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新闻：为期两周的联合国第26届气候大会在最后关头达成协议。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特约评论员 吴蔚：2016年4月22日，各国代表在联合国总部签署《巴黎协定》。时任美国国务卿克里怀抱外孙女在协议上郑重签字的照片成为那一天广为传播的头条新闻。那么五年过去了，人类在气候问题上向前走了多远？我个人认为，是向前迈出了一步又后退了半步。

积极面在于，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提前实现了此前承诺的2020年减排目标，并且郑重向世界宣示了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消极面则在于，美国人民选出了一位特朗普总统，上台后不久便带领全球头号发达国家退出了《巴黎协定》。因此，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开幕时致辞称：“末日的时钟正指向午夜前的最后一分钟。”国际舆论也普遍将此次气候峰会视为“人类拯救世界的最后一次机会”。

《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约定将全球变暖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极值为何定在1.5摄氏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234名科学家认为，1.5摄氏度的变暖情景“是人类唯一可以生存的未来”。超出了这个极限则意味着北半球夏季被野火烧焦的地区将增加62%，世界上三分之一的哺乳动物将失去栖息地，长达4至10个月的干旱将会更加频繁。

既然问题如此迫切，缘何协议拖到最后才达成？这就得从“公平”二字说起。

气候变暖的问题从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开始逐渐凸显，真正从源头上看，美英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是人类最早的环境污染者。权威数据显示：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开始到1950年，在人类释放的二氧化碳总量中，发达国家占了95%；从1950年到2000年的50年中，发达国家的排放量仍占到总排放量的77%。那么当发达国家普遍完成了产业升级转型，将污染产能转移到广大发展中国家，自己拥抱起清洁能源的时候，却倒打一耙地指责起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起减排责任”。人们自然会反问：环保议题是不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套上的紧箍咒”？

1997年，“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被写入《京都议定书》，国际法正式予以裁量：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问题上负有共同责任，但彼此的责任有所区别。在此后的数次气候峰会上，各缔约国达成共识：发达国家应该为发展中国家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的减排补贴，这项承诺应该在2020年前兑现，但至今未见踪影。

此刻回顾习近平主席前不久在二十国集团罗马峰会上的视频讲话，你会有醍醐灌顶之感，他说：“全面有效落实《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要坚持联合国主渠道地位，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为基石，以国际法为基础，以有效行动为导向，强化自身行动，提升合作水平。”

直新闻：另一方面，中美在大会期间发表的《联合宣言》起到了关键推动作用，为何在许多国际协议上，各国普遍关注中美两国的互动细节？您如何解读解振华特使那句“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的政治意涵？

特约评论员 吴蔚：气候问题表面上看是环保议题，但它的底层逻辑是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置于国际关系舞台上就是一个国际政治问题。国际减排承诺从博弈主体上看，主要有三个利益攸关方：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广大欠发达地区，三方主要围绕减排责任的公平性展开博弈，争吵最为激烈的谈判桌就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广大欠发达地区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发展中国家这一边的，因为他们即将面临同样的压力。

这个博弈过程中，不少国家抱着“搭便车”的心态采取观望态度，“领头羊效应”就此产生。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的领头羊美国，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中国分别采取怎样的态度，作出了怎样的表率，其他国家就会相应调整自身的策略。因此，气候问题又是一个由中美两个大国共同主导的国际政治问题，它的成败很大程度就看这两只领头羊是并驾齐驱还是背道而驰。

因此，当中美两国在格拉斯哥峰会闭幕期限到来前夕发表《联合声明》，世界各国都长舒了一口气。美方特使克里甚至将此次中美达成共识的时代意义与1986年美苏领导人的冰岛雷克雅未克会晤相提并论。中方特使解振华指出：中美合作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中美合作可以办成许多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

事实上，“领头羊效应”不仅出现在气候问题上，还广泛外溢到了全球经济形势、安全形势以及国际公共卫生等领域。“不希望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政治表态不仅出现在东南亚国家，还回荡在欧盟内部。中美关系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了世界许多国家政府的决策选择。

这让我想起今年9月10日习近平主席在电话中对拜登总统说的那句：中美分别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中美能否处理好彼此关系，攸关世界前途命运，是两国必须回答好的世纪之问。

直新闻：那么围绕中美关系的“世纪之问”，美方给出了怎样的回答？随着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临近，您如何展望中美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关系前景？

特约评论员 吴蔚：正如习主席在电话中谈到的：中美关系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选择题，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必答题。随着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在即，国际舆论的聚光灯不约而同地照射过来。会晤的约定官宣后，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约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按照外交惯例，两国元首会晤之前总会有一场高级外交官的会晤，既是提前设置议程，更为外界阐明了对话的总体基调，做好预期管理。王毅与布林肯这通电话，就是这个作用。

我留意到，双方不约而同地认为这将是一场举世瞩目的对话，王毅说：“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都希望会晤取得对两国和世界都有利的结果。”布林肯讲：“美方期待在会晤中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与中方分享对双边关系的看法，共同向世界发出强有力的信号。”由此可见，“世纪之问”由中美双方共同回答，听众却是全世界。

王毅特别在电话中点出美方近期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错误言行，在我看来，中方这是在明示美国同事，台湾问题将是元首通话中绕不开的话题，美方必须做好心理准备，在对话中给出符合中方预期、符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提纲范围内”的合理回答。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台湾问题成了中美关系“世纪之问”下分值颇高的一道必答题。

实际上这也很好理解，早在今年7月底的中美天津会谈期间，中方就向美方亮明的三条底线，就包括美国不得侵犯中国国家主权，更不能破坏中国领土完整。

而中方提出的两份清单也被视为主动为美国提供了改善中美关系的路线图。美国文化里有To do list的习俗，完成一项打个勾，有待完成的时时自我提醒。中方用具体而明晰的“清单制”直白地给美方指明了相向而行的方向，有待于美国朋友“管住嘴，迈开腿”。

更何况，在G20罗马峰会、在格拉斯哥气候峰会上，中方一再向世界释放出正面信号，在美方十分关切的气候议题上释出了诚意，拜登将如何践行他所说的“负责任地管理中美关系”，现在球传到了他的脚下。

作者丨吴蔚，直新闻高级主笔，深圳卫视《直播港澳台》特约评论员。

责编：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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