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封城前那个经济繁荣、井然有序、岁月静好的上海滩，怎么一夜间就变成了管理失灵、形同抽风的上海瘫？严厉封控之下，物资供应、医疗救治等方面的漏洞，多得跟筛子一样。市民打电话反映各种民生需求，要么打不通，要么得到的回答永远是复读机式的报上去了，还没消息。而且连日来，尽管各种突破人们想象力的悲剧和荒诞剧不断刷屏，情形依然不见根本性好转。 很多市民因长期封控在家，缺食少菜而面临饥荒，尤其那些不会上网不会抢菜的独居老人，更是一筹莫展，有的甚至陷入断粮绝境。不仅如此，一些平时生活条件优渥，从来没想过这辈子会为吃不上饭而发愁的人们也开始着急忙慌了。 比如，复旦、华东师大等高校部分教授、离退休老师因物资短缺而上网发帖求助；又比如，这两天台球天后潘晓婷吐槽菜价贵得离谱，每天光菜钱就要2千块，为了抢一波新鲜的菜，还把拇指弄断了。 除了吃的问题，有的市民遇到家庭缺药和突发急症、重症，这种人命关天的大事，也往往处于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处境。 有母亲因为孩子发烧求助无门，而被迫在半夜挨家挨户敲门求药，带着哭腔问谁家有退烧药能不能给我一点。更有不少急重症病人要么约不到120，要么找不到接收医院，要么送到医院因为要等待核酸检测结果而被拒之门外，有些病人，还没等到核酸检测报告，先等来了阎王爷的邀请函。甚至发生了小提琴家陈顺平这样因为就医被拒疼痛难忍，而选择跳楼自杀以求解脱的极端情况。 包括某些方舱医院的管理配套服务也是乱得不像话，各种奇葩事件令人叹为观止：没厕所、没水用，吃饭和被褥要靠抢，一个女人的床位居然安排在一堆老爷们中间还不能换，还有人因为方舱条件恶劣得不到改善而爬上高架威胁自杀，诸如此类。 还有很多外地援助的蔬菜、肉蛋等生活物资，堆放在仓库或露天无人过问，最后坏掉、烂掉，白白浪费，看了不能不令人心疼，让人愤怒。  这让很多吃瓜群众着实看不懂，为什么一个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的国内一线城市，遇到疫情封控，管理水平一夜间退化到近乎瘫痪，简直连内地二三线城市都不如了呢？ 你说管理瘫痪吧，他们一方面静如瘫痪，可另一方面又动若癫痫，各种缺乏同情、毫无理性的防疫骚操作层出不穷。 比如，多位感染奥密克戎后出现轻症的患者，居家隔离多日，感觉已经痊愈了，却被要求去方舱医院，患者提出先做核酸，阴性就不必再去。得到的答复是，必须去方舱，只有在那里检测阴性后才算治愈。这很不科学！方舱医院本来就人满为患了，还非要在不做任何检测的情况下，把完全可能已经转阴的病愈者再送进去，占用稀缺资源不说，还使其无端增加了再次感染的风险。 比如，货车车门上，封条贴得比林振英封僵尸的符还多。意义何在？非要每个部门都贴一张封条，才能证明自己的工作做到位了？ 又比如，有些市民因封控太久，下楼来透透气，或因家中缺吃出来寻找食物，一旦被防疫人员发现，轻则喝斥，重则怒骂不止，甚至拳脚相加。 更夸张的是，以“自杀式物流”支援上海的京东，因为不是“保供单位”，便遭遇营业部被城管封闭、派送小哥无法进入小区，入住保供酒店被赶出门等种种妖蛾子来。 还有日复一日的全员核酸，真的有必要做得这么密集吗？谁能保证天天封控在家不允许踏出家门半步的市民，不会因为扎堆做核酸而感染病毒？ 种种缺乏理性、尊重和说服力的乱作为、瞎折腾现象，与市民正当需求得不到回应和解决相对照，更加显得迷之混乱，以至于有码农认为，这次上海防疫出了很多死循环案例：让工厂复工，却又要求后果自负；让大家足不出户，却不能解决吃饭问题；号称居家隔离，却又一窝蜂扎堆做核酸；没病的在家翻来复去查核酸，突发疾病的要进医院却找不到地方做核酸以至延误治疗。上海有这么多写代码的程序员、架构师，被关在家里抢菜，却让一些智商只有80的人来做防疫的顶层设计。 死循环确实不假，但说上海疫情乱象就是因为管理者、设计者智商太低、能力太差，这点我倒认为值得商榷。依我看，上海抗疫的这盘大棋，之所以下出了愚型，根本问题不在于智商和能力，而在于问责机制！ 要不然，就很难解释，为什么疫情之前，整个城市管理有条不紊，为何疫情一来，就彻底乱套，形同瘫痪。虽然非常态的管理难度更大，对管理者的管理能力要求更高，但显然不至于有如此巨大的差别。 所以，我认为首要问题是出在问责机制的过度扭曲，防疫挂帅，防疫数据压倒一切，原有的综合考评机制彻底让位于“动态清零”的单一问责机制，以至于严重扭曲了正常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架构，使得责任真空和责任重叠同时存在于同一时空，于是，就出现了“静如瘫痪，动若癫痫”的混乱现实，该作为的不作为，不该作为的乱作为。 疫情之下，“动态清零”的防疫目标拥有了一票否决的至尊地位，疾控中心、卫健委等相关防疫机构骤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但二者并不有具备全线对接城市管理体系的能力和机制，他们双双深度介入，使原有的金字塔管理模型被打破，而新的横向管理模式却难以建立和理顺，于是整个城市管理陷入九龙治水的混乱局面，每个机构都只从本部门考虑，如何保证不踩防疫一票否决权的雷，优先保证防疫管控不出问题，其余的事项就退而求其次甚至被抛诸脑后了。而基层居委会等组织，因为直接面对群众，手中掌握的资源和职能又很有限，于是更觉压力山大，他们一边觉得生产队的驴都没这么累，一边又无力解决居民实际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前有徐汇区永康街道居委会人员在接到居民诉求电话后崩溃，表示自己也快撑不下去了，说不定哪天就退出；后有虹口区卫健委基层官员钱文雄在办公室自杀身亡。每个人都在承担空前的压力，但每个人又似乎被一道无形的绳索捆绑着，难以使得上劲。 同时采购过程中约束机制松弛，又使得非常态下的一些机构获得了更多的权力寻租空间。如车辆通行证权限一度下放到居委会，结果迅速被大量卖出，导致封控的上海居然出现了塞车现象，于是又急忙把权限收回。可见这种临时机制下，权力的归属有多么草率和随意。 管理学有句名言：“人们不会做你希望的事，只会做你检查的事。”疫情之下，一切都围绕着“动态清零”这一目标转圈圈，其它事项虽然也挂在嘴上，却并不构成真正要紧的问责事项，所以各级官员才只会重视将被上级问责的清零工作。而其他事项，即使上级希望他们继续做好，也会因为问责无力而被搁置，最终形成今天这种混乱局面。 古罗马有位国王叫皮洛士，他在一场血腥战斗中获得了胜利，却损失了大半精锐部队。当他望着尸横遍野的战场，禁不住感叹：如果再来一场这样的胜利，我就完蛋了。这个故事被后人称为“皮洛士的胜利”。 “动态清零”方针下，如何做到清零工作与其他城市职能的平衡和协调，是一个重大课题，如果因为切面追求清零而忽略了其他重要的民生工作，那么，不等奥密克戎击垮城市的医疗体系，错位的问责机制就将击垮城市管理、经济发展和民众信心。而我们最终赢得的，不过是一场“皮洛士的胜利”。 （本文源于网络，并不代表本网站观点，仅供探讨交流） 责任编辑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