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葛元仁 来源：红色文化网 昆仑策研究院编发 农业是人类社会发展最基础的产业，没有农业，人类社会一天也存在不下去。所有人类社会的社会分工把农业作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工业，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过程是：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科技社会)。 很明显，只有农业发展了才能发展工业，为了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出现了服务于工农业的第三产业。人类总是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要求。发轫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期，结束于第六个五年计划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本质依然是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发生、发展、结束的。 有人说：“当年让知青下乡，现在又让农民进城，早知今日，何必当初。”更有甚者说：“农民进城是历史潮流，知青下乡是历史的反动”。这些人都只看到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任何一种社会现象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时间和空间，有其社会经济的物质基础，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变化，这是起码的辩证唯物主义常识。 一、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需要 (一)必要性 解放前，我国长期以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1949年钢产量只有十五万八千吨，连自行车都生产不了,而当时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工业社会。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工业规模尚不及欧洲小国比利时，一个国家的强大必须要发展工业，而发展工业需要大量资金。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面临工业发展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国民党败退台湾时带走了国库里几乎全部的黄金、外汇，社会主义制度又决定了我们不能像帝国主义国家那样，通过侵略去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来发展自己国家的工业，只能是靠占国民生产总值70%以上的农业来积累资金。中国地少人多加上农村文盲达到90%以上，无法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这就是摆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这种落后的情况不改变，农业就无法发展，进而为工业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工业人口的吃饭问题。而要提高粮食产量只有增加耕地面积和提高单产水平。所以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开展了改变传统所有制下小农经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面对当时受教育人数激增，工业不发达，没有更多的岗位来安排。而农村文盲充斥，无法推广先进农业技术，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推动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和技术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后，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必要的，可行的。党和政府就号召，安排知青上山下乡，开垦荒地，把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广大农村，提高粮食产量。 在中国，当时只能是采取“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建设方针，这是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也是当时面临的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其他矛盾必须服从这个主要矛盾，所以在生产要素中劳动力的配置必然要首先考虑农业。 生产力的构成要素是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工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昂贵，农业劳动的生产工具价格相对低廉，又有土地作为劳动对象，知识青年到缺少先进文化知识的农村去，很快能形成生产力，创造物质财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所以毛泽东主席1955年提出“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①] 是有依据的。刘少奇同志1957年说的更直白：“在今后一个很长的时间内，总的趋势将是有更多的小学和中学毕业生不能升学，必须参加生产”，“就全国说来，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②]1963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上说，插队本来是小平同志的建议，我赞成。这种安置法给农业生产带去了文化。要把城里人下乡参加农业生产造成一种社会风气。并着重指出，今后15年内动员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求各地编制15年安置计划。安置的主要方向是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③]。1964年9月，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强调，安置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以插队为主，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同国民经济发展规划结合起来[④]。(15年即到1980年，总计就是1700万左右)。 1975年邓小平全面主持党和国家工作时，城镇动员了236.86万知识青年下乡，是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下乡人数最多的一年[⑤]。并且在参加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的12名知青代表1975年10月20日联名《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一封信》，表示“扎根农村，建设农村”的决心信上批示：“建议全文或摘要在报纸上发表，以鼓励下乡知识青年”。[⑥] 由此可以看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政策，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具备可行性的情况下，在“文革”前就已经制定，“文革”中继续执行的一项政策，并非 “文革”的产物。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去做建设强大的工业国的基础工作——发展农业，为工业发展积累资金，解决新增加的工业人口吃饭问题。同时，知青架起了城乡之间交流的桥梁，把科学和文化，城市文明带到广大农村和边疆去。大批知青担任了农业技术员、教师和赤脚医生，不少知青还担任了大、小队干部，推动了农业科技的发展，普及了农村的中小学教育，提高了农村的卫生健康水平，缩小了“三大差别”，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可行性 是否有大量掌握一定知识的人来实现这个目标呢?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发展教育，教育基本上是免费的，受教育的人数激增，中学数量1966年比新中国成立时的1949年增长了13.6倍，学生人数增长了12倍。而且可以看到，因为经济基础薄弱，高中教育不能普及，平均只有37.1%的初中毕业生能够升入高中，每年有大量初中毕业生，不能升入高中，要安排工作。 高中毕业生能否都上大学呢?由于国家经济基础薄弱，缺少资金，而受教育的人数激增，我国1965年大学的毛入学率只有2%[⑦]，1970—1985年大学毛入学率停留在1%左右，1986—1991年在2%左右徘徊，1995年达到5%[①]。 新中国成立时，公立加私立高校一共205所。几经调整，到1966年全国有高校434所，到1989年有1075所[⑧]。所以，高中毕业生也大多不能上大学，直到改革开放后的1990年还是这样。每年都有大量初、高中毕业生需要安排工作。 能否都安排到工矿企业呢?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统计，轻工业平均每增加一个劳动力需要6250元;重工业每增一人需要20000元[⑨]。以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为例，基本建设计划投资为850亿元，重工业所占比例为51.1%，轻工业占4.4%，其中还有续建工程[⑩]。按照均衡投入，到1968年底，还剩下340亿。按照轻、重工业比例，重工业剩有173.74亿，轻工业剩有14.96亿。即便全部用来安排知青，轻、重工业总共能安排110.81万。“老三届”的一部分就被安排到了工矿企业。“老三届”总共1001.6万，这就是为什么不能安排所有城镇中学毕业生到工厂去的重要原因，也说明能够向农村输送知识青年去改变农村落后面貌。 当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固定资产投入1400多亿时[11]，为了满足工业战线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知识青年从农村一批批有计划地被抽调出来，我所在的大队到1975年底知青全部回城了。到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固定资产投入2200多亿[12]，1979年回城的知青达到1490.46万[13]，占到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14]的83.9%。1980年中央书记处原则批准了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可以不下。”[15]宣告了上山下乡即将停止。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加速，城市有了更多就业岗位。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固定资产投入3300多亿元[16]时，1981开始各地基本立足于城市消化中学毕业生。此时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插队知青只剩96万[17]，占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的5.4%。 从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投入850亿[18]与地六个五年计划投入3300亿的比较中可以看到，知识青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返城、结束，完全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在逐步解决农业发展这个主要矛盾，人均占有粮食能够基本满足工业快速发展，生产要素中劳动力配置的主要方向改变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坊间所说的，是一部分知青“闹”出来的。 表面上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政治运动，而实际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需要，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事实又一次说明了，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1968年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起来是由于“文革”造成的，而实际上是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基本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粮食没有过关，工业无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依然需要大力发展农业。 当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基本建设投资达到3300亿时，工业岗位更多了，中央宣布上山下乡结束。由此可以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随着国民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而变化。 (三)实际效果 1、农业方面 由于大批知青的加入：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耕地总面积增长42.5%;粮豆总产增长51.3%;大牲畜存栏增长31.3%;中小型工业企业发展到737个，实现工业总产值6.3亿元，增长了3倍，把北大荒建成了“北大仓”。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第一年就生产粮食200万公斤，6年来，农业团生产粮食16787万公斤，上缴国家肉类706万公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把那里建设成了粮棉生产基地。更有云南兵团的知青和当地农工通过搞科研，打破了橡胶只能种植在北纬17度线以南的世界共识，将橡胶种到了北纬22.9度，扩大了我国橡胶种植面积，胶片产量比兵团组建前增加58%，改变了这种战略物资依靠进口的状况。 在知青柴春泽的推动下，从来没有种过水稻的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玉田皋大队，从1975年试种50亩水稻开始，扩种水稻1700亩，1977年发展到7000亩，现在达到了20000亩，年产水稻1000万公斤。后来又带动全旗开发了20万亩水稻，亩产也由过去不足百斤提高到千斤以上。 山东省垦利县黄河农场的山东知识青年，每年冬天都要清淤、挖河、筑堤兴修水利，改造盐碱地。硬是把海边几千亩盐碱地改造成出产大米的稻田，使这片黄河三角洲成为整齐的条田，成为林网密布、沟渠纵横、粮棉丰收、六畜兴旺的粮棉基地。 辽宁知青在1969年冬天苦干一个半月，完成了清水河大会战，实现了盘锦地区的旱田改水田，极大促进了粮食的稳产、高产，才有了今天闻名全国的“盘锦大米”。直至现在，辽宁盘锦县、市领导还对知青们讲，“现在盘锦的水利工程还得益于盘锦十万知青的艰苦奋战，没有你们的巨大贡献就没有今天欣欣向荣的新盘锦。” 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乡的知青和乡亲们通过几年共同奋战，使得7000多亩地实现了旱能浇，涝能排，7天就能够将全部土地浇一遍的旱涝保收田。把粮食平均亩产不过250来公斤，提高到了400公斤，超千斤。使得乡亲们结束了“一年红薯半年粮”的境况。 1968——1971年延安地区二万七千多名知青中有三分之一参加了农村科学实验和农业技术革新工作，那时一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种地不敢用化肥，生怕化肥烧死庄稼，知青们耐心给农民讲道理，带头种试验田，逐步教会了农民使用化肥，使得粮食增产[19]。 广东省扶绥县有37%的知青成了农业技术人员。在内蒙古黄河湾的某军队农场，知识青年在贫瘠的土地上进行马铃薯有性杂交试验，解决了马铃薯退化问题。江苏宝应县11个生产队，队队都建立了科学实验小组，由下乡知青组成的小组负责制造5406和920生物激素，4115农药、糖化饮料;引进、培育良种;推广双季稻;进行病虫测报、天气预报等，收到良好效果，大大促进了农业发展[20]。广东四会县大旺农场的知青小组种了4亩甘蔗科学实验田，创造了平均亩产13450斤的记录2。 甘肃省有60多名知青到金塔县大庄子公社插队。在古长城外的戈壁滩上和当地农民一起，一个冬春就开荒1900亩。1974年生产粮食43万斤，1975年达到63万斤(亩产331.58斤)。黑龙江省农场12分场是1970年由400多名知青在荒原上新建的，到1975年共开荒3万亩，植树43万株，生产粮食1168万斤(亩产389.3斤)3。 本人在农村插队8个年头，担任了3年大队革委会副主任，通过科学种田，在农民的支持下，把6400亩小麦的历史最高亩产由273斤提高到412斤。 在没有大型施工机械，主要靠人肩挑背扛的情况下，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东风农场的知青，在大山深处用3年时间修建了装机容量960千瓦的水电站，水利兵团5个团的知青，在景洪地区修建了5座水库用于发电灌溉，内蒙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用4年时间修建了装机容量10万千瓦的乌拉山火电厂，极大地促进了当地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奎宁是治疗疟疾的特效药，而制造奎宁的原料是植物金鸡纳。云南知青通过对野生金鸡纳的培育，成功地大面积种植，使我国成为奎宁制造、出口大国。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根据世界人均需要热量和粮食转换成肉、蛋类的指标，当人均粮食达到360公斤时才能觉得吃饱——达到温饱。只有超过温饱线后工业才能大发展。我国人多地少，新中国成立后，全党抓农业，粮食产量不断提高。1949年人均粮食209公斤,1968年275公斤，1970年289公斤，1975年306公斤，1979年340公斤，1983年突破温饱线360公斤，1984年达到390公斤。 大规模知青上山下乡后，随着人均粮食的增加，工业逐步发展，城市就业岗位增加，知青逐步返城。到1979年人均粮食接近360公斤时，知青调离农村人数达到1490.46万(依据《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统计资料》P27数据)。可以说，是知青自己为自己回城创造了物质条件。无数事实证明，在建设新农村、发展现代农业、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推动我国工业化发展，使我国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用二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进程中，知识青年功不可没。上山下乡尽管以政治形态的面貌出现，但实质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上山下乡在中国当时的条件下，不但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 2、普及初等教育方面 正是由于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的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小学入学率从1965年的84.7%增加到1976年的96%，1978年大规模知青返城后，1979年降低到93%[21]。初中招生数从大规模上山下乡之前1967年的198.3万，增加到1977年的2367.7万，1978年知青大规模返城后的1979年降到1727万，以后逐年下降到1989年的1309.3万。[22] 由于不少知青担任了农村的扫盲教员，使不少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及了农村教育，为后来农村以及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没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即便有少数人受到高等教育，也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再好的科学技术最终也要靠广大有知识的劳动人民去实现，才能形成生产力。所以，上山下乡不是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出现了断层，而是促进了全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 3、医疗卫生方面 也正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农村医疗状况得到改观。 1974年5月，在第27届世界卫生大会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普遍关注，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极大兴趣。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把中国农村合作医疗称为“发展中国家解决卫生经费的唯一典范”。 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在1980—1981年年报中称：“中国的赤脚医生制度在落后的农村地区提供了初级护理，为不发达国家提高医疗卫生水平提供了样板。”[23]例如，在延安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孙立哲在窑洞里做了一千多例外科手术，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经过权威医学专家的实地考察，认为他达到了本科毕业有4年临床经验的外科医生的水平。杭州知青孙文珍在北大荒接生了近千多名婴儿，因长年忘我工作，身染疾病，逝于北大荒。 知青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的贡献，为改革开放打下的基础，是无法用几百亿金钱来衡量的。如果没有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一切是无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实现的。 中国农村是中国社会人口最多，面积最大的地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到了促进农村生产的发展，明显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完全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基本条件，一是生产力的发展，而是文明程度的提高。 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 知青修的电站现在还在发电，知青修的水库现在还在蓄水，知青修的干渠现在还在灌溉，知青修的道路现在还在通车，知青开垦的荒地现在成了粮仓，知青种植的橡胶树现在还在出胶，知青抢救的病人现在还在健康的生活，知青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知青教过的学生现 在已经走上生产或科研的一线、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知青英烈现在还在受到人民的祭奠，知青的事迹现在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 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 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他们看到用武力已经无法颠覆社会主义中国，不仅提出了对中国的第三代，第四代进行“和平演变”，使中国蜕变为资本主义国家，沦为他们附庸的设想，而且立即采用各种方式、通过各种渠道把把资产阶级“个人利益至上”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思想渗透，输入中国，大搞“历史虚无主义”，抹黑新中国，鼓吹“人性论”和“普世价值”，企图摧毁我国人民的共产主义信仰。并在中国寻找、培养其代理人，以实现其目的，现在依然如此。 1959年毛主席针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指出：“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在中国历史上，老子打下的江山被儿子断送掉的，例子很多嘛!历史的教训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我们党将来会不会变质?杜勒斯的预言会不会在不久的哪一天在这里实现?这是很难预料的……我们从现在起就要讲这个问题，要引起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极大警惕……”[24]“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其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仗我们是不怕打的，帝国主义要想‘和平演变’我们这一代人也难;可下一代、再下一代就不好讲了。中国人讲‘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英国人说‘爵位不传三代’;到我们的第三代、第四代人身上，情形会是什么样子啊?我不想哪一天，在中国大地上再出现人剥削人的现象，再出现资本家、企业主、雇工、妓女和吸食鸦片;如果那样，许多烈士的血就白流了……”[25] 能否使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破产，使无数先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得到巩固，并始终保持下去，对中国共产党是一种挑战。出于巩固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领导，首先寄希望于最有朝气、最少保守思想、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像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一样的青年一代身上，指出“世界是属于你们的，中国的前途是属于你们的”[26]另一方面生长在新中国的“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经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间经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经常把发生的困难向他们作真实的说明，和他们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27]并且提出了使受教育者“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方针[28]。知青上山下乡,就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制定的 “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成为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抵制“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效途径和重要措施。 社会主义觉悟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的实践中来。由于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造成了农村远远落后于城市，那里的“三大革命斗争”最突出。青年人只有到农村去，经受大风大浪，才能真正感受到我们国家的贫穷，感受到青年一代的责任，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这和中国传统培养人才的方法是一脉相承的。中国古代，处于农耕社会的封建统治者就懂得“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在艰苦环境中来培养接班人。 甚至蒋介石也在他的日记中表示：用三年的时间培养10万干部，每个干部必须下乡三年。[29]并且说：“凡是能够到乡下去服务的人，一定是有志气的青年，凡是能够牺牲个人安乐而去助人的人，必定是最有血心的第一等人格。”[30] 阎锡山的父亲曾经对他说：“早知道你如今要负一省的责任，我一定让你背几回炭(到煤窑背煤)，掏几回厕所，你才知道生活的困难和工作的艰苦，处理民事才有标准。你们生长在衙门里，不知道生活的困难，没碰过钉子，没挨过骂，完全同平民的生活环境脱离了，这可以说是你们进步的一大障碍，也是你们前途上的一大损失。”[31] 历代统治阶级都看到了，培养接班人，只能让他们年轻时去经受磨难。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了，他们的利益是与广大人民的利益相悖的，所以不可能践行这种正确的认识。 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作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与人民大众的利益是一致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自己的私利，就是为大多数老百姓谋利益，所以能够遵循这一客观规律来培养接班人。党和国家的第一代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无一例外，年轻时都经受过磨难 。 从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出发，新中国成立后，党的老一辈领导人一贯提倡青年人到实践中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工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周恩来总理1963年6月29日7月10日在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上说“城市青年学生下乡参加农业生产，是城乡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32]之所以被周总理称为“大事”，因为《共产党宣言》开宗明义就提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956年我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与传统的所有制决裂后，必然要与传统的观念进行决裂。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依旧非常强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鄙视农民，这些旧观念占据着不少人的头脑，影响着青年一代，使得“和平演变”存在思想基础。 存在决定意识，由于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没有经历过推翻“三座大山”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不可能自然具备和革命前辈一样的为了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立场。尤其是大批城市青年学生，脱离工农群众，不了解中国国情，不知道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和诉求，不“接地气”。“文革”中学生青年表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问题。因此要他们承担“接班”的重任，首先就要使他们思想感情转变到工农一边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根本的问题。 在中国，农民人口最多，农村面积最大，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村问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关注三农”问题，“精准扶贫”的要求……至今都是中央关注的问题。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到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去，而当时的农民由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长期受剥削、压迫，生活贫穷，农村面貌落后,这一切都急需进一步改变。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方面的矛盾、斗争在那里最为尖锐、突出。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就谈不上建成社会主义。正是这样的战略思考，毛主席提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一方面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发挥“有文化”的作用，一方面要求知识青年以“劳动者”的身份在“三大革命”中向农民学习，培养“社会主义觉悟”， 摈弃“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使千百万知识青年转变思想感情，永远牢记农民群众，不忘本，真正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年轻人的培养，因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斗争”中来。 上山下乡为城市青年学生提供了了解中国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基层，了解国情的绝好的机会。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需要靠具备一定先进文化知识的青年和农民群众一起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广大知青经受了磨砺，懂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 也正是在和农民朝夕相处的过程中，知青们通过农民的行动，学到了他们在几千年农耕社会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反复搏斗，与历代统治阶级顽强抗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经过大浪淘沙，一批能够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接班人脱颖而出，保证了我们社会主义不变色。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点。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践，对现今的教育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除了课堂的书本教育，必定包括实践的内容，“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的品格”[33]。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目的就是解放劳苦大众，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在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受教育者不深入工农的生产和生活，就不会知道他们真实的疾苦和需求，思想感情不转变，就无法实现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也无法实施以人民利益为主体的改革开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理想，实现这个目标的主体依然是广大工农群众，因此历史要求知识青年继续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否则无法担当如此大任。中国的先哲早就指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了，不一定采取当年上山下乡的形式，但这种教育理念是不应该放弃的。 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干部从学校开始就脱离劳动，脱离广大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被“和平演变”，只代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背叛了马列主义政党的宗旨。 我们必须牢记这个教训，从学校开始就要求学生深入生产实际，深入工农群众，参加劳动，实现其世界观的转变。 而使千百万知识青年，永远牢记和自己同甘共苦的农民群众，是关乎缩小三大差别，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能不说是“大事”。并且指出，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对他们很好地教育改造[34]。可见，是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思想。充分体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瞻远瞩，及对知识青年的期望和培养。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中指出：“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事业，是不是后继有人的问题，就是将来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能不能继续掌握在无产阶级革命家手中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能不能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道路继续前进的问题，也就是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 1968年12月22日公布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指示。 就是要青年学生到实践中去，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克服缺点，通过大浪淘沙，培养出合格的接班人。 仅从毛主席关于“再教育”的指示将大学毕业生也列入其中，可以看出上山下乡政策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接班人，因为当时的大学生不存在就业问题。 “再教育”是在现有的“教育”已经进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人的知识是由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两部分组成的，城市青年在学校里接受了书本知识的教育，缺乏实践知识，也不了解中国社会状况。而工人农民最有实践知识，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最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状。所以毛主席提出了 “再教育”问题，目的是使广大城市青年能够了解国情，成为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的新一代，能够理论联系实际，为中国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因为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是农民在几千年的农耕社会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反复搏斗，与历代反动统治阶级进行了顽强抗争中形成的。农民是中华民族优秀品质的载体，只有深入到农民中间去，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才能感受到劳动的艰辛、劳动人民的伟大，学习到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广大知识青年在与农民朝夕相处中，农民用自己的行动，潜移默化地把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传递给知青，影响了知青，教育了知青。现在，知青中看不起农民，看不起体力劳动的人几乎没有，说明大多数知青已经摈弃了“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传统观念。 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本质是为劳苦大众谋利益。中国最大的劳苦大众群体在农村，中国革命的基础在农村，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农民问题，只有了解了农村、农民，才能接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