%。玉米作为口粮，80年代中期以前，占产量的50%左右，占各类口粮总数的15%左右。后来用于口粮的比重逐年下降。虽然它已从半饥半饱年代的“主粮队伍”退出，但它产量增加迅猛，除了充当工业原料之外，还是畜牧业饲料的主要来源，间接地起着保“饭碗”的作用，而且随时可以直接变成主粮。 薯类曾经是保饭碗的重要角色，但“改开”以来已经逐步退出，成为单纯的蔬菜；其它杂粮、豆类则成为调剂口味的补充粮源。 告别饥饿的第三因素是粮食的市场化流通 从1953年到1992年，我国是实行了39年粮食和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这一政策在实施初期，起到了稳定粮价、保障城市供应和支持工业化建设的积极作用。但是长期实行，取消了原有的农产品自由市场，形成了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严重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形成了农产品产量长期不能突破和征购量居高不下的恶性循环。1978以后，实行合同订购和议价收购双轨制，粮食供应状况有所缓解；1992年取消统购，粮食贸易逐渐走向市场化运行轨道。农民摆脱了饥饿，城里的供应也得到了保证。 与国内粮食贸易市场化同步的是粮食进出口格局的改变。 50年代——60年代初，我国人均占有粮食本来比较少，但可能是为了出口创汇，粮食却多年净出口。如1953——1958年6年间，净出口粮食1263.15万吨，平均每年210.53万吨。从农村征购粮食29337万吨，年均4986万吨；农村平均每人每年承担93公斤；留粮230——274公斤；去掉种子饲料，口粮只有180——220公斤。1959年、1960年两年连续减产，平均每人每年占有粮食只有234.9公斤，出口却大幅增加，两年净出口680.96万吨，年均340.48万吨；仅稻米平均每年出口80万吨，1959年高达177.35万吨。大量出口粮源当然来自征购。1959、1960、1961三年共从农村征购粮食16667万吨，占总产量的37.0%。1960，1961年，农村人均留粮均为144公斤。去掉种子饲料，口粮只有100公斤左右原粮，大饥荒在所难免。 1960年底，最高领导人表态赞同进口粮食。1961年，我国开始变净出口为净进口。当年增加粮源450.47万吨，虽然没有来得及避免农村大饥荒，但缓解了1962年的燃眉之急。整个60年代，我国净进口粮食2245万吨。虽然显得杯水车薪，但毕竟打破了“不吃进口粮”的禁区。1970——1979年10年间，我国共出口2495.5万吨，进口6444.23万吨，其中小麦进口5130.56万吨；净进口（增粮源）3946.73万吨。城镇人口供应粮食数量变化不大，但增加了细粮。农村征购粮数量虽没有减少，但比重下降，人均留粮达300公斤左右，去掉种子饲料，可达到八分饱。 1980年——1996年17年间，净进口12007.75万吨，年均706.3万吨。粮食总产增长加上进口增加，终于使国人端稳了饭碗。 四、应该感谢谁？ ——应该感谢亿万农民和他们之中挺身“为全”的杰出代表。建国70多年来，我国很少有农业资本家。农民既是粮食生产者，也是农业经营者。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说，城里人端着饭碗，首先应该感谢在田间辛苦劳作的农民，而不应该只对大人物顶礼膜拜；农民首先应该感谢自己，而不应该盲目地感谢哪位“救世主”。就特殊意义而言，我国结束“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体制，实行官方所说的家庭承包制，既是党和政府的英明决策，更是广大农民和基层干部顶着压力冒着风险，从1956年开始不断地进行尝试和拼争的结果。许多小人物为此付出了“字油”甚至生命的代价。如，浙江省永嘉县农业部门小干部戴洁天因为支持农民包产到户被戴上“右派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两顶帽子，为了农民的饭碗丢了自己的饭碗，80年代初才获平反。被誉为农民思想家的杨伟名是陕西省户县原城关公社七一大队的会计，他在1962年就提出类似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允许农民分田单干等惊人观点，后被打成反革命，受尽迫害，“纹割”期间与妻子服毒自杀。很多基层干部在肃杀的阶级斗争环境下斗胆上书，建议中央放开限制，给农民选择生产经营方式的自主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陆续被平反或改正的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基层干部或中小学教师是因为当年为农民说真话而蒙冤几十年的。我们今天端着饭碗，不该忘记这些早醒先行的小人物。 ——应该感谢尊重农民自主权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开明官员。早在1956年，广西环江县的县委书记王定，就从实际出发，大但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并在1957年的全省党代会上，对省委拖延两年不处理某地大批“额斯”人事件提出公开尖锐批评，后被打成“极右”分子劳动改造20多年。浙江省永嘉县县委书记李桂茂，1956年通过常委会决定在全县试行包产到户，后来被撤职降级，支持他的县委副书记李云河被打成右派分子。原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农工部长邓子恢，支持农民包产到户几十年不改变态度。原安徽省凤阳县县委书记陈庭元在大跃进年代曾因主张保农民口粮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1978年底发现小岗村秘密搞大包干时，与滁州地委书记王郁昭暗中支持。原安徽省委副书记张恺帆在大跃进运动中旗帜鲜明地反对浮夸，在各县视察时果断解散了公共食堂，庐山会议期间遭到“最高领导人”点名批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这些地方官和高层的万里、胡耀邦、邓小平等人的务实精神和尊重常识、尊重群众的科学态度，应该被我们铭记。 ——应该感谢那些为了粮食安全做出贡献的农业专家。如：小麦专家金善宝、李振声；水稻专家黄耀祥、袁隆平、谢华安；玉米专家李竞雄、李登海；日本水稻专家藤原长作、原正市，等等。也包括这些专家所率领的团队成员以及奋战在科研和推广一线的普通农业科技人员。 70多年的历史和常识告诉我们，国人要想继续端牢“饭碗”，必须尊重和保障农民的自主权，坚持农业家庭经营这个根本制度。无论是推动土地流转、规模经营，还是发展合作经济、家庭农场、产业化公司等新型经营主体，都不可动摇这个基础。必须坚持不懈地推动科技进步。必须参与国际合作，搞活、搞好粮食进出口，而决不能走闭关锁国的老路。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