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本轮疫情从2022年3月初的华亭宾馆隔离点病毒泄露为起点，病毒种类的新冠奥密克戎BA2变种。这个变种感染后大多数反应轻微甚至无反应，特别是在打过疫苗的人身上无症状比例极高。以一个月来的上海数据看被发现时处于无症状状态的占95%以上。无症状带来的优势就是隐蔽性极强，非常方便其大规模传播。同时病毒变异方向也是增强传染性，所以传染能力是2020年武汉版本是很多倍。以具体数据举例，3月25日，浦东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核酸筛查，结果查出阳性（含确诊和无症状感染）1915例，而前一天没有进行大规模筛查的情况下，浦东报告阳性只有193例，其隐蔽性可见一斑。 上海本轮防疫迄今大致分为两个阶段，3月28日之前为第一阶段，3月28日开始是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阳性人数逐步增加，3月起累计本土阳性在3月6日破百，在3月15日破千，3月26日破万；日增本土阳性在3月13日破百，在3月24日破千。这一阶段上海采取的是逐步从轻量级的封楼升级到中量级的封小区为主的政策，但无法阻断病毒传播，阳性人数节节攀升。城市自持能力因为越来越多的小区被封逐步减弱，全国性快递很多将上海从可选节点中删除，外地物流向上海的供应被削弱，但尚未完全封闭。 第二阶段，3月28日上海开始封城进行全民筛查，先从浦东、浦南以及崇明开始，4月1日扩大到浦西。由于被封小区还是不断出现阳性，政府怀疑是物流引起的传播，也的确发现了个别阳性人员提供或者递送的物资导致传播的例子。基于这一认定，政府下令生鲜和餐饮快递公司如美团、饿了吗、叮咚、盒马等等被禁止再提供服务，同时由于快递人员也大批量被封在小区，物流公司也没有人力来支撑到户物流了。这一政策的实施使得防疫操作开始危及市民基本生活了。一夜之间，上海食品特别生鲜类的价格暴涨。 最近关于“动态清零”还是“与病毒共存”的争论很多。两个观点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从疫情角度来说都是为了减少大家受疫情的影响，其核心争论背后的焦点在于我们谈的“病毒”是指什么，是“新冠病毒”还是“高死亡率病毒”。如果这个定义没有说清楚，那么基本就是鸡同鸭讲，各谈各的，自然找不到共同点。这个点定义背后折射的是“同名病毒的不同变种是否应该一视同仁”的问题。如果能在这个问题上统一认识，相信政府、学界将能够很快在下一步的应对政策上统一起来。 上海这次疫情应对的实践同样是值得深刻反思的。这是一次对巨型城市应该如何应对快速传播病毒的大实验，是以3000万上海定居者痛苦经历换来的，希望能对中国城市治理体系、灾害特别是流行病防疫应对策略提供有价值的经验。 封楼、封小区、封城是中国防疫实践中三个级别的应对措施。从上海此次实践看： 封楼：对于目标明确的感染户效果最好，封楼7天后再出现染病户以外的传播概率极低，而且因为不涉及供应链破坏，居民生活基本没有问题。但对于无症状人群的传播基本没有影响力。“精准防控”本身并不是没有依据的。在上海，由于房地产开发充分，大多数家庭都在20年内搬过家，所以邻里关系普遍不紧密，所以邻里传播主要是因为公共区传播，比如楼道、电梯，而非串门。所以如果能保证楼道内的人足不出户，同时对感染户和公共区消杀干净，那7天内楼道清零可能极大。上海小区的管理虽然参差不齐，但如果目标明确，操作流程和规定清楚，加上市民防疫意识普遍较好，还是可以速战速决的。这点在疫情初发期还是很有用的。 封小区：它能将传染源控制在小区内，但如果没有连同执行封楼，那么对小区内传播基本无法控制，至少这次在上海操作的效果并不好，上海被封7天后还能不断出现阳性的小区比比皆是。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没有足够的生活保障配套，居民被迫自行出户买菜扔垃圾，期间出现密接机会仍然很高。 封城：它虽然能切断对其它地方的传播，但在城市内的控制效果很难把握，依赖于更小单位内的具体操作。而且封城期间怎么保证基本生活物资的物流、怎么在人力资源也被封掉的情况下来维持城市基本功能、小区基本功能，这都是对政府领导者决策力、政府机构执行力的严峻考验。封城本意是在病毒大规模扩散情况下阻断病毒传播链，但具体操作时，往往不但未能阻断病毒传播链，反而成功切断了城市供应链。上海这波防疫最大的败笔就在这一点。 上海第一阶段防疫时，上海市民的关注焦点还是在怎么防止被传染上。但自从第二阶段防疫开始，上海市民的关注焦点立即变成了怎么能搞到菜，而防疫反倒退居二线。这与政府的意愿是背道而驰的。上海抗疫是怎么搞成这样的呢？关键在于上海第二阶段的抗疫决定中包括所有生鲜电商全部停止的要求。 一个300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每天的生鲜食品需求量按每人每天一公斤算达3万吨。上海之前花了十几年才建成了“菜篮子”工程，来支撑这个城市的生鲜供应线，使之在市场机制下能正常运作。 在第一阶段，很多小区即使被封超过一周，仍不断出现新的阳性家庭。同时上海出现了几起生鲜电商人员阳性的案例，因此决策层认定疫情传播与生鲜供应链中的阳性有关，所以决定对生鲜供应链下手，将关停生鲜供应链作为第二阶段的主要决策之一。这个决定明显是仅片面考虑防疫而没有考虑民生问题做出的，是一个堪比第五次反围剿时一样荒谬的决策。 一方面生鲜快递人员被大批封禁在家，另一方面市场上的主流生鲜企业被禁止运作。这两招把市场正常的物资供应链打断了，物资到户的最后一公里丧失了功能。虽然各级领导反复声明将会发物资，但在市场运输能力被摧毁的情况下，要把物资发到上海的1千万个家庭谈何容易。我们来计算一下：要每天运送3万吨生鲜，以4吨载重的卡车运输，以每辆卡车一天运送5次计算，需要1500辆卡车，这意味着要至少1500名卡车司机。物资最后分装到1000万个包裹中，以每个包裹耗时1分钟、每人工作8小时不停歇计算，也需要约2.1万个打包员。这些还都不包括防疫人员的人员占用、日常管理人员的占用。如果算进去，没有10万人是办不下来的。在一个市场化时代，政府突然要取代市场来承担如此大城市的大规模物资分发工作，还是在本地人力资源无法动用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外援力量，那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事实上，虽然已经被封了一个月，我们小区也只收到过一次政府食品发放，勉强够吃一天。于是，在这个中国第一大城市，也是最发达的城市里面，一边是仓库里面的生鲜和外地援沪物资成批烂掉，另一方面小区里面的人买不到生鲜。“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情况时隔60年再次在上海爆发。 那以这样的物资供应能力，谁还能真的相信市政府的承诺？于是，3000万人陷入食品恐慌之中。 你让人民群众天天待在家里，但衣食不愁，那大家还可以忍；你让人民群众没东西吃，谁能忍？同样被关在小区里面的小区管理人员也是要吃饭的，何况很多小区已经被封很久了，上海人家里的库存普遍都不可能挺得过一个星期，什么都可以不管，但吃饭问题必须得管。去问问叙利亚人民吧，为了吃得上饭，他们会怕外面疫情吗？ 3.28封城规定一下达，小贩们随即通过各种渠道把菜搞进小区高价贩卖，但仍被抢购一空。即使是半夜，小区的小贩摊前也会排起长队，只求能买到一份限量供应的蔬菜。小区里的房产中介、理发店等没有生意的商家也立马改为卖菜。由于市场管理人员也进不了小区，即使ZF号称要打击乱涨价，但其实根本无人执法。于是生鲜价格在两三天就翻了一倍以上。大批食品供应商也不放过这个价格暴涨的机会，开始在微信群里大批开展小区团购业务，一时间全民抢菜、全民组团成为一个上海人的生活焦点。 而最受伤的是那些身边无子女照顾的老人，一方面他们对于手机使用大多相当陌生，无法参与这类自救行动，另一方面他们最需要的体力帮助、医疗服务都不再存在。 但船大调头难，政府的口号中仍然是抗疫第一，仍然视生鲜物流如仇敌。不断出台各种规定，向市场自发出现的新物流渠道狠狠地砍去，唯恐去之不尽。快递稍有恢复，就又封禁快递，出现了团购，政府就封禁团购。 但这些规定除了进一步加剧物资恐慌，没有任何正面作用。为了能抢到菜，市民根本不在意正常的社交距离规定。同时为了能卖到难得一见的高价，各种野生供应商和小贩通过在没有任何防疫措施的渠道运入生鲜物资。其结果是，一方面，第二阶段封控措施不但没有能堵住疫情的扩散，反而加剧了疫情的传播。3.28日上海检出阳性4477例，而到4.8日，封城12天后上海检出阳性23624例。另一方面，政府威信和信用严重受损，宝山个别社区已经出现群体事件。孙总理在浦东某小区考察时，居民们群声高呼“我们要物资”。  上海的教训是惨痛的，值得深刻反思。 首先，对于任何一个做过工程的人来说都有这样一个常识：一个系统的替换必须“先立后废”，即你必须先建立了替代体系才能废止旧的系统。为什么一个以中央委员领衔管理的城市还会出台如此欠考虑的决策？我们的城市管理层是否真的有与其职位相符的城市管理能力、灾害管理能力？城市管理是一门复杂的工程，需要大量专业知识来支撑，对于大型、巨型城市尤其如此。这几十年来，中国总体上在战略层的正确领导下基本平稳的，平稳的环境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也由于民间经济的发展，你很难区分一个地方的发展成绩是由于民间的自然发展还是由于地方领导的领导能力，在那些本身发展就不错的地方尤其如此。可以说良好的发展掩盖了一些领导管理能力的不足。而一些特殊事件的处置往往能体现出领导者、组织者的能力。而不知民间疾苦，恰恰是脱离群众的具体表现。上海这次的抗疫情况恰恰是一个难得的考察官员执政能力的机会。 其次，在全世界许多地方，城市最高领导者的职位往往成为一个政治职位而非专业职位，人员也是不稳定的，但一个稳定的专业城市管理和灾害处置团队将避免这种变动过大地影响一个城市的管理水平。城市管理学是一门屠龙之技，因为管理城市的权力基本不会交到专业人士手中，而要获得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职位也并不依靠当事人的城市管理能力，而是靠关系、靠个人忠诚度。如此，要确保城市管理专业化几乎是无解的。但对于中国，这应该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政府的治理能力的确还是有欠缺的，这一点我们不会否认。但干革命就是要解决问题，使事物向更好的方面发展，也正是这种不断自我批评自我完善的能力，使我们能走向更好的未来。 第三，在几乎所有国家的抗疫政策制定普遍都是由医学界人士和社会治理人士共同参与制定的。这是因为高死亡率疾病和基本生活保障缺失都能导致大规模的生命丧失。事实上，生活基本物资（比如食物的缺乏）导致的死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高于疾病导致的死亡的。如果防疫导致的次生伤害导致的死亡数高于疫病导致的死亡数，那这个防疫政策也是失败的。生命权的保护不应片面解释成疫病防治，也应包括基本生活保障和其它疾病的治疗。 责编晓歌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