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主席的回信很快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4月29日，周恩来总理主持专题会议，指示一定要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项工作做好，不能让主席操心。会后，国务院代表沙风少将迅速组织一支由党政军三方组成的工作队70人，分12个调查小组奔赴12个省、区，调查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为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召开做准备。李庆霖所在的福建省及莆田地委，也马上行动，深入调查，解决知青问题，处理违法行为。而在全国范围内，通过调查，及时查处了黑龙江、云南、内蒙古兵团奸污女青年的案件，枪毙了一批严重违法的干部，使知青的生活状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变，不少知青通过上学、招工等途径离开了农村，留在农村的也有被充实到教师、会计等重要岗位上去的。可以说，这封信不但缓解了李庆霖儿子的生活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1700万知青的命运。虽然后来李庆霖没有善始善终，由于内外部的原因而犯了严重错误。但不能否认的是，他的信确实在改变知青命运中使了重要的作用。 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的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一方面传承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中央一贯方针政策，另一方面，因其处于“文革”的历史时期，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一则，经过两年多“文革”，当初作为“闯将”的红卫兵已经成了时局的搅局者，影响了领袖的战略部署；二则，大学的停招，工厂商店的混乱，积压了好几年的中学、大学毕业生的去路成了问题。于是毛主席于1968年12月21日发表了重要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一场轰轰烈烈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由此拉开了序幕，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中，由于国家的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环境，使得知青上山下乡由较小规模发展成为巨大规模的运动。 对于毛主席这个指示，城里的“动员”是大张旗鼓的，由66、67届的“四个面向”到68、69届的“一片红”，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无论是自愿还是无奈，反正是确实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了，但农村的同志就未必都“欢迎他们去”。一则，许多农村本就贫穷，人多地少，知青去了，自然要和他们争口粮，而且还会去争夺本应该由他们子弟充任的重要岗位，毕竟知青比他们有文化，自然是不会都真心“欢迎”的。虽然大部分干部和贫下中农是善良的，他们确实也给予来自城市的知青以亲人般的关怀，但也难免有少数别有用心者存在，尤其是在那个年代里一部分因造反而占据领导岗位、心存邪念的人。对于毛主席指示中“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项，成了那些歪心思人的上方宝剑，“再教育”变成了“再改造”。尤其是在那些由劳改农场改制的农场、兵团，领导干部用管理劳改犯的方式来管理知青的现象也不少见。一些农村中打吊插队知青的事件也常有听闻。以致最后出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六十团团长、参谋长奸污、猥亵女知青等恶性案件。山高皇帝远，那些土皇帝利用手中掌握的招生、招工、入党、提干的权力，打压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知青，为自己谋私利，严重干扰了中央的知青政策，影响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正确发展，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云南知青的揭杆而起，正是由于一系列的恶性事件。李庆霖的信及时为中央作了提醒，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中央进行了纠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知青的命运。 五十年过去了，李庆霖为他后来的错误付出了他应有的代价，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认他给主席的这封信的作用。而我们更要充分认识到毛主席那封回信的重要意义，它不仅帮助了李庆霖一家，更帮助了1700万知青。从这点上说，“一封信”的概念是双重的，即李庆霖的“一封”是向主席向中央反映了知青情况，从而引起了中央的重视；而毛主席的“一封”引发了中央的一系列措施，改变了知青命运。两个“一封”都值得纪念。  （本文为作者在老辰光作者编者座谈会上的发言） 晓歌编辑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