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参演《轮椅上的舞者》舞蹈MV的老人们。 （杨浦区社会福利院 供图）
当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百米冲刺”，中国式养老之路应该怎么走？这个看似宏观的问题，既是亿万老年人的殷切期盼，也关乎每个中国人的切身利益。 近日，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成立，领衔社会保障与养老领域研究的，正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院长汪泓。她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自己的解答：“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障制度要充分体现人民至上的理念，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最终实现老龄化社会高品质、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记者 徐蓓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 解放周末：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社会保障以及养老相关的研究领域感兴趣的？ 汪泓：社会保障问题是全世界和老百姓关心的问题，关系到民生及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我从事社会保障领域的研究工作由来已久。1983年的时候，我还是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一名管理学青年教师，有段时间被借到上海市政府企业整顿办公室工作，由此开始关注社会保障问题。 那时候，职工的退休金是由各个企业发放的，由于很多企业不景气，出现了退休职工领不到退休金的情况。一些退休职工为了领退休金，早上四五点钟就到企业门口去排队，领一个号码牌等在那里。遇到企业没钱的日子，大家只能空手而归。很多劳动者在退休以后拿不到退休金，医疗费也无法报销，生活非常困顿。 1986年，我担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企业管理系副主任，受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体改办的邀请进行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课题研究，经过调研和预测，最终首次形成了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和最低生活保障标准。 1998年，我担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兼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校长。其间为上海市总工会、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上海市发改委前身）、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研究职工维权、养老保险等问题。再后来，我担任地方高校校长并兼任管理学院院长十多年，长期致力于社会保障方向的研究。 在离开高校后的10年时间里，我到地方任职。在此期间深入百姓、深入基层后，我发现养老保障仍存在诸多问题，于是就把之前的学术研究成果运用于实践，探索和推进社会保障政策的完善和制度改革，解决了一些社会保障政策上的难题，比如推进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城镇居民养老保险水平的提高等。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虽然辛苦，但乐在其中。 在我看来，社会保障与养老事业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的切身利益，关乎经济的高质量可持续增长，关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关乎共同富裕和国家的发展，值得长期深入开展研究。 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如百米冲刺”，挑战严峻 解放周末：有专家称，中国老龄化的速度“如百米冲刺”，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汪泓：这个比喻非常形象。我们可以从一组数据中窥见一斑：1999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为7.63%，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10%，这标志着中国进入老龄化社会。至2020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上升至13.5%。按照65岁以上人口占比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2021年中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从开始进入老龄化到深度老龄化，中国只用了22年时间，而法国用了115年，英国46年，美国69年，德国42年，日本24年。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老龄化速度确实十分惊人。 解放周末：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有哪些特征？ 汪泓：第一，老龄化速度特别快。从现在开始，保守预测到2050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达到39.5%。 第二，老龄化规模大。据世界银行估计，到203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将突破4亿（占28%），65岁以上人口将突破2.8亿（占20%），从而步入超老龄化社会。 第三，区域老龄化差异较大。从东、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四大板块来看，东北地区是我国人口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地区。东北地区老年人口占比达到了24.26%。中部、东部地区老年人口占比相差不大，维持在18%左右。西部地区人口老龄化程度最轻，老年人口占比为17.77%。 第四，未老先退。我国是目前世界上退休年龄最早的国家之一，男性60岁，女工50岁，女干部、女知识分子55岁，平均退休年龄不到55岁。而美国男女退休年龄均为67岁，日本、法国、韩国均为65岁。 第五，未富先老。相较于世界上其他已经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候，经济发展水平远低于其他国家，物质财富的积累还不能满足高品质的养老需求。 解放周末：上海作为我国老龄化最严重的城市之一，主要面临哪些挑战？ 汪泓：上海是我国老龄化发生最早的地区，比全国提早了约20年。目前上海60岁以上户籍人口为542万，初步推算，至2035年，上海60岁以上户籍人口将达700万左右。人口老龄化已成为上海未来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 随着人口的快速老龄化，上海的老年抚养比（注：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中老年部分对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用以表明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要负担多少名老年人）日益加重。到2021年末，上海市15岁—59岁劳动年龄人口抚养60岁及以上人口的老年抚养比为68.7%，相当于1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1.5个老年人。由此，造成财政支出负担加大，同时也加重了家庭经济负担。 急速的人口老龄化还造成养老服务供需矛盾凸显。一方面，老人对中端的、性价比高的养老产品需求较大。目前上海存在高端养老机构床位过剩而中低端养老机构床位不足的情况，难以满足大多数老年人的需求。另一方面，上海养老服务人员紧缺。目前上海市仅有6.5万名具有一定专业能力的护理员，而66.5%的护理员在50岁—59岁之间，83.95%的护理员仅为初中学历，总体上呈现出高年龄、低学历的特点，无法满足高质量养老服务的需求。 规划养老生活，须树立全生命周期的财富管理理念 解放周末：对于养老而言，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是，养老的钱从哪里来？养老的钱够花吗？ 汪泓：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我这名“60后”也很关心。1991年我国出台了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规定基本养老金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共担，其中政府负责兜底，企业和个人从工资中按比例交付。我记得职工退休金从最开始的800元逐年增加，到现在全国城乡职工的平均退休金达到3500多元，一路走来，建立起了基本的养老保险体系。 目前，国际上普遍采用的养老金制度模式是养老三支柱模式。第一支柱即基本养老金，第二支柱是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的职业养老金计划，也就是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第三支柱是个人养老储蓄计划，这是一种独特的个人投资理财方式。 为了进一步提高养老金水平，把蛋糕做大，我国也开始建立养老三支柱体系。 解放周末：目前我国养老保险的三支柱体系格局如何？ 汪泓：当前我国的养老三支柱体系存在着发展高度不平衡的结构性问题：第一支柱基本养老金覆盖全国10.3亿人，规模达到6.8万亿元，占比高达65.76%；第二支柱职业年金和企业年金缴纳人数为7200万人，规模达到3.54万亿元，占比为34.23%；第三支柱个人养老储蓄规模只有4亿多元，占比仅为0.01%。可以说，第一支柱“一支独大”，第二支柱发展不足，第三支柱仅仅处于萌芽状态。 解放周末：最近国家出台了个人养老金制度，属于第三支柱范畴。这个举措有什么重大意义？ 汪泓：2022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动个人养老金发展的意见》，标志着我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诞生。与国外纯商业化的个人养老金不同，我国的个人养老金制度是从中国现有的国情出发，由政府政策支持、个人自愿参加、市场化运营的社会保障体系。 刚才说到养老的钱够不够花的问题，从个人来讲，目前的基本养老金可以保证基础的生活需求，但是想要在退休后拥有更好的生活质量，还需要从年轻时就增加养老方面的投入。 我们来算一笔账：如果一个年轻人从工作开始，就制订长期的养老储蓄计划，每个月存1000元，一年总共1.2万元，国家提供税收优惠，由专业机构运作，假如每年保持8%的收益率，30年后退休时个人养老金账户的金额将达到240多万元。 所以说，要想规划好自己的养老生活，最好树立全生命周期的财富管理理念，这样才能为老年生活提供更为丰厚的回报。 符合老年生活需求的养老新模式，可积极推广 解放周末：中国养老模式经历了怎样的变迁？您预测未来的养老模式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汪泓：中国人的养老观念多受传统的孝道文化影响，往往依赖“养儿防老”，也就是老年一代与年轻一代之间的“代际契约”。像我的父母就不愿意住养老院，我曾经动员他们住到养老院去，星期一送他们去，星期五再接他们和我一起回家，但是我老妈老爸就是不去。我父亲今年95岁，我母亲93岁，一直和我一起生活，其乐融融。 目前，我国多数老年人依然选择居家养老，已经形成了“9073”的格局，即90%左右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左右依托社区支持养老，仅有3%的老年人入住机构养老。 未来，中国人的养老模式将会更加多元化。一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少子化成为主流，导致家庭结构小型化，从而逐渐弱化了家庭养老和照料的功能。另一方面，我国老年人的经济能力不断提升，不少老年人有钱有闲，养老需求更加趋于多样化。比如目前出现的“抱团式养老”“互助式养老”等养老模式颇受欢迎。 这类养老模式至少具有以下几点意义：一是有利于缓解传统养老模式单一固化的局面。二是能够有效促进“积极老龄化”。三是可以弥补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短板，降低养老成本。这些符合老年生活需求的养老新模式，可积极推广。 解放周末：一项调查显示，超五成老年人处于“独立居住”的状态。相应的社区养老服务体系应该怎样建立？ 汪泓：老人独居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因为子女长期不在身边、无子女照料等被迫独居，属于被动独居状态。另一种是部分老年人的经济能力、居住条件和健康状况较好，追求高品质生活而走向主动独居。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不少独居老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无人陪护、无人慰藉、就医困难等问题。 面对这种现状，首先，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完善相关法律规定。其次，要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尤其是发挥“15分钟养老服务圈”的社区养老保障作用。此外，还可以运用互联网技术搭建智慧养老服务体系，为老人居家养老提供更多便利。 我们研究院此次发布了应对老龄化社会政策研究报告集《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高质量发展》，其中有一篇报告提出了推动实现精准化为老服务的决策建议。我们建议，应该精细划分老年人群，为老年人提供有差别的、个性化的精细化养老服务。对于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人群，可以按照年龄标准（低龄老人、中龄老人、高龄老人）、家庭结构标准（失独老人、空巢老人、独居老人等）、自理能力标准（完全自理、半自理、完全不能自理）等划分为不同类别的群体，为老年人提供精细化养老服务。比如，对于那些有心理服务需求的老人，可以提供上门陪聊、陪读等服务，以提高老人的生活质量。 解放周末：在居家养老方面，国外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汪泓：为缓解老人居家养老带来的尊严失落和缺乏精神慰藉等问题，国外采取了一些法律措施。比如：英国政府以法令的形式明确强调情感交流的重要性；日本制定了《老人福利法》和《老人保障法》，重视家庭在养老中的重要作用。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政策引导的方法，对家庭成员照顾老人给予补贴和优惠政策。比如，美国建立了老年营养项目（ENP）和家庭照料者支持项目（NFCSP）。这些做法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挖掘老年红利，充分发挥“年轻老人”的潜力 解放周末：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近2.7亿老年人口中，有28%的老年人有闲、有钱、有能力消费，他们将是“银发市场”重要的消费力量和推动力量。应该如何充分发挥这些老年人的作用呢？ 汪泓：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发布的《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在2014—2050年间，我国老年人口的消费潜力将从4万亿元增长到106万亿元左右，成为全球老龄产业市场潜力最大的国家。 当前，我国老年人的消费需求正在向高水平、高层次和多元化方向发展。富有潜力的银发经济主要包括：一、优质的家政服务；二、旅游市场；三、老年教育，未来，线上老年教育平台或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四、老年人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另外，在我国，60岁—70岁的“年轻老人”占到老年人口的55%，这意味着我国存在相当规模的老年红利。这部分老年人受教育程度高、潜能大、经验足，实际上是潜在的高水平、高质量的成熟劳动力，特别是以医生、律师为代表的专业人士。这些“年轻老人”还具备很强的行动能力，他们不愿将自己束缚在家中，很愿意参与各类社区工作和公益活动。 因此，应该搭建各种平台，积极发挥“年轻老人”的作用。比如，上海宝山地区社区法律援助志愿者中，60%以上的志愿者都是“年轻老人”。此外，可以借鉴国外“时间银行”的做法，积极推动“年轻老人”为高龄老年群体提供各种帮助，当“年轻老人”变老之后，再由下一批“年轻老人”来帮助他们。这样不但巧妙地解决了老年人口的护理问题，同时也弘扬了尊老爱老的社会风尚。 为社会保障与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力量 解放周末：近日，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正式成立。作为一所全球顶尖的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为什么要在当前着重展开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方面的研究？ 汪泓：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1994年在上海浦东新区的沃土上诞生的。我们的愿景是融合中西教育、研究和商业实践，促进知识创造和知识传播，推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成为全球最受尊敬的国际商学院。 当前，面对全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趋势，我国社会发展进入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新阶段，社会保障制度发展也面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要求。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的成立，也体现了我们作为一所国际商学院积极践行社会责任、发挥学术引领和思想引领作用的使命。研究院将基于“中国深度、全球广度”战略定位，聚焦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融两个领域，深入开展学术理论与公共政策研究，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解放周末：研究院成立之时，还同步发布了一批研究成果。其中有哪些亮点？ 汪泓：一是《中国健康人力资本：测量预测与发展战略》一书。该书是我领衔的学科团队在教育部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基础上出版的专著。我们经过一系列论述、分析、测量、比较和预测，提出了2050年我国实现健康人力资本强国的战略目标、实践路径和行动方案。 二是刚刚提到的《新时代社会保障制度的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集。该书是在我和研究团队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政府参事室重点项目、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重点项目等系列研究报告的基础上汇编而成的，对如何应对社会保障和养老的新趋势提出了可行建议。 今年我还担任了研究阐释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作用机制、实施效应及优化路径研究”首席专家。我们要对健康中国建设的成效进行全面评估，并提出新的见解。未来，中欧社会保障与养老金融研究院还将发挥中欧多学科、跨领域等学术优势，追踪国际社会保障和养老金融市场的发展趋势，研究各国社会保障制度模式的经验；汇聚国内外学界权威专家、国家政策制定部门、国际高端智库机构和养老金融企业家等各方研究力量，搭建国内外社会保障研究的学术网络和交流平台，为社会保障与养老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库力量。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